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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写出他的巅峰之作《鹿鼎记》后，忽然宣布封笔，飘然退出江湖，
这是一种人生；乔丹在经历了一次复出的光荣后，在其四十几岁的高龄，再次无所
畏惧地回到铁马金戈的NBA 战场，在他身上，你完全看不到那种对自己“一世英名”
的小心翼翼的爱惜，这也是一种人生。这两种人生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对我来说，
我更加推崇后者。乔丹在篮球场上再次成功了，但即便他没有成功，即便他在一群
青年才俊面前一败涂地，他也仍是英雄，因为他有着英雄才有的气魄。
霓虹下的一把刀子
今天翻报纸，才知道崔健前几天来到了哈尔滨，他的演唱会的报道也刚刚见报，
作为深受崔健影响的那一批人中的一员，我居然毫不知情，这未免有点讽刺。去追
问一个同学，他说他知道，但是票价太贵，就没告诉我，我后悔不迭。说实话，我
也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红旗下的蛋》之后的作品，也和他们一样，心里只
有从前的那个“好像一把刀子”的崔健，而把现在的崔健看作江郎才尽。但我还是
想去现场，真正地感受一下这个我曾经心目中的英雄。
两年前，哈尔滨举办“原创摇滚”演唱会，几个小流氓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呐喊，
说实话，除了他摔吉它的潇洒动作外，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落了俗套，陪
我一起去的是班里最漂亮的姑娘，我都已经分不清这到底是流氓大会还是温柔乡里，
更甭提什么摇滚精神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曾经有一段真诚……我是想
说，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没有什么摇滚了。
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折的那个时期是那么的让我们怀念，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天
下，流氓无产者王朔挥舞着两把板斧砍向那些约定俗成的道貌岸然。长发的唐朝追
问着“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愤怒的崔健则发出了“最后一枪”的呐喊。那时，我
还是个小屁孩儿，正是学知识长身体的大好年华，当然不能亲身的参与这一切，但
几年之后，我从录像资料中看到了崔健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情景，青年们穿着
现在看来“老土”的衣服，尽情的欢呼歌唱，沸腾的人群中三三两两地点缀着几个
一脸严肃的警察，却没有一个人去看他们。那时的崔健脸上还没有现在的沧桑，他
不漂亮，但英气逼人，他呐喊完了“一无所有”，独白完了“一块红布”，又呢喃
起了他的“花房姑娘”。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迷失了，方向。
你让我留在这地方，你让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
我已经回到老地方，我已经走在老路上，可是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你了，姑娘。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我险些落泪，我们知道崔健是先锋，是战士，也知
道愈是坚强的人，他的内心也愈敏感。我们在王朔的小说中能读到这样一个段落：
一个小流氓听崔健唱到“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感慨地对他朋友说
：“你看看人家，这才是爱情，连追求和自由都可以交出去，要是我，能交出这月
工资就不错了。”
这是王朔的调侃，他对崔健严肃的评价是：看到崔健，我们忘了我们是没有追
求的一批人，我们把崔健的奋斗当成了自己的奋斗。
这种心态当然不太好，但至少，我们的心仍未冷却。
今天的情况全不一样了，那天看到三个小白脸甜蜜蜜地唱道“我们尽情地摇啊，
我们尽情地滚。”我的拳头差点迁怒于我家的电视机。当那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光头
掏着心窝子一遍遍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摇滚死了。
我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听到了崔健的歌，我也和王朔一样把他的追求当成了自
己的追求，如果我今天还算是个没有失却灵性的人，崔健当在我应感谢的人之列。
现在，崔健来到了哈尔滨，他走进大学的体育场，大学生们的冷落让他慌了神，
他唱了几首之后，台下就有人打起了呼噜。我们音乐城的公民们总在音乐会上作出
一点奇怪的事，前一阵子丹尼尔先生在哈尔滨拉小提琴，拉到一半时琴声忽然被一
片掌声淹没，我在台下很不好意思。当然，别的城市也未必会好到哪里去，中国遍
地的靡靡之音足以作证。
什么是摇滚精神呢？我觉得就是对体制的叛逆，对自由的追求，当然，这种追
求是个体的追求。就像王小波说的：“如果中国有自由派，就以我辈始。”
崔健不是隐士，不是只关心自已精神世界的艺术家，当流行文化全盘崩溃的时
候，崔健也就成了一个笑话。
摇滚死了，崔健还活着，他在一片无神的目光中继续歌着，像霓虹下的一把刀
子。
没有看到崔健，于是写此篇，为摇滚精神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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