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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独立自由完整的后代
──《曾国藩教子书》批判
在课堂上的精神教育日趋虚伪化、泛道德化的今天，青年的精神成长不能不更
多地依赖家庭教育，然而，我们传统的家庭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本文通过对《
曾国藩教子书》的点评，希望扭转某些不良的惯性思维定向，在教育后代方面建构
一些新的东西。
关于《曾国藩教子书》，向来是与《傅雷家书》并列为教育后代的两大经典，
可见是颇有影响的。该书《编者序言》评价是：“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
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曾国藩的教子方式，集中体现在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
在“为后人服务”崇高使命感的鞭策下，我一字不漏，好不容易读完全书，感觉却
只有一个：开卷少益，误信多害。
曾氏教子有三不可取：
一、酱缸里打转 教育目的不足取
论者认为曾氏教子成功经验的主要一点是“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
其做官发财”，是“爱之以其道”。果真如此吗？读过174 封家书，结论恰恰相反。
“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同治二年五月十
八），“尔到营后，弃去一切外事，即看《鉴》、临帖、算学等事皆当辍舍，专在
八股试帖上讲求”（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科考既是“士子职业”，焉能说不欲
做官？《资治通鉴》、书法、 算学在当时都是“读书明理”的学问，既然都可以
“辍舍”，而“八股试帖”并非真的学问，却必须“专门讲求”，讲求干什么？说
穿了目的还不是做官。 为了不误后人锦绣前程，同治五年正月，曾氏一连三信，
均以不容商量的语气指示子、侄全力以赴对待科举，拳拳之心跃然纸上。当孙子文
理不通、科考把握不大时，曾氏不是任随他做个“读书明理”的百姓，而是“拟访
一良师朝夕与之讲四书经书八股”。曾氏一再要求儿孙们苦读八股，要将后代培养
成什么人呢？ 早曾氏二百年的张岱有一段精采之论：“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
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
“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也。”（转引自余杰《说 还是
不说》， 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89 页）。曾氏博览群书，不可能没读过这段文字，
不可能不知道八股的缺陷，但还是趿趿于此，只说明其价值观念的内核还是仕宦。
这与现代基础教育的目的是根本冲突的。现代教育只能是尊重个性，追求真理，培
养独立、自由、完整的人格。
不可否认，曾氏也确有不愿为官的时候。“余不愿为大官”，“余决计此后不
复作官”，“莫作代代做官之想”，但对比日期便可知道，从咸丰六年到同治五年，
其中足足九年，曾国藩无一句不做官的话写给儿子。九年后为什么突然旧话重提呢？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信中有六个字泄露了天机：“群疑众谤之际”。原来，此时
宦海遇上了波澜。倘若没有“群疑众谤”，而是“群拥众随”，我敢断言，曾氏是
不会突然作“罢官衰退”之想的。
儒家文化的根本是统驭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说到底是当官哲学，是“读好书
──做好人──当好官”的线性逻辑思维。他并不比同时代官僚高明多少，同样深
受“儒表道里”官场哲学的影响，当士途顺利，官兴方浓时，便是儒雅之士，热衷
的是进取功名，“封妻荫子”。退隐田园作逍遥游，只缘宦海波凶浪遏，是不得已
而为之。曾国藩的核心观念并不是民本位，恰恰还是官本位，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
的信中再明白不过地表白了这种观念：“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
之人必守夫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从这样的文字
中，永远也读不到“众生生而自由平等”的信念。谁是“道揆”？谁来“法守”？
早在他写这封信前82年，即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就已作出结论：“统治者的
一切权力都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没有上之人，下之人的区分，守法者也是
揆道者。可惜曾国藩毕生没有迈出传统文化半步，错失了观念更新的历史机遇。前
人常说“知易行难”，对不能善始善终笃志力行而中庸者多有鄙薄，殊不知，行难
知更难。新观念并不是只隔一层窗户纸，轻轻一捅就可以看见的──冷战时代两大
强权的对立，很大程度上就是两种观念在对立，苏联及东欧阵营的解体，不过是一
种观念的解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过是一种畸形观念结出的畸形
果实。这种观念主张除了保留自身外，把其余的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统统赶到对
立阵营，无偿奉送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连收条也不要一张。由此可见，观念的
更新、转变与认同，比“不易”、“择善而固执”艰难万倍，从“地心说”到“日
心说”，人类历经了数千年，从“圣上万岁”到“主义万岁”，我们也扎挣了一个
多世纪，而从“主义万岁”到“主义不万岁”，又不知得多少仁人志士，不知得奔
走呼号多少年月。
二、圆滑事故，作人原则不可取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古人常以“营营”为可憎，曾国藩却以
精于“营营”自得。他的教子作人术说穿了就是仁宦场上的“东方不败术”。
为了让儿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曾氏苦心孤诣了《忮求诗二首》：“忮者，嫉
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
怀士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这段单从字面看上去无比高尚
纯洁的话语，正道尽了中国官术的虚伪和儒家学说色历内荏、无经世之用的本质。
既是“贤能”，如何惧怕“嫉害”？ 嫉害者比被嫉害者强，只证明并非贤能，嫉
害者比被疾害者弱，又怎么嫉害得了？专制历史原是一本血淋淋的争权夺利史，
任何朝代概莫例外，在争夺公共权力的战场上，人人都有平等竞争的权力，都有得
名得利的权力，都有以已之长攻人之短的权利，没有谁是贤能，谁是不贤能的荣誉
等级，从书斋里出来混的和从牛屎堆里混上来的本来就应该平衡在一个天平上，谁
也没资格鄙薄谁。可那些弱不禁风、道貌岸然的书虫们愣是不认这个理，以为读过
几本书就满腹经论，就“贤能”了，将没读书或读书少的踩在脚下理所当然，一旦
情形反过来便成了“嫉害”，以为正襟危坐大书特喊几句“淡泊名利”的话就果真
“不贪”了，一旦表露进取的心志便是“贪名贪利”。照此推理，美国总统的竞选
固然不必要，就是民主集中制下搞的等额选举之类的玩意也是失德之举。按儒家伦
理观念育人，只会育出温室中的花朵，靠着愚昧的专制制度佑护或许还可以生存，
一旦走进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不仅不会“不败”，相反是败得一塌糊涂，就像国
营企业败给私营企业一样。
“不败术”是曾氏毕生智慧的精华，对这笔多年混迹官场得来的“弥足珍贵”
的遗产，他没法子不传授给下一代。“惟学圣贤，全由自己作主”，“进身之始，
务知自重”，“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而沅叔构怨颇多，将来仁途易逢荆
棘矣”，一招一式，点之拨之，看不到半点正气、公义、真理，全是明哲保身术。
传统士人最崇高的愿望便是作圣贤，专制制度下圣贤是最安全、最荣宠的护身符。
圣贤是专制的宠儿，借专制以自重，倒过来又是专政的拥趸、支柱和立法者，时刻
不忘为专制抬轿子。圣贤一面以创造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为己任，一面贬抑和棒杀一
切初级形态、中间状态和叛逆者。钱理群说：“有缺陷，有偏颇，有弊病，有限，
才是生活的常态，才是正常的人生与人性”（《〈野草〉里的哲学》）， 而圣贤
正是以“极致”否定“正常”为自身存在的前提。长期来，“圣人”哲学一直被捧
在至高无上的神坛上，作世代万民崇拜的偶像，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扭曲和畸形，
即使生活在最底层的小民，谈起作人来，也必以“圣贤”、“完人”的所谓标准来
苛求，苛求别人，同时苛求自己。正是过度的圣贤迷信，造成中国社会“巧人”多
──人人都设法让自己无懈可击，而“痴人”少──独立的、敢于负责任的很容易
暴露缺点，被人击败。从而形成了“用小人约束好人，最后把好人变为小人”（余
杰语）的非正常现象。“目下宜从短处下工夫”（照此推理， 刘国梁的父亲该要
求儿子多练练足球、篮球、曲棍球……）， 曾氏深知快言率语是炼成不败术的最
大忌讳，“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
进矣”，曾氏在家信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言语忌快举止忌轻，从1856年说到1863年，
我数了数，前后达12遍之多。其实，言谈敏捷，举止潇洒有何坏处呢？如果照曾国
藩的逻辑， 风度翩翩的肯尼迪当年该败给表情呆板的尼克松才对。
道德是士人立身之本，《中庸》有：“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
名，必得其寿”。什么是道德？ 劳伦斯说：“道德就是我与我周围世界那种脆弱、
颤抖、不断变更着的平衡”（《性与可爱》，姚暨荣译，212 页）。可我们的道德
却是在捍卫旧习惯，捍卫圣贤之所以成其为圣贤的那些垂范朝野、流芳万世的旧的
价值观念，道德教育唯一目的是把人培养成循规蹈矩的统治工具。关于这点，王小
波有一段精辟之论：“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 那就是自己先去做
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乐趣，再去管别人。”（《跳出手掌心》）曾
国藩无疑就是做官做出乐趣的人，所以他教子的根本目的，是将后代培养成“进退
──成规──成矩，从容──若龙──若虎”的“士”。他将道德培训列为儿子们
的必修功课，但他笔下的道德是些什么货色呢？“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
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
不谨”。曾氏的所谓“恕”，并不是指“宽容”，送信的长工绕了个道为别人送担
东西，用今天的话说是做了次好人好事，曾国藩都不宽容，“为家主者但当严责送
信之迟，不管送担之真与否也”。古往今来的大儒们对“非儒”、“不儒”、“小
儒”从来没有宽容过。曾氏的“恕”，说白了，是存身之术，是驼鸟主义，是“难
得糊涂”，是对恶的妥协和纵容，也是对自我正当权利的放弃。所谓“敬”，与其
说是一种美德，勿宁说是专制制度驯养奴才的一种特技培训，教人对权威除了听命，
只能盲从。党卫军对希特勒，剖腹的武士对天皇，红卫兵对伟大领袖，可谓敬之极
矣，带来的却是德国的分裂，两棵原子弹，300 万“文革”冤魂。
清廉是作人作官必备的美德之一，以道德文章自我期许的曾国藩不可能不知。
有趣的是，174封家书中，不仅没着只言片语，反而还在教授儿子作伪和贪污行贿
的本领。同治八年正月，曾氏奉旨进京，“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
全送”。给京官同侪普送“别敬”想来是当时官场风习，曾氏深恐儿子不知，今后
碰壁，特别言传身教一番。中国官场腐败的劣习就这样以父传子的形式，温情脉脉
地代代相传。传授的不仅有送的分量与对象，还有最体面地搜括民脂民膏的“祖传
秘方”，送别敬的钱不是“养廉银”，而是“余所存缉私经费”，是“小金库”。
多少代人来，中国的老百姓傻乎乎地一直盼望清官，不知当官的最是一个“清”难
为。曾国藩在历史上虽然不以“清”名世，但也未因贪犯事，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个
出乎其类的官僚，从书信中字里行间还隐约可见一点良知未泯，无论对自己，还是
对下一代在很多方面应该说要求比较严格，但惟独在“清关”上，讳莫如深，不曾
较真，“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此话可谓曾氏不
清的理论依据，说明不仅不清，而且根本就不想清，甚至害怕清。为什么是这样的
呢？答案大概不外乎三个。 其一，官场风气使然，各级各部门都视“清”为极端，
就像现在官员们对公款送礼心照不宣、不这样做反而会得罪于社会主义一样，曾氏
只是随大流。其二，制度缺陷，缉私费可多可少、可有可无，朝廷一无要求，二无
律令，给地方大员留下空子，方便了中饱。其三，曾氏晚年“放松警惕”，“放松
思想改造”。不论哪个原因，或者三个因素都有，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官员在
“清廉”上是最靠不住的。这点只要拿华盛顿作个简单对比就能证明。1775年，华
盛顿就职大陆军总司令，他在就职讲话时说：“至于薪饷，我请求允许我向会议保
证，由于促使我接受这一艰巨重任、牺牲自己家庭的舒适和幸福的并不是出于任何
金钱上的考虑，我不愿从薪饷中得到任何好处。我将专立账目，准确载明我的花费。”
（ 《华盛顿》，晨光出版社，冬雪著，52页） 华盛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1783年，当从总司令职位上光荣引退时，审计人员检查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的
各种开支，发现每笔账目的旁边都详细注明了日期、用途，既清楚又准确，令人惊
叹不已。华盛顿当时的职务、权力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人的人品别如天
壤，原因何在？第一， 两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华盛顿以正直、
清白为荣，曾国藩则以随俗、遮丑扬美为务。第二，华盛顿是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奋
战，对全美国的人民效忠，政治生命握在议会手中，间接地握在人民手里，监督者
几乎无处不在，而曾国藩则仅为个人升官发财，效忠的对象是专制政权，政治前途
与他供职的地方基本脱离，只要堵住皇帝左右的嘴巴就行了。第三，一个有完善的
监督机制，一个可以只手遮天。在中国，长期以来，行政官员廉洁与否全靠官员的
自律和黑幕重重的“考核”，广大民众没有发言权，即使眼皮子底下腐败横行也无
能为力。事实证明，对权力者的约束以品德为依靠是不足的，自律开端，最终无不
“自弛”结束。原因很简单，从事行政事务的人，需要一种温和的处世态度，以应
付混杂多端的情况，久而久之，公平感、正义感都会受到削弱，甚至麻木，自私的
本性不知不觉间便浮上来，腐败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三、陈腐鄙陋，教子方法、内容不可取
99年第9期的《科学与生活》上有篇题为《送女儿去美国读高中》的文章，透
过一个女中学生的视角，让我们对中美教育的优劣经历了一次情感历险。其中女中
学生对两国两代人之间关系的对比描述格外发人深醒：“你可以在课余时和老师天
南地北地聊天……当你交作业时，老师会感激地说一声：”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ach ！‘不像在国内， 交作业收作业是纯粹的例行公事。老师收到作业后
只会挑你的错，找你谈话，多数是批评教育你，训你，惩罚你一顿，没有一点友情、
幽默。留给学生的感觉总是无聊、乏味、担心“，”我看见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小儿
子，两人之间关系极为融洽，父亲不懂的就向儿子请教“，”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
对探索科学奥秘充满热情，不像在国内，家长带孩子去，只是孩子在玩，大人旁观，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需要融入其中“。相比之下，以曾氏教子为典型的我国传统家
教显得多么装腔作势，陈腐庸俗。
在曾氏写给儿子的家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字谕”、“手谕”、“此谕”、
“手示”等盛气凌人的用语，以及诸如“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
疏略”之类的训诫。由这些命令式的，不容商量式的语气中，不难看出，曾氏家教
笼罩着浓厚的专制色彩。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一个高高在上，耳提面命，
一个俯首帖耳，唯唯喏喏。教育方法是单调的，说教的。信息流大多数情况下单向
流动，父亲是知识的施舍者，儿子是知识的承受者──不管这知识是有利有害，一
概都得尊行不误。对话过程很难说有什么愉悦，而只见压抑和乐于被压抑。与美国
那种亲情洋溢的父子关系相比，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曾氏教子的内容有相当大篇幅是读书、写字、作文，其中观点、见解之迂腐，
让人联想到虫蝇纷飞的阴沟浊水。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的信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曾
氏教子内容的实质，可说是迂腐庸俗的集大成者：“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八者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
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
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除了一个”勤“字略略有可取之处
外，余者可谓满纸荒唐，幼稚，怪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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