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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抗战声中启蒙
我出生于1936年9 月,对我家来说,当时我父亲刚30岁,正是事业兴旺发达开
始之时,家里曾祖母高龄健在,祖父桃李满园后休闲在家,祖母与叔父母` 姑姑们
一大家人,还有我们姐弟数人(我有两个姐姐,以后又有一个接一个的四个弟弟一
个妹妹)好不热闹,不久便置下我家的第一幢住宅- 机房街14号住宅,虽不大,更
不豪华,但也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出世后,家中六蓄兴旺,可勉强算做小康
了。要白手创业,要在风雨中维持与发展,却实不易,一次次危难(兵匪骚扰,货
运船翻,客户倒闭,钞票贬值),祖母吃斋念佛,求上天保佑,父母们只有百般设
法应对(如省吃俭用,求外婆家,差不多每次父亲的生意做赔了,一大家人要生活,
万般无法时都是全靠我母亲回李家去要` 去拿,就是80年代初,五姑还是对我如是
说,60年代以后连住的房屋也是外婆家的,父母去世后这房屋给了四弟们住到现在),
对于在凄风苦雨中求生的百姓来说,只有盼望吉祥,我父辈是' 祥' 字辈,企盼'
祥顺' ,给我起名' 承业' ,却也盼着能传承这种' 祥顺' ,可我却是个' 灾星' ,
出生在日寇入侵的悲惨岁月,这就注定了一生的苦难。
上述的当时那一切十分脆弱的暂时的' 繁荣' ,却掩盖不住永恒的` 注定的民
族的悲哀,1936年我出生的那年,日寇已占领了东北,1938年我两岁时,七七事变
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阆中就是在抗战的动员中' 繁荣' 起来的。
从地图上看小日本离阆中真有万里之遥,日本鬼子从地面上也难以打到阆中,
可是,侵略者从空中来,日本鬼子常常空袭阆中,阆中被炸三次。对付日寇的空袭,
老百姓就得常常' 跑警报' ,童年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 跑警报' 了,那时阆
中是抗战的大后方,建有抗日的机场与电台,日本鬼子空袭阆中,阆中被炸三次,
那时我还年幼,虽未看到现场,但留下的弹坑,倒塌的房屋废墟,与伤残的同胞`
亲人,比比皆是,惨不忍睹,我外婆家(李家印子)就是在日本鬼子的轰炸中变成
废墟的,这再也无力修复的废墟就在此后的风雨中摆放了半个多世纪,我大舅父也
在轰炸中被震成了呆子,成为一个废人活了下来,……这一切侵略的遗迹,给我们
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为对付日寇的空袭,在大书着至今我还记得的
"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 几个大字的东门城楼顶上安装了警
报器,在隔江的锦屏山的叫做赛锦屏的顶端还立有一个挂信号红灯的高杆,每当红
色警灯一个个升起,警报拉响时,那一声接一声的嘶鸣,今人心碎神裂,常常是我
们正玩得起劲时,警报响了,这时全城奔跑` 呼叫和哭泣,我们也被大人们拖着奔
向大步坎防空洞,那时处处都挖有防空洞,许多家的后园也有防空洞,外婆家(李
家印子)的后园就有防空洞,二十多年之后,到60年代我结婚之前在该处住时,进
出都得从此园经过,每经过一次都会使我想起当年的防空洞来,来不及跑防空洞的,
就在家中爬进那顶着厚厚的棉被的桌子或木床底下,距我家最近的就是大步坎防空
洞了,出门向东经草堂寺` 万寿宫就到了,在洞中不少人都用手紧紧捂住双耳,听
着灾难的轰鸣,盼望着警报的解除,听不见警报声时,胆大的就悄悄跑出去望那山
头的红灯:" 还是三个灯笼!还不能动啊" !" 两个灯笼了,还得等等" !" 啊,
只一个灯笼了,快了" !等到没有灯笼了,才解除警报,我也曾跟在大人们后面,
望见过远逃时的日机,那机上的太阳旗标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日寇的印记。我妻
子就是怀在她母腹中' 跑警报' 的,她出生于日寇大轰炸阆中的次年(1941年12月
25日)。这种悲惨的' 跑警报' 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为止,(不
过老百姓马上又会有新的苦难开始的,我坚信,只要当了老百姓苦难总是不会有尽
头的)。
' 警报' 虽常常中断儿时的游戏,打破儿时的吹娱,但百姓们还是在苦难中顽
强地生活着,1942年我6 岁时,祖父开始教我识字,不久祖父去世后又把我送到本
街东头张六卿(辈份上他还是外祖母的弟弟,我们应称呼为七舅爷)开设的私塾里
去读书识字,虽然那时阆中早已有了几所中心国民小学校,不少家长为了方便,还
是愿把年龄小的孩子送到附近的私塾读书,张六卿开设的私塾,历史较久,也有点
名气,它收费不多,也凭家长的心意,学制灵活,多少年来它都是这附近的许多孩
子启蒙的地方。(到60年代末,认识我妻子后,才得知她也是在这儿启蒙的,当时
她家离这还更近一些,后来她进的小学校正好也是我进过的小学校,这样说来我俩
还是老校友呢!)
私塾就在机房街东头张六卿家,街门坐北朝南,正对着通河边的巷子(她老家
就曾在些巷内),进门向左便是一个正方天井,没有厅房(代替厅房的是临街的墙),
西书房也没有(听说房屋是在火灾中烧毁的,只留下一片废墟),堂屋便是课堂,
老先生正中席,面南而坐,学生们从各家搬来的低桌矮凳,坐而各自诵读,没有年
级,不设年限,书有《三字经》` 《百家姓》` 《孝经》` 《学而》` 《先进》`
《大学》` 《中庸》……等等一本一本地读,一本书,从头至尾一段一段地读,把
书拿到先生席前,先生一句一句地教,再圈上句号(当时读的这些书都是木版印刷
的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书),每句作个简单讲述,然后回到自己坐位,反复诵读,直
至能背诵后,再到先生处去背诵给先生听,完成后,先生在书内的" 签子" (用白
纸折成二指宽的长条书签)上写这一段的最后一字,这叫做" 号签子" ,以表示进
度,下次又应从此字后开始,这样的读书,实在枯燥无味,但凭作孩子的单纯与记
忆,许多课文至今还能背诵如流,只记得我在这儿读完了《三字经》` 《百家姓》
` 《孝经》,《学而》(开始一句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故名)还没
有读完,便离开了这里,进了小学。
那时,阆中居民都是一日两餐,每天早餐(一般为稀饭)后,约上午10点后才
去上学,到下午3 点后才放学回家吃午餐(一般为干饭,有素菜,每月初二` 十六
才有肉菜),中午饥时,可在上学时带个蒸馍,午餐后就不上学了,小时身体不好,
经常感冒发热,这就不用去上学了,一般都是请二表爷(中医生肖明初,我曾祖母
姓肖,按辈份他比我曾祖母晚一辈,他行医又开中药铺,药铺就开在上华街1 号,
这正好与我家铺子相邻,这里插述一件当时当地居民广知的义事,多年来由我父亲
出资按肖先生的处方在他们药店配药制成防治感冒的药丸,一包一包包好,放在我
家铺子上免费发放,这事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来肖明初的儿子,继承父业,60年代
以后又成了阆中的名医),病中总是要忌食油浑面食的,这对我印象特深,另外家
中有什么事也常常不去上学,何况还常发警报呢,所以我上私塾是" 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 ,没有任何压力,与现在的孩子完全不同,但在私塾里却没有什么可玩的,
只能偷偷地折折纸,或在手上画个什么玩玩,有时写个"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 ,
上联写" 三千门弟子" ,下联写" 七十二贤人".
到了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已快满九岁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庆祝
抗日战争胜利的全县民众提灯大游行。当时阆中有部队,有军政机关,有很多学校,
如内迁的国立四中,省立中学,县立中学,私立皋阳中学,有三所国民小学,有很
多金融` 商贸机关,单银行就有和成银行` 省银行` 县银行` 交通银行` 农民银行
等等,还有很多外地人。游行在晚上进行,游行队伍举着胜利的旗帜,抬着孙中山
先生的巨幅画像和标语牌,高举着火炬,火龙,放着焰火,在震耳欲聋的欢庆锣鼓
声和鞭炮声中,边走边午:军人们全副武装,格外威风;学生们身着校服,手提各
校自有特色的灯笼,高呼口号;市民们更是举着各色花灯,欢声雷动,浩浩荡荡,
在城内的主要大街上游行,全城观望者,更是人山人海。这是百姓们发自内心地庆
祝自己的胜利,这是全国军民长期地付出了巨大牺牲所换来的胜利,就在这庆祝胜
利的县城,城内城外还处处是被炸的弹坑和废墟,就在这庆祝胜利的人群中,拄着
拐杖的伤残军民还到处可见,盼望了八年啊!我的童年,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渡过的,
抗战开始时我才出生,胜利时我已是一个懂事的大孩子了。看游行时我还不满九岁,
记得是在上华街1 号我家的铺子上,早早就爬到门前柜台上站好,望着对面下新街
方向,等着游行队伍从那里过来,刚好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每次游行队伍都要在这
儿特别表演,详细情形虽早已记不清楚,但游行中还有用纸扎制的跪着的大汉奸汪
精卫夫妇,被押着游街,众人喊打,看了更令人解恨地大笑,过了半个多世纪了,
至今还记得。在阆城东的市民公园里,有一对汪精卫夫妇向抗日烈士跪着的石像,
大点的孩子常带我们去那儿玩打汉奸的游戏,孩子们用石块` 铁尖等去钻石像的屁
股,日积月累,还真钻了一个坑呢,这虽然幼稚可笑,但也是儿童们的自发的抗日
行为呀!
胜利后新年刚过,1946春,家长就把我送到第三中心国民小学插班读书。每天
早上吃点东西(如热头天的剩饭,或在街边吃碗油茶,或花一个铜板买几个熟红苕),
背着书包去上学,从家里出发向上沿管星街` 白果树街就到了,学校就在太平寺街,
是民国初年的马路局所在地,解放后叫城东小学(50年代,她也在这儿上过小学),
后来为阆师附小,文革中曾改名为东方红小学(70年代,我的两个孩子都在这读小
学),后来又还原为阆师附小,(80年代初我在阆中师范任教时,常带学生来此见
习` 实习,那时我还在这上过一次公开示范课呢,是上的小学二年级"20 以内的减
法" 课,在中间的过厅里上的,三十多年了,房屋还是那些房屋,基本格局未变,
只是人老了)。中午放学回家,家里把早上10点的早餐留起来,放在锅里利用灶内
余温存着,就这时用,饭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再吃家里留的中午餐。那时
上小学` 中学的孩子都是这样。在小学有了国语` 算术` 常识` 音乐` 体育` 图画
等等课程,有上课` 下课,还有同学玩耍,十分新鲜,但我当时十分体弱` 腼腆`
胆小,不大活动。小学只上了一年,1947年春就去上商职校去了,对小学生活记忆
不多,只记得当时校长是袁笃生,教过我们唱歌的老师有兰清华(这是一位女老师,
教算术很有名,解放初还当过该校校长,后来被打成右派,80年代初我在阆中师范
任教时还在一个乡村小学见到过她,当我叫她时,她已不认识我了)。
当时我才十岁,还是" 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学" 的年龄,孩子终归是孩子,
在孩子的记忆中,除上学外,更多的还是玩耍,那时最盼望的还是过节了,过节有
玩又有吃,读过的书多半都忘记了,只有玩耍记得很牢的,我有一个远房的没有见
过面的叔,叫贺瑞祥,成都解放时跟国民党逃到了台湾,背井离乡半个多世纪,思
乡心切,写了一首思乡词从海峡对岸传回,其中有一句就是:" 嘉陵春色,锦屏秋
月,…最难忘那一年三节!"
故乡的节日最使人留恋,下一节就回忆一下故乡的节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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