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所谓“士”，即今之读书人，或者做学问之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他 们都是社会的精英，民族文化的寄寓者，只有在黑暗或非理性的时代，他们才能 喑默而不彰，否则他们就应当做世人表率，就像《论语。八佾》中所说的“天下 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不管有道无道，我以为读书人继承了许多 古圣先贤的精蕴，是理应走在一般民众前面的，尤其于思想界如此，不然，总是 随波逐流，或者自溺于芸芸众生之中，又何能于社会有独异的贡献呢？又岂得无 愧于社会精英之称呼？

　　读书人，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他有创造的精神。但要创造就得有独立的识见， 有独立的识见就得有独立的立场，有独立的立场就得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有一空 依傍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思想才会是自己的思想，才会是真实的思想，才会 是于人生社会有意义的思想。有了这种独立创造的识见和思想，才会创造出真正 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否则只是一介众生而已，轻于鸿毛，无足珍贵。平常所谓学 问，是要思想做底子，没有思想的学问，其实只是断烂朝报的废纸，或者如獭祭 鱼的寒酸，掩盖不住丛脞和猥琐的性质。因此我对于学术的希望，甚至推而广之， 至于整个文化界，都希望具备一种创造的性格，以独立而不羁的精神，去开辟前 所未有的光辉之境，如春秋战国时代创造了我们灿烂光辉的古老文明那样，在二 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它康健强壮的精神，一扫疲苶萎靡之积弊，轻装前行。因此， 我便有了“独白”之呼吁。

　　因此，我做学问，或者我思想，我写文章，都立足于“独立自由”这四字， 虽然碰壁不少，但故我依然，不因时世之移易而改变。我想，在中国的知识界， 或者读书界，要想适于生存，恐怕是得具备两重性格的，一种是入世的性格，一 种是超脱的性格，后一者是为学问为思想做准备，而前一者要“为五斗米而折腰”。 但人的精力有限，应付了前者，后者的空间就小，而且长期志气不得发抒，郁积 成病，连一般的学问都做不成，又遑论其他高明而独具创见的学问和思想。每当 我寒夜独坐，环睹室宇，虽然书籍满架满橱，但一种荒疏空芜之悲感油然而至， 我做了什么？我为中国的学术界做了什么？我为中国的文化又做了什么？在巨大 无垠的宇宙空间面前，我常不禁深感人生的渺小与无奈，虽然独立的思想与品格 可以“与日月参”，但做一个现在的学人，真的可以达到以天地为心吗？

　　我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在校期间，除星期六和星期天之 外，一般每天以阅读一册书的速度进行着知识的准备，可说是古今中外文史哲等 类书都广泛涉猎，涉猎一般是从原著入手的，评介类书很少看，因为如王国维所 谓，读这些书就“隔”了一层。这个广泛阅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工作以后至现在。 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中期，我很少写作。九十年代前后做过《论语今译》、《 礼记今译》等译述类文字。大约从97、98年才开始写一点文章，以散文为主，还 有诗歌、小说等，所发表的散见于《大家》、《莽原》、《杂文报》、《散文天 地》、《散文》（海外版）等报刊杂志，在《橄榄树。现场》文学网站有“自由 谈”专栏。2000年写成一部《释迦牟尼新传》，22万字，已于2001年10月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后来改作：《青色菩提——释迦牟尼成佛之路》，最 近已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