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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缘之我的故事》
“有缘千里来相聚，此时此地难为情。”
暧昧不明的关系真的美丽么？也许是的，但是美丽不代表没有过痛苦。那丝
淡淡的苦涩，只会把一个传说点缀得更加动人吧？
我的故事，要从六年前说起……
走出樟宜机场，唯一的感觉是闷热。那是个无风的夜晚。我在新加坡的生活，
亦从那一天开始了。那天，是我的十六岁生日……
来机场接我的，是华侨中学的林校长和训育主任卢先生。我和峰——同行的
另一个男生——一同被接到了位于武及知马路的华中宿舍。
刚满十六岁的我，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一直以为新加坡是个岛，四面都是海。直到出了机场我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虽然是晚上，我仍感觉到这是片宽广的土地。我看不到海，也听不到海的声音。
也许，比起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庞然，它小了很多很多，但脚下的道路却
仿佛能延伸到夜幕尽头。
二十分钟的车程，我在一片恍惚中度过。
用“恍惚”形容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顶着“留学生”的身份，却没有一点“留学”的实感。感觉上，像是在旅行。
从北京到上海，或是从大连到哈尔滨的旅行，而不是从中国到新加坡为期四年的
留学。
车里，卢先生询问我办理护照和签证的经过。我说得出，却感觉不到，就像
是在说别人的事一样。
然而，那一晚，我失眠了。
狭小的房间里撒满月光，我盯着漆黑的天花板直到天亮。
早晨，呼吸到飘浮在空气里的湿润时，那种身处异乡的感触愈发强烈起来，
因为身体的每一处感官自动自发地做起比较。
北京的早晨比这儿干燥，没那么多水气，但清爽不输任何一个热带国家。看
到宿舍前500 米处的游泳池和运动场，我想起以前晨跑的日子。
漫无目的地到处走，因为没有向导，我也不敢走得太远，但时间晃晃就过去，
直到傍晚六点左右，两个南洋女中的老师来宿舍看我，我才发现自己离家已超过
24小时。
晚餐是和这两位老师一起吃的。
所谓新加坡美食，我虽是初尝却也觉得不过如此。一盘饭，几块鸡肉，两片
黄瓜，便成了赫赫有名的“海南鸡饭”。才第一顿晚餐，我已经怀念起家里朴实
的饭菜香。
日子一天天过去，种种不适应的心情和感觉，在这个岛国特有的季候风里缓
缓沉淀，终于化作一丝淡淡的乡愁……
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海。
我们相遇的地点一点也不浪漫。然而，当我左手抱着文件夹，右手提着刚买
的青苹果，在超级市场的入口处看到他的侧影时，心里却无比笃定地想，这不是
巧合，是缘分……
海身边的同学不少，都是新加坡人。相较于我的激动和雀跃，他那一声“嗨”
说得格外稀松平常。后来我才从峰那儿得知，我在南洋女中读书的事儿他早就听
说了。
不能说没有失望的感觉，但喜悦还是盖过了一切多余的情绪。
缘分真的很奇妙，当初和他同在一所小学的时候，他大我一年，所以并不是
那么熟悉对方。或者说，我们知道彼此，也打过交道，毕竟我们两个拥有不同方
面的才能，在校园里也算是两种类型的风头人物。
约莫是从小五开始的，班里兴起了“配对”潮流。如今回忆起来真的很好笑，
十一、二岁的年纪哪儿有资格说什么“我爱你”？就算说了，也是一知半解。什
么是喜欢？为什么喜欢？没人细想，也没这个必要。单纯的信念里，只要让别人
知道了你对某一男生的好感，就等于宣布了所有权一般。他是你的了，没人再会
打他的主意。
天真吗？天真。
好笑吗？好笑。
难得吗？……难得。当你还有天真的权利时，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天真一回呢？
所以，尽管每回想起来都会笑破肚子，我依然不后悔自己当时做过些什么。
和海凑在一起的，是和我同班的华。
小巧玲珑的华很漂亮，是我们的班花。大家都叫她“洋娃娃”。每每和海站
在一起，都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校领导也很善用这一点，经常让他们搭档主
持节目。过多的曝光率就成了他们成为“一对儿”的主因。
说起来他们俩真的很无辜，因为真正在后面煽风点火的不是他们，是我……
们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女生。
很多细节都已经忘了，除了一个镜头。
端着华喝剩下的半杯水，我偷偷摸摸来到海那班的门口。等海一出现，半杯
水半滴不剩全孝敬了他的衬衫和长裤。然后……当然是快溜了！溜之前不忘告诉
“湿身”的海——这是华喝过的水哦！间接接吻哦！好开心哦……
多年以后，我向海询问当时的感想。他的回答竟然是——忘了。
他真的忘了？
人有选择遗忘的权利。想当然尔，对他来说，那也许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回
忆吧？
不过，在他毕业前写给我的临别赠言中却有这么一段话——我很庆幸当初泼
在我身上的是一杯水而不是一盆火……
关于小学的回忆仅限于此。当我升上初中后，也就慢慢淡忘了海这么一个人。
我是保送进北大附中实验班的，尽管也象征性的参加了小学汇考。
被选进实验班的人都有这样的觉悟——课内学业不重要，竞赛才是我们的第
二生命。我自然没有例外。
那个时期，我骨子里的好胜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没救了。
如痴如狂地将自己埋进各种培训和堆积如山的试题里，我没有周末，也没有
假日。生活似乎被某种咸得发涩的流质淹没了，好象海水的味道。多年后我才了
解，那是我忘了哭出来的眼泪。
三年时光的确为我换来不少烫金字的证书和闪亮的奖牌，当然也少不了始终
环绕在周围的称赞与鼓励，虽然早已听得麻木。与此同时，疲劳的因子也神不知
鬼不觉地累积下来，终于彻底爆发于我初中生涯最后一次的化学竞赛上。
记得和我一起打入决赛的有十来个人，包括和我同班的宇。
决赛考的是实验，一题定生死。
为了打好这一仗，我没日没夜的苦练。说“没日没夜”一点也不夸张。放学
后参加学校里三个半小时的培训，回家小睡一会儿，再起来看书直到凌晨一两点。
那时的我，几乎天天如此。唯一一次的例外是母亲不忍叫醒熟睡中的我，让我从
八点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后自然少不了埋怨母亲的失职。
竞赛当天，学校出车送我们去位于市中心一所中学的考场。
在车上，宇看起来很精神，我却始终精神恍惚，脑海里翻腾的全是前一晚熟
记的方程式和各种反应现象。直到坐在实验台前，我仍在想，不停的想。大脑的
运做已开始不接受我的指令。
题目发下来了，就放在实验台上。我却突然之间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忘了。
耳际“嗡——”的一声，冷汗流了下来。我知道自己完了。
每个实验台旁都有临场记分的老师。他用怪异的眼光看我，奇怪我为什么迟
迟不动手。别人都已经开始了。身后传来试剂沸腾的“咕噜”声，好象还有气泡
的破碎声。
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完成了，但能做的还是要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因为如
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彻底的失败。我绝对不能忍受这两个字扣在自己的头上。
之后的一小时里，我不断混合着一些试剂和药品。过滤，滴定……再过滤，
再滴定……支持我这些动作的是平日训练出来的对器皿的条件反射。
我自己都觉得滑稽。身体记得握烧杯的姿势，双手也没忘记搅拌的动作，大
脑的记忆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莫非我长久以来的苦练，只换来这些可有可无
的条件反射么？多么讽刺……
几个星期后，竞赛成绩公布了。宇荣获北京市二等奖，我落选。
这样的成绩在我预料之中，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每当有人问起我：“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没发挥好？”我都不置可否地笑笑，
然后把交谈引向一个新的话题。不想多做解释，因为的确没什么好说的。
那段时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变化。我有了很多疑问，很多不曾有过的
迷惘。
如果说，成长需要一把钥匙，我想，这一次失败，就是我的钥匙。
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十五岁的我从教室的窗口望向灰蓝的天空，一抹有些苍
白的微笑在嘴角凝聚，与我一同迎接那迟来的成长。
实验班的生活依然没什么变化。
我很少看课内的东西，因为升学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和以前一样，中考不
过是个形式，考几分都无所谓。我知道自己会拿着一纸文凭顺利进入高中实验班。
我也开始厌倦书架上一排排曾经被我翻烂的竞赛参考书，尽管，我不想否认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帮助过我。没有那些严苛的训练，我不会有如今扎实的
基础和一点就通的学习能力。
但，代价亦是庞大的。
我错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像儿时钟爱的美术和音乐，像小学时曾被老师看
好的写作与口才，像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技巧和友谊，像对父母情感的表达与沟通
……仔细想过才发现，除了积满尘埃的竞赛成绩，我根本是个一无所有的婴儿。
带着某种彷徨和无措，我走完了初三最后几个月的日子。
就是那个暑假，改写我一生命运的转折悄悄来临了。
那是个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的日子。烈日在天空骄傲地挥洒它取之不尽的炎热，
知了在窗外叫得精疲力竭却没有停歇的打算。就在这么普通的一个下午，我接到
一通数学奥校打来的电话。
（注：“数学奥校”即“数学奥林匹克学校”，是当时北京市最热门的课外
辅导机构。与之并肩竞争的还有人大附中开办的“华校”，即“华罗庚数学学校”。
数年后政府公布法案，取消各类竞赛辅导学校后，“奥校”和“华校”亦从此销
声匿迹。）
“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首次来北京招生，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供
全额奖学金，为期四年。因为不是正式走官方渠道，所以通过我们奥校来找优秀
的学生。校长推荐了你和另外几个人去参加面试。”
新加坡？招生？面试？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直到电话另一头的老师讲
完细节并挂断电话后，“留学”两个字才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意外。非常意外。
当晚，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不是很在意，大概没什么实感吧。
母亲一直以来的冀望是：我高中毕业后考托福，然后去美国留学，学成后在
当地留校任教，然后每个假期飞回北京看望他们老两口。
如今无端端冒出一个新加坡的奖学金，还是在我不满十六岁的时候。她不认
为我有胆量这么小就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因此不觉得得新加坡对她计划中的美好
蓝图有任何威胁。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天晚上，当我平静地说出我的决定时，包括父亲在内，
二老首次用一种不一样的目光盯了我老半天。也许没那么久，但在四道视线的包
夹下，即使只有五分钟，感觉也比五个小时更漫长。
“我是认真的。”我又一次告诉他们。“我要去新加坡。”
记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正舒服的靠在躺椅上看电视，好象是八
点档的连续剧。那一刻，电视发出的噪音格外响亮。也幸好有这噪音帮忙，狭小
的客厅才没有因为过分安静而变得更加窒闷。
大概是我眼底难得一见的坚决吧。母亲竟没再多什么，更没提起那个关于托
福和美国大学的计划。对于母亲的体谅，我始终铭感于心。
我不晓得，如果当时母亲开口反对，我是否会坚持下去。虽然，我知道自己
是坚决的，但这分坚决在亲情的攻势下又会衍变成何等模样？时机已过，我做不
出任何猜测。
就这样，我做出了今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也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跨出
了第一步。
这一步走的笨拙，走的缓慢，走的摇摇晃晃。
我去了笔试，全是英文的问题，让我有些摸不着东西南北。
接着，我必须交上我的中考成绩。
本来，单纯从成绩单上看，我的六百分似乎是个不错的分数。（注：当时北
京市中考总分为六百三十，其中六门主课每科一百，附加体育三十分。）但，一
个从来没为中考花过多少心思的人，又如何与日夜苦读的考生们竞争呢？
无意中听到几个家长的交谈。
“你儿子不错啊，考上四中。听说四中录取底线是六百零五呢。”
“哪儿有你闺女强，六百一十几的分数在我儿子的学校可以当状元了。”
“哪儿的话，现在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厉害。听说XX附中光六百十五以上的就
有一个班那么多！我女儿根本排不上。”
“……”
有那么一刻，我几乎以为自己注定与新加坡无缘了。奥校推荐的学生里，我
的中考分数是最低的，就连宇也比我高了两分半。
然后，决定性的面试来了。
面试的确切地点早已从记忆中淡忘，只记得考官有四位，分别来自新加坡教
育属，中华总商会，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南洋女中的代表
——陈佩琴副校长。虽然从始至终她一个问题也没问我，但她带着鼓励微笑的亲
切面容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面试一开始，坐在中间的绅士用新加坡味儿的华语告诉我，我可以试着用英
文回答，说错也没关系，当然也可以用中文回答所有问题。
听起来像是客气的场面话，我的心思却多拐了个弯。可能是平时做题做的多，
反应的速度也快人一拍吧？（呵呵，好象在捧自己了）
当时我想，要是没有特别的用意，他完全不必特地做这样的开场白。那么，
那所谓的”用意“是什么呢？测验我的英文水平？不像。笔试已经考过了，他们
也应该清楚我们这些只学了三年英文的人水平是高是低。那……难道是试探我的
胆量么？看我敢不敢冒着说错话的危险用英文表达自己？有这个可能。面试面试，
看的不就是临场表现么？还有什么比胆量更重要的？
想到这儿，我一开口就是：“Ok. I try.”
那十来分钟过得相当辛苦。一边注意听他们问的问题，一边把想好的答案翻
译成生硬的英文；一会儿语法错了，一会儿找不着词儿了，一会儿磕巴半天也说
不出个所以然来……辛苦，非常辛苦，但是我不紧张。这点我十分确定，我半点
儿紧张的感觉也没有。充其量是说不出来跟自己的舌头着急罢了。
当考官点头示意我可以离开后，我长长吁了口气，说了声“Thank you.”之
后走出那间会议室的屋子。最后那句“Thank you.”大概是我那天说的最标准的
英文了。
没过几天，奥校负责老师一个电话打来，我被录取了。一起被录取的，还有
同班的宇、峰、和洋。
我还愣了一下。真的录取了？好象是真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爸爸陪我办护照，妈妈帮我找资料。好象就是一晃的工夫，
我已经站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厅里了。
走的时候，妈妈哭了，爸爸眼睛也红了，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掉。
我的第一滴眼泪，掉在第一封家书妈妈的钢笔字上，模糊成一片淡淡的灰蓝
色。
原来，我根本不是个坚强的人。不哭，只因未触到心底最软弱的角落。
软弱也好，坚强也好，我毕竟已经起步，没有后路，亦退缩不得。
抹干泪水，我开始正视自己的人生。
在南洋女中的头一年，我的成绩糟透了。
除了好几张F9的英文成绩单，其它学科的成绩也受到了牵连。原因很简单—
—我写不出我想说的，勉强写出来老师又看不懂。
但，让我沮丧的并不是这些，因为我知道语言的学习需要时间，而我愿意给
自己多一些时间。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华文和中华文学两门课。
奇怪吗？本应最不成问题的两个学科，反而成了我的两大包袱。因为我厌恶
甚至痛恨那种刻板生硬的学习方式——背、背、背，除了背还是背。每次背得头
昏脑涨的时候，我总能想起从前背政治的日子，四个字——人间地狱。
其实，背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要背得一字不差，差半个字也拿不到分。
从没见过那么照本宣科，不晓得变通为何物的老师。为了发泄，我撕了不少华文
考卷。考完O-Level 以后，我更是把六本中华文学课本扯了个稀巴烂，两个字—
—痛快。
也许，我的叛逆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叛逆的另一个名字是过渡。
过渡的范围可以很广，也可以很窄，视生活圈子的大小而定。圈子越大，接
触的事物越多，过渡中的转变也就越大。
在南洋女中的两年，我接触到的圈子是很窄的。学校里的同学，宿舍里的朋
友……再没有别的了。所以，我的叛逆，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足足两年。
应该说，是一种缓慢的成长吧。始终沿着那条通往罗马的平坦大路前行，受
不了岔路边新奇景致的诱惑，却没有胆量改变最终的方向，因而只有徘徊一阵，
然后放弃。这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来到一个很特别的路口。路口上挂着华
丽夺目的路标——爱情。
多美啊……那么诱人的字眼。朦朦胧胧，雾里看花，在爱情的装点下，那条
并不宽敞的路仿佛能通往圣洁的天堂。于是，我走了上去。第一次，偏离了大路
的方向。
凡是个书卷气很浓的男生，鼻梁上永远挂着副大眼镜。我只见他拿下来过一
次，被他不戴眼镜的样子吓了一跳。大概是从小就戴眼镜的关系，他眼眶下陷得
很奇怪，不戴眼镜就仿佛少了些什么似的。
对凡的好感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早忘了。只模糊记得好几个簇膝畅谈的
夜晚，美丽的月色，动人的虫鸣，以及……我们相约一同度过的，我的十八岁生
日。
凡骑着自己的脚踏车，也为我借了一辆，我们就这么疯疯癫癫、笑笑闹闹一
路骑到植物园里。仿佛远离了尘嚣，远离了一切恼人的俗事，静谧的植物园里，
我看到的只有他，想到的也只有他。
是的，这就是爱情了。我告诉自己。
坐在湖边，凡送了我一个蓝色的玻璃花瓶。也许是从那一刻起，雾蒙蒙的蓝
色就成了我的最爱。尽管那个花瓶早已不在，我还是喜欢蓝色，以及将柔和的蓝
蒙上一层暗影的灰蓝……
一切都结束得很快，如同一场荒诞的闹剧。
那个晚上，我约凡出来见面，将一颗丝线编成的心小心翼翼地交给他。
第二天，这颗心又回到了我手里。形状已经扭曲了，像个怪异而可笑的休止
符，为我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划下一个空洞的句号。
后来，凡这个人像是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不晓得是我在回避他，还是
他在回避我，或者我们并未有意回避对方，只是各自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路上，
继续原来尚未走完的旅程……
最近，我从别的朋友那儿辗转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好象是他和某个女生
走到一起，后来又分手之类的故事。
我将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发现那儿没有因为凡的名字而跳得更快或者更慢。
岔路毕竟是岔路。再醒目的路标，也不过是个幌子，指引不到真正属于自己
的未来。该来的，一定会在大路上等待着我吧？
与海的重逢，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了。
从南洋女中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华中初级学院（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简称 HCJC ）的校门。
开学第一天，天气晴。
升旗礼开始的时候，我无意中往邻班的队伍里看了一眼。
那不是海么？虽然只是一个背影，我还是没来由的肯定——那一定就是他…
…
升旗的队伍是随便站的，来的早站前头，来的迟就往后排。我每次都站在中
间的位置。升旗礼开始，全体向后转，因为旗杆在后面。每当我转身的时候，总
能看见海的背影——他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
不晓得为什么，这么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笑一下。是笑他差点
儿迟到吗？我不是那么幸灾乐祸的人吧？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海有了个新加坡女朋友。他不再迟到，也不再站在最后，
而是最前，和他女朋友前后挨着。打那以后，我虽然还是能看到他的背影，但乐
趣似乎少了很多。
有一次，听着轻飘飘的新加坡国歌，看着红白两色的新加坡国旗懒懒地爬上
杆头，我突然打了个呵欠。原来催眠也可以这么庄严肃穆……
JC生活就像大学前的过渡。
课业的安排虽有大学里的雏形，灵活性却多少差着一些。有Lecture ，也有
Tutorial，却没有完全脱离班级的限制。说白了，就是一种上下都不着边儿的生
活。摸索的权力和自由是自己的，但能摸到的空间却是有限的。
海曾对我说：“我不喜欢JC的班。”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好一段时间。他不喜
欢的是华初这间JC？还是他的班？或者，他并没有针对什么，只是单纯不喜欢这
两年在JC里度过的日子？究竟不喜欢什么呢？
对我而言，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过渡就是过渡嘛，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很正常。
那段时间，我叛逆的程度还真增长过那么一次。仅仅一次罢了。
大约是哪天放学早，要不就是刚考完期末考什么的，总之是个晒的要命的下
午。胸口突然没来由地发闷，就像有团海绵堵在那儿，掏不着也吐不出来的感觉，
归纳成一个字就是——烦！
不想回宿舍，因为回去也是闲着。漫无目的地晃出校门，一眼瞅见同班的Michelle
也在车站附近晃。问她是不是回家，她无聊地摇头，连话都懒得说。平时挺talkative
的一个人，我看她是被太阳晒蔫儿了。
“我们去游荡吧？”我突然建议道。
Michelle打量了我几秒，似乎在思考这话是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然后，
她点头问：“去哪儿？”
“走着看吧，至少要找个凉快的地方。”
“那我们去对面搭车。”
过天桥的时候，我转身对着桥下的车流大叫：“我——好——烦——啊！”
喊完后就从书包里掏出water bottle喝水润嗓子。Michelle也学着我的样子喊了
一次，不过喊的是“我不想回家”。
我们坐174 到了Orchard ，走马看花地跟人群挤了一阵。Michelle看的是商
店橱窗里的摆设，我看的是人，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看了一会儿，我很快
注意到一点有趣的地方。
结伴出来Shopping的女孩们也好，打扮入时的粉领丽人们也好，西装革履的
上班族也好，手牵手的情侣也好……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有张表情木然的脸孔。
哪怕挂着笑容，眼底的空洞依然是那么深刻。
看着看着，我突然打了个哆嗦，因为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和他们一样……
“我们走吧，这里人太多了。”我向Michelle建议道。
“那你想去哪儿？”
我想了想：“前面多两站可以走到Fort Canning Park.去吗？”
“有什么好玩的？”
“什么好玩的也没有，但是安静。”
Michelle最终还是跟我去了。
Fort Canning Park ，翻译过来可能是“福康园”，的确是个很安静的地方，
安静得让人几乎忘了这只不过是靠近市中心的一小块绿地，而不是什么另一个世
界。
走了一会儿，我伸手把校服衬衫从裙腰里面拉出来，头上绑马尾的皮筋儿也
扯下来套在手腕上，继续走。虽然很没形象，不过舒服了不少。凉风从衬衫下摆
灌进身体里的感觉很好。我觉得自己已经没那么烦躁了。
可Michelle还是很闷，至少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很无聊。
迎面走来一个印度人，一个又矮又胖的印度人。他在我们两个面前停下，叽
里咕噜地说了一串什么。我没听懂，以为他在问路。
“I beg your pardon ？”我反问道。
“@$#%￥&*% ……”
我还是没听懂，但Michelle脸色变了，拉紧我的手腕直直往前走。
“怎么了？他说什么？”我一头雾水地问。
“别回头，赶快走。”
我还是用余光朝后面扫了一眼，发现那个印度人还在，虽然没有亦步亦趋地
跟着我们，但似乎没有离开的打算。
直到我们走出福康园，看到大路上往来的车辆了，Michelle才把我的手松开，
重重喘了口气。
“怎么回事？”我追问。
“他问我们要不要Sex ，价钱多少。”
“哦……”我有点儿说不出话来，最后和Michelle一起坐在路边发呆。
说实话，后怕的感觉并不强烈，可能是从头到尾都搞不清状况的好处吧。
“你还烦吗？”Michelle突然问我。
“你还不想回家吗？”我也反问她。
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看，南中的。”Michelle指了指马路对面一列白衣白裙的小女孩。
“可能是中一，那么小。”我颇有感触地说。
“真好，我也那么小过。”Michelle叹了口气，语气颇为自怨自哀。
“过几年她们也就和我们一样了。不想回家，四处游荡，然后感慨自己曾经
小过。”不知道我这番话是否能安慰到她，但至少安慰了我自己。“走吧，离车
站还远着呢。”
从那以后，我没再去过福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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