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心里不禁有点发虚。因为我有个师妹早两年就做过这题目，还拿去北大100周年校庆上凑过热闹。好在这句话不是她第一个说的，我不用担心她告我侵权。1998年，北大一百年华诞，我架不住在京好友的电话联络，加之的确很思念那一方水土，跑去凑了回热闹。走的时候，承蒙一位拿到美国绿卡的同班同学惠赠了一本书，书名叫《北大往事》。尽管不是她编的，也不是她写的，她还是在扉页上题了某兄惠存的字样。这本书后来到了另一位同班同学手里，他操起笔来，在签名下画了个蘑菇状的东西，再在菇盖下画了只小鸭。这本书据说好评如潮，一位毕业于武大的朋友就盛赞里面的几篇文章。我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慢慢把这本书看完的，因为岁月如流，我已经接近不惑之年，早没有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的习惯。读完了掩卷深思，不免叹息不已。这些年我一直偏安一隅，对自己的身世际遇嗟叹不已，对母校及其学子不闻不问。北大校友会的活动通知倒是接到过几回，却没有兴趣参加，我总觉得逝去的岁月就像再也不会见面的朋友，追忆是没有意义的。与其说我在回避别人，还不如说我在回避自己，害怕面对更多相同或类似的经历。但我绝对没想到，面对更多的却是死亡。

　　1989年，诗人海子死了，在诗坛引起极大的震动。同年，比我低一届的游进同学死了。他毕业后分配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一次下基层前，跟几个朋友在餐馆喝酒话别，遇上坏人调戏女服务员，游进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1991年，游进的同班同学，诗人戈麦失踪了。后来发现他自沉于万泉河中。我进校前，北大有三个大诗人，其中最有名的两个是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骆一禾后来分到了《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面。在一次聚会中，骆一禾因为突发脑溢血，瘫倒在女朋友怀里，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一个月即衰竭而死，年仅26岁。查海生死前在宿舍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这时他已经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几个月后，查海生在山海关附近撒手人寰。1996年深冬，北大儒商葛维列在北京官园宾馆长眠不醒。1997年3月，新加坡警察发现了舒春的尸体。她比我高一届。

　　我没有女诗人伊蕾那种“好像天生就老了”的感觉。我是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感觉到老的滋味的。有一天，我爬上九楼，感到气喘吁吁，心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我突然有了一种未老先衰的感觉。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见到我，说我脸上的疤少了，显得精神了，年青了。可我这张饱经疾病折磨的脸，再也不会回复到青春年少时的模样。

　　我现在还不算老，也曾经年青过。因为是老大，童年时的生活应该是幸福和甜蜜的。那时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经济也很充裕。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小时候吃了不少药。长大后尽管天天干重体力活，身体也没有好起来，大概是正长身体时吃不饱饭、营养跟不上的缘故。上初中时我曾经蒙死神召唤。有一天突然查出得了一种什么病。医生让我住院治疗。我回家跟父母说了，然后父母带着我住进了医院。我住在一个大病房里。里面已经有很多病人，他们看着我生蹦活跳的，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都瞪大了眼看我。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接着昏迷不醒。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当时得的是什么病，我父母后来也讲不清楚。大概是一种传染病，治疗及时就没事，治疗不及时就玩完。我家乡那个小镇能治好的病大概的确算不了什么。所以连我得了什么病也没必要去打听。反正病是治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我只记得入院时的经历，很多人在看我，我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天我父亲去街上买了几块豆腐干，块成一片片的，用煤油炉炒了，还洒了些棉油。我闻着就想吐，更别说吃。这次经历并没影响到我后来吃爱豆腐干。我病好了就把什么都忘了，这是对的。我后来还“昏迷”过一次。是读大一那年，帮一位亲戚插秧（因为曾受惠于人），突然倒在田埂上。我倒下去时还是清醒的，大家知道我是中暑，七手八脚帮我脱衣服。当我表姐脱我裤子时，我拼命抓住了裤腰。

　　我上大学那年，学校每月发十八块钱的助学金。足够一个月的伙食费。读到大三时，助学金长到二十七块，却不够吃一个星期。如果家里没有及时寄钱，我就只好啃馒头。当时我有个老乡兼同学在北京做搬运，我就向他告贷。他借了我二十块钱，亲自送到北大。我毕业后把这件事给忘了，倒是他自己跑到家里把二十块钱要走了。大概是营养不足加上劳累过度（整天看小说），我在大二时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也不算小病。好在是公费医疗，看病就在学校附属医院。那时的北大附属医院可没现在有名，就一排破房子，十几个医生，看看感冒还可以，真正有了病还得去北医三院。我定期去医院报到，按医生吩咐吃药。一年后再去检查，病灶居然钙化了。这次大病仍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警惕。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在课室、宿舍和图书馆之间奔波，吃一些没有营养但可以充饥的东西，没日没夜地看小说。大四的时候，我被班主任安排当了团支部书记，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有个同班同学，平时有些口吃，加之跟同学不太合得来，精神方面出了些问题，我被迫陪他定期跑北医三院。那里看病的人多，上午挂了号要等到下午才能看。我们坐在门口的长椅上，同学喋喋不休，我却感觉非常疲倦，不得不躺在长椅上休息。实际上那时我已经得了肾炎，只是我不知道。有一天在五四游泳池游水，当时正是艳阳天，气温高达三十八度，我却突然感到无比寒冷，直打哆嗦。旁边一位同学看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突然冷得发抖。毕业分配时，学校要替用人单位负责，全体毕业生例行体检。我的尿检结果是一个加号。也就是说全班就我一个人体检不合格。医生说我可能得了肾炎。要去北医三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我问医生：如果是肾炎会怎么样？医生如实回答：很难讲，有的几个月就死了，有的活了二三十年。

　　如果北医三院的检验结果是肾炎，我就不能毕业，要休学治病。我知道自己有病，因为身体反应已经告诉了我。但我必须正常毕业而且要分配工作，因为家里已经因为我求学欠债累累，我的病也只有在分配到单位后才有条件进一步治疗。那几天我天天跑医院，了解蛋白尿的原因，跟主任医师套近乎。班主任把他的烂自行车借给了我。我后来还把一些重要的证件搞丢了，班主任就跟着我一路去寻找。后来我找一个老友拉了泡尿，送去北医三院化验，检验结果自然是正常的。主任医生看我的尿液一时正常，一时不正常，就说是直立性蛋白尿。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病，但知道如果诊断为这种病，我就可以毕业，还能分配工作。主任医生让我把二十四小时的尿集中起来拿去化验。我又找那位老友帮忙，但做假很不彻底，我怕他拉的尿太正常，引起怀疑，就装了些自己的尿。检验结果自然高出正常标准很多倍。主任医生大吃一惊。说：怪了。是不是搞错了？写多了个０吧？她也没去调查，就把我当直立性蛋白尿给打发了。

　　到了单位我就开始治病，住了一个多月，做了很多检查。结论自然是肾炎。然后是漫长的渺无尽头的治疗。不断地吃激素，终于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脸上也开始长疙瘩。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我生活盈实了，开始发福。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胖过，就那年胖得自己都不敢相信。吃激素不光带来虚胖，还有其他副作用，最难忍受的是气虚心跳。真是比死还难受。我自作主张把激素停了。给我治病的医生是个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大冷天的，看到我还穿一件单裤，冻得索索发抖，就叫我去买件棉毛裤。她除了关心我，也托我给她买洋烟和洋酒。可惜那时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不知道去那儿买这些东西，竟然无颜面对。这也是我放弃治疗的一个原因。

　　多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深圳有家医院有治疗肾病的良药。我赶紧搭车去买了回来，是一些黑色的药丸，几百块钱买了两大包。我每天十二万分艰难吞咽下去。结果是除了排一些黑色的粪便出来，我的肾脏依然故我。这样的广告后来又看到了一家，这次是郑州某医院。我自然仍要上当受骗一回。包裹寄来了，我打开一看，除了药丸，还有一个装水果罐头的瓶子，打开一看，是黑色的浆糊一样的东西，入口粘喉，喝多少水都不会下肚。我有个同事还从汕头给带过两瓶中药。说是从一个中老名医那儿买的，他从不开方，只卖自家熬出来的药水。据说上飞机时给安检人员截住了，以为是危险品，打开盖子闻到了中药味才放的行。

　　我工作的第三年，我最小的妹妹中学毕业了。我帮她安排了个工作。体检时发现是乙肝。她失去了工作。过了三年，我的大妹因为血小板减少导致大量出血，进而昏迷，住进武汉协和医院，在那里做了脾脏切除手术，出院后她继续发病，不见任何好转。

　　我女儿于是１９９５年来到人世。出院后第七天，因新生儿黄疸住进了医院，从此与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都要进出几次。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全认识她。小家伙两岁半时，一位负责任的医生认真对她的身体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她的心跳不太正常，经过一次又一次的Ｂ超检查终于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好在现在医学昌明，这种前些年的不治之症如今只能算是个小儿科了。我女儿在霍英东捐建的一家医院里完成了心脏手术。如今她尽管身体仍然不算太好，但毕竟可以欢蹦乱跳。由于长期跟医生打交道，她早已把医院里那套东西看得耳熟能详，坐在家里，抓起小熊就要给它打针。看她打针的手式和程序，你简直不敢相信她才是个五岁的孩子。我老婆是护士出身，对医学一知半解，尽管没有什么器质性的大病，身体却不太好，她竟然不知道标本兼治的道理，经常拿药当饭，看着娘儿两个大搞吃药比赛，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外母对中医也是颇有研究，经常拿中药当水喝。家里终日药香飘飘，早不知饭味了。

　　香港回照祖国那年，我一个学生完成了大专的学业，分到了我的手下。此人是典型的不耻下问，经常追得同事四处躲藏。他自己没有女友，却老要给一位同事介绍。同事要问个究竟，他就说：此人不适合我。有一天，我指挥他爬货柜。他从货柜上下来，对我说：觉得很累，爬不上去。几天后他被检查出得了血癌，几个月后我们见到了他哥哥，来收拾遗物。他才二十五岁。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三天两头往邻村跑，名义上是找同学，实际上是想看她姐姐。她姐姐长得很美，人见人爱。我那么小就已经对她恋恋不舍。有一天，我听人说邻村淹死了一个女的。我赶紧往邻村跑，远远就看见一堆人围着。我钻进人群，看到我同学的姐姐躺在地上，脸上盖了张白纸，她穿着一件花衬衣，黑色的长裤。有人把她脸上的纸掀开一角，我看到了一张浮肿的脸，眼角和嘴唇布满污血。我突然觉得十分恶心，头昏脑胀。回到家里，我开始发烧，接着昏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才知道家里请了法师来驱魔捉鬼。

　　我的很多同学是从初中起就开始吃着发霉的菜求学，我到了高中才有了这个待遇。为了帮助家用，砍柴把背都压驼了。在死亡线上挣扎过，在手术台上躺过。或许我的“苦难”并不是最为深重的，但我相信绝不比那些因种种原因故去的同学或朋友逊色。不同的是我还活着，他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