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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
我母亲把钱包丢了,那里面有四十多块钱和一些粮票。
我母亲一定找遍了钱包可能遗失的每一个角落,但她没有找到。我母亲是一个
行事果断,冷静,有方法的人。她没有立刻将此事告知我的父亲。
但是,除了我父亲,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钱包丢失了,院子里的邻居们
也都知道了,我当然也知道了这个丢失的钱包,我也和大家一样笼罩在一片紧张之
中。
那个钱包我见过若干次,至今还记得它的形状。它是黑色的,粗糙的,扁平的,
现在想起来它可能是用低劣的猪皮制成的。我看到它的时候它从未鼓胀过,因为那
里面的钱是从来不多的。这一次里面有四十元的巨款,是因为我母亲刚刚领到工资,
她的工资是三十六元,加上钱包里剩余的几块钱,就超过了四十元。这种情况是极
其少有的,因为每次工资发放以后,马上就存入了银行,或者锁进了那只深红色大
箱子的底部__那是我们家的保险柜。我母亲在这方面是极少犯错误的,但是这一
次,她把钱包留在“保险柜”的盖子上,她自己却出去了一会儿。这真是不可原谅
的过失,我想我父亲知道这件事的话,首先一定要训斥我母亲,其次才会考虑钱包
的去向。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是半天还是一天,反正这中间的一段时间不会太久,我
感觉到人们好像猜到了寻找钱包的可靠线索,他们变得轻松起来。他们对我说,钱
包是丢不了的,因为拿钱包的人是跑不掉的,既然人跑不掉,他就没法把钱包里的
那笔巨款花掉。他如果把钱包拿出来,对大家都是好的,没有人会追究他,相反,
人们会感谢他,因为首先是因为我母亲的过失,如果我母亲不让钱包独自暴露在外
面,它也就不会对别人形成诱惑。
听起来言之成理,但我还是感到,无论是人们这种轻松的论调,还是他们故作
放松的神态,都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好像所有的人都瞒着我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
包括我最信任的也最信任我的奶奶。而他们之间却仿佛取得了共识,他们在向我讲
述上面的道理时,有几分说不出的诡秘,这让我感到不安。我模糊而又明确地认识
到,我是一个嫌疑犯了。
这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可能是十二岁。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年,我邻居张老师
家丢了一块手表。那更是轰动全家属院的大事。手表的偷窃者是我西边邻居家的女
儿,我的同班同学小燕子。当所有怀疑的目光指向小燕子的时候,她们家的大人一
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于小燕子心中的压力有多大,我不得而知。因为她长着一
对斜眼,很难从她的眼神中发现出什么。况且,我那时知道了她是大家认定的偷窃
者之后,哪里还敢正眼看她一眼?大人们愤怒的窃窃私语没有瞒着我,使我受到了
一次恐怖主义的教育。我知道了,如果哪个孩子敢于偷窃,成人社会的共同的愤慨
会有多么巨大。
这一次轮到我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钱包不是我偷的,所以没有哪个人知
道我的心中是多么从容。我庆幸自己没有见到那个钱包,如果我拿了它,那我现在
该怎么办?我很清楚那漫长的几天我终日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但我没有丝毫的
恐惧。这样说也许是不准确的,真实情况是我那时没有任何的心理活动,我只是等
待着,等待着他们对我的审讯,像对小燕子那样。如果说我也有那么一点紧张,那
是一种等待下的紧张,就像站在月台上等火车的人一样。不同的一点是,等火车的
人最后能够进入那个庞然大物,和它融为一体,而我所等待的唯有对抗和分裂,我
以我小孩子的软弱,无力,渺小,对抗周围的所有一切,其力量之悬殊超过了旅客
之于火车。
审讯终于要开始了,但它远非我在漫长等待中所想像的那样。
那是一天清晨上早自习的时候,全教室的人都在背诵课本,我的声音混杂在同
学们嘈杂的声音之中。能够消失在众人之中,是一种难言的幸福。尤其处于当时的
情况下,我感到了这种幸福的凄凉意味。但我不顾一切地手捧课本大声吼叫,以期
能够让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这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认识自我__人们需要在公
众的喧嚣的场合而不是在一人独处的时候认识自我。
就在这个早自习上,张老师(张老师是一个异常严厉的女人,她又是和我们家
关系密切的邻居,同时她还是去年那起手表失窃案中的失主)巡视时走到我身边,
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出去,我跟着她来到教室外面。教室门在张老师的身后关闭,嘈
杂的声音立刻变得沉闷,众人的世界仅一门之隔而显得遥远,我必须单独面对张老
师。张老师说她要和我谈一件事。我说嗯。她说你把你妈的钱包拿出来吧。我想说
你怎么知道我拿了钱包?你有什么证据?你为什么不先问我拿了没有而直接就断定
是我拿的?是谁告诉你的谁要你来跟我谈话的?但我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只说我
没有拿钱包。她说你现在把钱包拿出来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任何人你的所有同学
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我说我没拿。她又说你到底拿出不拿出来?我说我没有。她说
你是不是聪明的过头了?我说我没有。
对最后一问的回答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我没有拿钱包,其次我不认为自己聪
明。我从一进学堂上小学一年级起,大人们就认为我比别的孩子聪明,他们的根据
只是我写的字比别人写的端正,我对课本表现出一些兴趣,而别的孩子们只是一味
玩耍。我一直暗自反对大人们对我的这一看法。我自己知道,我之所以把字写得端
正,对课本表现出兴趣,只是因为胆怯,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按大人们要求的去做,
我就不会受到惩罚,而别的孩子不怕惩罚,面临惩罚的时候他们或者能够机智地逃
避,或者勇敢地对抗。我羡慕他们。但是老师和大人们谁都不知道我实际是一个非
常胆怯的人,他们竟错误到认为我敢于去偷窃一个钱包__一个金钱,权势,成人
神秘世界的象征。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倒是希望自己敢于这样去做,就像斜眼的
目无一切的小燕子一样。但我连她这样的女孩子都不如,而且我知道我将永远也不
敢步她的后尘从正面去挑战压迫我们的成人世界。
前一年的小燕子在交出了手表以后,仍然斜着眼睛看人,仍然挺着胸脯走路,
仍然又说又笑,照旧和大人们搭话,倒是大人们和她说话时表现出不自然的态度。
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可我不敢,所以我说我没有:既没有偷钱包,也没有做那种事情所需要的勇敢
精神。
张老师没有打我,她打过所有的同学,就还没有打过我。这一次我渴望着她的
巴掌落在我的脸上,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在面对不公正的时候能够反抗到什么程度。
但她却说你回去吧。我推开教室门,一股巨大的声浪将我袭击。我重又回到安全的
集体之中。想一想所有的同学都被老师拉出去单独挨过打,他们需要怎样的胆量和
结实的腿脚!我惭愧地坐回到我的位置,竟没有人向我这里多看一眼。我自以为了
不起的磨难,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不过,我尚未摆脱困境……
接下来的两天,我接受了母亲和奶奶的盘问。那称不上是审讯,尽管她们声色
俱厉。我所等待的是我必须迎接的真正的审讯,那就是面对我父亲。
我母亲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才要利用父亲的权威。父亲是煤矿的革委会主任,
这家煤矿有上千名职工;父亲发起火来如狂风暴雨,不发火的时候像电闪雷鸣;父
亲无暇过问家中琐事,一经过问便作出无可怀疑的结论;父亲在心情好的时候也和
我开过玩笑,一年中大约不超过三次,那是我在接受上帝的亲手抚摸,其恐怖超过
大众集体的愤怒……我在等待着父亲的威严降临,尽管他那几天每天回家,但他尚
不知情。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在那间我们日常起居的狭长的房间,
父亲坐在里面一头的一把高背椅子上,他的周围站满了人,是我的家人,亲戚,邻
居,老师(张老师)。我单独一人站在窗户下的一小片阳光里,我感觉到阳光温暖
地照在我的脊背上,但我不知道我的目光应该朝向哪里。
这是公开的最后的审判。为等待这一次审判我花了太多的心力,我觉得自己一
站到审判席上就会晕倒,因为我天生的懦弱在面临压力时搞得我精疲力竭,一点力
气都没有了。可我还能够站住,我在心里感谢身后的一缕阳光,是它支撑住了我的
身体,并给了我一丝清醒中的醉意,使我沉重的身体在压力之下变得轻盈。
可这最后的审判在一瞬间就结束了。父亲问,你拿你妈的钱包了吗?我说没有。
父亲说真的没有拿?我说没有。他说,你出去吧。我没有听清,也许是我还没有来
得及接收完这一使人完全不能相信的讯息,我呆着没有动。他提高声音又说,你出
去吧!
我出了门外,没有走远,我等着把我叫回去重新审讯,因为我相信最后的审判
是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的,这只是一个序幕,大戏还在后头。父亲需要别的人给他
贡献意见,他突然从云端降落到地面,还一时看不清形势。可是谁能想到,再也没
戏了,没有人再叫我,没有人再提钱包二字,母亲不提,张老师也不提,所有的人
都仿佛忘记了这回事。也没有人告诉我,对我的审判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于是我
认为,我被判无罪。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又一个季节。
有一天,我在家中玩耍,突然发现那个黑色的钱包就在我的眼前。我的玻璃弹
子跑到了我母亲的箱子底下。就是那只作为保险柜的深红色的巨大箱子,我母亲把
家里的所有财物都锁在里面。它是用两排断砖支撑着的。我的玻璃弹子把我引到了
两块烂砖所形成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钱包就夹在那里面。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使
它原先神秘的黑色显得不再那么可怕。我于是顺手将它拉出来,兴高采烈地跑着,
喊叫着。我母亲应声而来接住了钱包。她首先打开钱包查看一番,里面一分钱不少。
她盯住我,面无表情地说,你这个小猾头!我知道我没有错。
我恍然大悟,原来审判一直在持续着。在父亲的权威没有奏效之后,他们等待
着自然的诡计。我终于没有逃脱。
我母亲又走进厨房,晃着手里的钱包对我奶奶说,钱包就是他拿的,这个小滑
头!不要再跟别人说了,也不要跟他爸爸说。
这样,在一个较小的法庭上,我被轻描淡写地定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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