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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汨罗江畔青年诗人刘大伟书
大伟:
见信好!8 月16日中午,你难得一回来报社访我,却逢我下班回家,待到上班,
才收到你寄存在门房陈伯处赠我的一套钱钟书的《谈艺录》,还有题于书的扉页上
的你的殷殷赠诗,感谢之余,我仍要怪你,当时为何不予我电话,便匆匆离去,使
你我至今尚未面晤,实为一憾。
此后过了三天,你打来电话,解释了原因。当我向你谈及自己的情况,并说自
出《守望》后,已有两年多没写过一行诗了,你突然一下子激动起来,语气带有不
容商量余地地责问:“你写得好好的,怎么可以不写了呢?”“生活和艺术其实是
可以分开的呀?”“……你一连串的追问,令我震撼,令我感动,也令我羞愧。因
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我,有的只是对写诗的自嘲与嘲人。当时我在电话中
约略向你解释,可我知道那短短的几句话并不能成为你满意的答案,我觉得有必要
给你去一信,以不负你坦诚以对的一片真挚与期望。
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很怀念我的20世纪,怀念那个写诗的肖涛生。”
是的,直到今天,哪怕我没有写诗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着诗歌,仍然认为诗
歌是文学的最高艺术形式,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写作。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那些富有
独创与前瞻性的新诗作品,我尤为喜读。记得在那些写诗的日子里,人活得单纯而
充实,常常喜欢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独坐、冥想,喜欢于黄昏窗台下读叶赛宁、里
尔克、食指、海子的诗,直读到眼眶湿润,热血沸腾。是诗歌,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给了我思想、品格和向善的心灵。我敢说假如没有当初的学诗,便没有我今天所有
写下的文字,如果它们有起码的存在价值的话。
然而大伟,我的兄弟,这些年来我耳闻目睹了不少社会荒诞剧的轮番表演,仍
能从周遭认出大量“阿Q ”、“祥林嫂”式的人物来后,自觉再不能装聋作哑,如
过去般“躲进小楼成一统”,做“艺术”的美梦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此,我
曾深深地矛盾、痛苦过。于是我有了淋漓尽致说话的欲望,而讲究含蓄的诗歌,又
怎能满足这心灵的不羁泉涌呢?
写杂文,像鲁迅那样把文章当匕首,“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这样也很好,
未来的日子里我也定然会这样去做,但我以为目前我们最切实要做的,不是大家全
身心仅专注于揭露与批判,这只能使我们无形中成为一个鲁迅所说的“战于无物之
阵中的战士”,疲于周旋,而是应安下心来做文化的整合与建构工作,这才是我们
最重要的使命。也只有构筑起健全而重良知的文化氛围,才有改良国民性,提高全
民素质的可能。打个比方,如抓老鼠,与其一只一只地抓,不如先搞好环境卫生,
安网罩、补漏洞来得实际。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不断听到不少“名家宏论”,大体是无补于社会
进步的饭后剔牙式的扯淡、扯皮,他们喜以导师自居,津津于畅谈所谓“真理”、
舶来新潮;而大众呢,却自个儿陶醉于“快餐文化”、“流行时尚”、“聊天室”
之中,这旗帜纷起的局面,迷惑了众多欲求进取的青年学子。我亦是到得今日,才
多少有些醒悟的。因而,张扬符合人之天性要求的进步文化理念,已是我们必须直
面的使命。我不可想象,一个不能确立自身主流文化,树立自身文化精神的国家,
它会有挺直腰杆在世界走动的民众,致力于国家进步的民众。
大伟,我之所以如此看重文化使命,还因为我每当翻开中国史书的时候,就不
能不一再扼腕叹息、悲愤。多么宝贵的文化遗产,多么振奋人心的文明履迹,却如
此不幸地一次又一次遭受火与兵的洗劫、遮蔽直至烟消云散,甚至有的连个美丽传
说也不曾留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最自由最繁盛的时期,儒道学说至今仍影响
深远,但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后,天下书已所剩无多。
经此后文人的努力,到南北朝时已有一定规模,但梁元帝在国都江陵被围后,竟将
全国收集来据为已有的十四万卷、相当多还是民间无遗本的珍贵典籍,尽悉付之一
炬。再到后来的清代“文字狱”及对史实的大量篡改,如集《四库全书》便为一例,
至此,中国文化己相当“贫血”了。然而灾难仍不止,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轰抢
掠夺,加之后来的百年战事,己几无藏书之阁,“皮之焉附”了。建国后,过了几
天安宁日子,可接着是“反右”、“文革”,“破四旧”把文物、古迹、非革命类
书一概破坏、焚毁,无数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
极尽受辱之能事。到此,我怎有心情再去细细回味!
然而值得快慰的是,中国文化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轻言绝望的,这二十多年来,
文化重建工作不乏一批热诚者的殚精竭虑、前仆后继。我们看到,一个个架着眼镜
片的老中青文化工作者,带着辛酸而沉重的心情,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在对方苛
刻的限制中,摹抄、拍摄被掠夺去的大量失散典籍、文物,浩浩长卷,有时一呆下
来临摹就是数年之久,而他们毫无一句怨言。这仅仅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
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这是铸就我们民族骨与血的精魄所在!
大伟,我是矢志要加入这一行列的了,我觉得这不是复古,而是现代人对祖先
的一种寻根形式,是一种“赎罪”,是把一个个今人对中国文化认知断裂的部分接
续上,以资我们前行的参考,这也不是为了炫耀“遗产”,以强者自居,而是为了
总结出一种何以血脉长流屡毁不灭的中国文化精神。
是的,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血与火洗礼过后弥存的中国文化,我越发感到时间
的宝贵,青春的虚度,以至阅读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文史哲的海洋里泅
渡,我越发发现自己的浅薄、孤陋和卑俗,但同时,也更坚定了我前行的信念。
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我以为一个文化人非得树立一种严谨而独立的人文品
格不行。这,我以为就必须回到“五四”文化传统中去,也只有回到“五四”文化
传统,中国文化才有重建与创新的可能,才能有勃发的生机与朝气,才不致陷入全
盘泥古或西化的淤潭中。
回望“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在“科学”与“民主”精
神的指引下,兼容并包、学贯中西、特立独行。他们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的骨格、气
质、忠贞等优秀品性,又向西方“拿来”了独立、自由、开拓等进取精神,他们中
既有积极干政的鲁迅,也出了埋首整理国故的陈寅恪,但他们都怀一颗共同的心,
那就是热爱中国以及她的文化。在治学上,他们有一不约而同的好风气,就是一旦
发现人才,哪怕此人骂过自己,意见与己相左,仍会伸出手去,悉心扶植、破格录
用,譬如胡适之先生。当时中国的新文化就是这样发展且壮大起来的。他们不会为
求一时的荣华、安逸而依附于谁说“软骨”的话,是独立精神,使他们发现了许许
多多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为此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是卓然独立,成就了他
们的学术业绩与人格高度。所以,我以为一个文化人,必先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
才能去谈学问的事。而一个国家,也必须有一个大度、包容且前瞻的胸襟,才能有
文化繁盛的一天。
大伟,2300多年前屈原在你的故乡汨罗江愤然沉水后,中国文化史就开始了骨
格铮铮的崭新一页,历代正直的文人都以屈原为人生范示,时刻准备着一场壮烈的
“灵魂献祭”,如无屈子,中国文化后来恐怕要逊色大半,柔弱而无振枝之力了。
所以中国文化精神,说是屈原精神亦是大体得当的。大伟,你的长诗《我的太阳》
激烈高亢、境界高拔,充满人文关怀,难道没有屈原的影响?先人留给我们的这种
宝贵精神资源,我们是应该责无旁贷地传递下去的。这是我们民族进步的强大动力。
话说回来,许多人看到我写过不少“积极”的文章,总以为我生活就是—帆风
顺、倜傥得意的,其实不然,生活有一百个现实理由让我不应选择走上这一条路,
在我周围,能一起坦诚切磋的人不多,更何况许多必然与偶然的打击,又接连不断
发生在我身边及身上。我曾痛痛彻彻地想过放弃,这种感受,拿阮籍的“车迹所穷,
恸哭而返”来形容是不为过的。但最终还是割舍不下,坚持了下来。这是因为我以
为,一个人自打出娘胎,就已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了,而是属于更多数的人群,他
的生命只有放在更多数的人群中间才赋有意义与价值。既此,我有什么理由畏惧风
雨,折翅而返,去做一个苍白而安逸的青年呢?推而广之,我们这一代青年,有什
么理由玩世不恭、嘲弄崇高,有什么理由不肩负起前辈未竟的事业去默默前行?
说到写诗,新诗虽也有诸多功能,但现状是,真懂的人少,胡乱涂鸦胡乱嘲弄
者多,读者便也就有限得很,我欲为传播思想文化常识而努力,散文随笔是较为适
当的方式。这正如让我选择当艺术家还是教师一样,今天我会选择后者,以纸为讲
台。但必须承认,诗歌才是我真正的“故乡”,今天我只是行走在路上,做一个青
年该做的事。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家”,那时,还是一个诗人。这过程并不矛盾,
因为是诗歌精神指引我走上寻访之路,以及最终的回归。
大伟,真的很高兴认识你,希望你我的见面之期不会太久,你曾在信上说,读
我诗如遇知己,我对你亦有同样的感受。你我都正当菁华之年,不管你赞成与否
“为人生而艺术”,都愿同留一颗热诚的赤心,为真正的进步的中国文化的建设多
尽一份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只要有我们大家的努力,这一个世纪必定是中华文化
光大复兴的世纪,那时,愿你于汨罗江畔,我在潮汕三江之滨,隔千里的黄壤,登
楼举杯加额,遥相为历代正直的中国文人一泼致谢的清酒吧。
我们是不应忘记这些民族的脊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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