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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读《陈寅恪读书生涯》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
性也’四字已足概括了。”人的吃饭问题或人与身外之物的关系是马克思学说主要
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本身欲望的冲突或性意识和心灵之间的问题是弗洛依德学说
要研究和解决的。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年仅13岁就游学日本,后又赴欧美,留学于德国
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留学时间长达16年,36岁时回国,通晓十数国语
言。先后受聘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
等等。求学时被人称为中国最佳“读书种子”,教学中获“教授之教授”美誉,治
学则被海外颂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总之,斯人位居国宝之数。后在文化大革
命中被迫害致死。
先生王国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万世为奴矣。”
当时,陈寅恪就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那是一个群
贤出世、大家纷至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作家、学者,对西方社会制度、生
产力水平、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革,对中国的前途
进行了不懈的探求。然而时至今日,他们所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个时代,每一位国人应该干什么?
陈寅恪先生的一生,特立独行,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叔本华说:
“天才往往出世蒙垢,后世彰显,即为后代而生存”。
寅恪先生在国外求学十数年,完全是为读书而读书,在那么多高等学府学习,
也只拿了两个学士文凭,确实是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来装点门面。
这也是对当今很多混职称、混文凭人的绝妙讽刺,更是对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唯文凭
是举做法的一种警醒。
寅恪先生为清华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史学系皆开课。由于他非
凡的记忆力和求根究底的性格,清华园里都称他为“活字典”、“活词典”;他讲
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直到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每节课均以新资料来认
证旧闻,或在习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寅恪讲学注重内容而不拘形式。上课从不
点名,从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说最好的考察学生的办法是在学生听讲及
研究后,细细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提出几个问题,通过学生提出的问题,
就可以知道学生是否用过功夫,可以约略分别成绩。
寅恪先生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自己写的64本笔记,其中用藏文写的13
本,用蒙文写的6 本,用突厥回鹘文写的14本,用土火罗文写的1 本,用西夏文写
的2 本,满文的1 本,朝鲜文1 本,中亚、新疆文2 本,梵文、巴利文10本,俄文、
伊朗文写的1 本,印地文写的2 本,希伯来文写的1 本……不说信息量,只是语言
寅恪先生就用了20多种。后交到季羡林先生处,先生叹曰:“这些笔记能留下来,
多亏神灵佑护”!
寅恪先生思维敏捷,谈吐幽默,他在柏林读书时曾与周恩来有过交往,据寅恪
学生石泉讲,寅恪曾谈到在德国留学时,“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店里,我
无意中和周恩来还有曹谷冰等3 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
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等3 人都说不过他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
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房间,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没想到他
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地,由于政治气候变换,学术开始淡化,学者们被挤向社
会语境的边缘,浓郁的政治气氛,火热的革命运动使人们为新政权的每一次政治事
件而亢奋、激动。1953年冬,北京方面邀请寅恪先生北上,担任中央历史研究委员
会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寅恪先生在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正言:没有自
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因此提出如赴任,则
不学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他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切须以死力
争。可谓直言不讳,毫无顾忌!
陈寅恪先生出版的著作总计有170 万字以上,陈寅恪先生的名字,在他辞世20
余年后,也终被人们从封尘的历史中呼唤出来。人们在轻轻翻着他的书页,不能不
思考着什么!
(《陈寅恪读书生涯》,王子舟先生著,长江文艺,9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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