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历史中透析“农民增收”(2)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辩 《21世纪》:1982年到1986年,中央在农业方面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确 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一系列的农业制度安排极大 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请诸位回忆一下,制定文件当时面临的主要争论和文 件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 刘 堪:当时中央关于农业的文件实际上是有八个,我都参与了制定。1982年 “一号文件”之前,有过两个文件。第一个是1979年4 月中央批准的一个小型座谈 会,主要讨论放开农村微观体制,包括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生产专业化等问题, 讨论最为激烈的是包产到户是否要施行,最终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会后纪要以“19 号文件”的形式颁发。 第二个是1980年的“75号文件”。当时召开全国省委书记座谈会,主要解决省 委书记的认识问题,当时,“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非常激烈,黑龙江的机 械化生产模式和贵州包产到户模式、大农业与小农业的生产方式激烈碰撞,争论无 果而终,中央也没有裁定,“阳关道”与“独木桥”同时得以存在。中央批准的会 议纪要下发,成为第二个中央文件。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司务员吴象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的整版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在全国引起大讨论。 直到1982年的“一号文件”,包产到户的问题才算一锤定音,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得以肯定,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 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在生产 要素的所有权和流动权的问题上,也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 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和土地的流转问题;1985 年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问题,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 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 强调了已有的农业政策必须执行。 最后,1987年还有一个“五号文件”,其实也就比“一号文件”晚发了几天, 文件总结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有一些告别的味道,却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17 年。 《21世纪》:对当时的情况,林教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有过精彩的逻辑梳理。 林毅夫: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当时的八个文件就是解决了农村 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取消了那些抑制生产积极性的制度性因素,把农民生产积极 性恢复起来。 改革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平均每年增产达到4 8%, 增长速度和前15年比较翻了一番,粮食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 的吃饭问题。 刘 堪: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1985年,“一号文件”主要讲农产品 市场问题。之前中央的统购统销,包括一百多种商品。当时,“一号文件”只对粮、 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有人甚至抱怨,步子迈得太大了。 林毅夫:原有的体制限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到1984年基本解决了。此后农 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市场环境和城乡二元经济方面。1985年以后,实际上面对的 是,如何把农村经济跟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逐渐消除的问题。对这个过程,到底是 用市场化的方式,还是说保留一部分政府的干预来调节,存在政策上的徘徊。1985 年,统购统销变成了订购制度,但当年因为粮食减产幅度过大,实际恢复了统一收 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