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令义:背一个,抱一个,来到了新疆 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 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寻找她们时, 已很难找到了。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 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 就越高。我根据史志上提供的线索,去年曾经去喀什第三运输公司寻找1950年初 入伍的廖静、赖晓霞和1952年3 月入伍的陶爱兰,没想她们都已去世了。 我可能永远不能忘记去寻找她们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闷热。我在三运 司的家属院里见人就问,你知道廖静家吗? 人们摇摇头。 那么,赖晓霞、陶爱兰两人的家呢? 人家也说不认识。 我就觉得奇怪,这单位就百十号人,怎么连她们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 说,她们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来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们再想一想。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能记得。 我仍不死心。我问看门人。看门人让我去问老头老太太,说或许他们知道。 我一边等着有老人经过,一边确信会找到她们。因为她们当时不过六十七八岁, 应该健在人世。但我最后失望了。我问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她们早就去世了。 我当时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运司,经过多方寻访,不得不确认她们的 确已不在人世。至于她们是多久去世的,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人们莫衷一是。 人们已经遗忘了她们。 所以,据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两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 农三师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阳人,十四岁入伍。她对自己的经历不 愿说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后就分到了国防十二团,不久就到团卫生队学护士, 然后参加修建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到十三间房修兰新铁路。以后又到工 二师、工三师工作,1966年从乌鲁木齐调到喀什后,就一直扎根于此。她对我说, 她宁愿让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是幸,还是不幸;无论是欢乐,还是痛 苦。 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 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 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 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 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 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 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 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 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 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 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 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 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 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 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 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 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 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征。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 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 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 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 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 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 不再去做那个梦。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是 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 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 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 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尹树德1951年5 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 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 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 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 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 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 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背 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 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 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 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 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 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 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 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 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 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 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自己就没有奶水了。 那时火车上的条件很差,也买不到什么可供孩子吃的东西。我只有把自己带的发 糕用开水泡开后,给孩子喂了充饥。到了西安,找到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给 孩子发了奶费,我给孩子买了些奶粉。不想奶粉已经变质,孩子吃后就拉肚子。 由于水土不服,我也病了。我到西安的第三天,就随车队出发了。临走时,办事 处的人劝我留下,等孩子和自己的病好了再走。我说没事儿,都是小病,挺一挺 就过去了。 我们的车队共有五十辆车,有三十多辆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辆是接我们 这一类部队亲属的。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中年妇女,有小媳妇,也有孩子。各 地的口音都有。车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垫着我们的背包,背包上坐着我们。一 个车上坐四十多人,挤得腿都伸不开。我当时病得想躺一躺都没办法。车不到预 定的地点,一般不停,我们小便都只能在车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后再倒掉。 我的孩子到兰州后,还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个年幼的生 命毕竟才四个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经不行了,我也显得十分虚弱。只有那个大一 点的孩子没什么问题,但他什么事也不懂。带队的干部对我说,看来你得留下, 你必须在兰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后再走。 我虽然是个教师,但见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来,就再不让往前走了,就说, 同志,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办? 没什么问题,食宿有部队负责,你治好病后,后面的车队会把你和你的孩子 送到你爱人身边。 我还是不放心,就问道,这里到迪化还要走多久? 最快也得一个月时间。 那多久还有车队? 这谁也说不准。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去给孩子弄点药吃了就会 好的。我自己没什么问题,能挺到新疆的。 孩子吃了药后,病情有所好转。我重新去买了奶粉,又跟着部队上路了。 但孩子的生命还是太娇弱。一过乌鞘岭,可能是水土不服,孩子不但开始拉 肚子,还老是呕吐,吃药也管不了用。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伤心得怎么也止 不住自己的眼泪,孩子哭,自己也哭。为了孩子,车队一到大一点的地方,比如 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干部就去当地药店或驻军找药。这样,终于拖到了新疆。 车队一到迪化,孩子就被送到军区医院抢救。看到那个孩子除了一副小小的骨架, 就只剩下了一张皮,见到的人无不心痛掉泪。 当孩子躺在病床上时,我都不敢认了。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临走时,他胖嘟 嘟的,脸儿红扑扑的,现在却像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妖怪。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我跪在地上,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救活。 尹树德得到通知赶来后,我哭着说,都是你要来新疆,都是你要来新疆。还 要我们娘儿仨来,这么长的路,你真是狠心。我哭诉着,突然眼前一黑,就昏过 去了。好在医院全力抢救,孩子被救活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 别的孩子,我时时觉得有愧于他。 我到达迪化后,单位来人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到地方继续教书,还是 愿意到部队当兵。我听后,将信将疑问那干事,同志,您是说我还能当兵? 是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我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到地方教书的话,是有工资的,参军只有津贴费。 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我一直梦想着要当兵的! 那好吧,你的入伍手续很快就会批下来。 果然,1952年7 月1 日,我的入伍手续就办好了。当我换上军装,觉得自己 十分神气。穿着它,特意在街上去转了好几圈。我被分配到七一酱油厂门市部工 作。当时的迪化还十分落后,远不能和口内的城市相比。部队虽然住在城里,条 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夫妇俩算是知识分子,特别照顾,给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 我们的房间外面,是一间稍大的房子,住了四家人。连炕都没有,打的是地铺, 出入都得从床铺跟前经过。 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作为“臭老九”,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 就是在“文革”期间给坐下的。但“文革”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那 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