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琼华: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 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 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 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向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 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 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 那颗手榴弹猛然炸响。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 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 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 钧一发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 他被判了三年刑。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 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 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 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 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 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 革命成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 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 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 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 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 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 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叹不已。但 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 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采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 地采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 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 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系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 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 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舍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 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 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历我年轻人生中突 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 那次告别成了永别。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 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 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 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 是抱来一捆大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 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 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 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 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 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 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 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 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 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 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 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 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短信, 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 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此案发生后,许多人 以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对我有许多误解。但通过立案调查,我只写了那样一封回 绝他的信,我没做任何不当的事情。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但我牵涉到这个案件, 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出节目呀什么的都不让我参加了。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 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对我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地方呀。 1953年初,要调一批干部到北京去,当时连级干部可以结婚了,别人给我介 绍了组织股协理员,出于好意,让我通过这种途径离开这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 这位协理员年轻、厚道,有文化,我当时也就同意了。但组织上认为去北京的人 都必须是思想纯洁的,不同意我们在新疆结婚,让我到北京再说,并且让我晚一 点再走。协理员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给我来信,但信被扣掉了。他是从 这里出去的,自然知道没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址写成了 “湖南宁乡”。他们以为是老家来的信,就交给了我。从信中我得知他马上要发 调函来,但后来的信肯定又被扣压了,所以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 这里不会放我走,也就死了调走的心。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 是政委亲自出面介绍的。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赶快定 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我当时已十九岁,在这个年龄,谁不渴望和向往美好的爱情呀,可这里却是 一个不谈爱情、让爱情滚开的地方。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提媒”。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 是“协理员”。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 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 可悲和好笑。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我说你等着吧!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虽然这婚姻是强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 他,就绝不改口。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 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 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沈阳外贸学院。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 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我当时非常感 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毕业后,我本来可 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 了婚。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 的“革命友谊”——我只能这么说。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 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系和加深。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 被俘,当了“解放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 不久又提了干。没想“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 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 任。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 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 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丈夫死了,接下来的目标就对准了我,孩子 们也受到歧视。为了孩子,我决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乡能够庇护我们。 没想我回到故乡以后,那里比新疆更乱,斗争也更加残酷无情。我不但自己 没有得到庇护,还马上给父亲带去了灾难,因为他女婿是反革命,他接受我们, 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凄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带上老二和老四返回 新疆。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天地之大,却没有我们母子 的立足之地。当我踏上火车,回望故乡时,我抱着孩子号啕痛哭起来…… 我不知该往哪里去。 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当时对我而言无疑是地狱。 回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去。 我绝望极了。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 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 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 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 一个兽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 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 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 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 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采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 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 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 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 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这 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 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 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我活着,所以,我现在 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