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 哈尔莫墩是一个地名。它地处焉耆西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天山和它的儿 子霍拉山把它小心地护在怀里,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开都河从它身边流过,不 慌不忙地奔向博斯腾湖。这一带是回族人的家园,也紧邻蒙古人的游牧地。五十 年前,这里是一片苇子滩和沼泽地,出没着狼、狐狸和土匪。 我到达这里时,十七团已在开都河岸一百多华里的范围内摆开了阵势,要让 这些苇子变成庄稼,让沼泽变成良田,让狼嗥狐鸣变成犬吠鸡啼。我是1951年3 月从长沙出发的,到达这里已是七月。车刚刚停下来,成群的蚊子就围了过来, 黑压压的一片。女兵们当时只发了一套苏式军裙,被叮得直想大叫。但因为有来 迎接的官兵,没法叫出来;有人想跳,也因为这种场景而只得忍着。每个人都希 望那欢迎的过程越短越好。但致欢迎词的领导却来了谈兴,只见他一边用双手赶 着扑向他的蚊子,一边天南海北,大政方针,滔滔不绝,弄得我们这十多名女兵 叫苦不迭。最后,终于有女兵忍受不住,弯腰去拍打蚊子,一巴掌下去,手上一 片鲜红,像抹了血似的。她这一带头,我们都去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清脆悦 耳,好像是十几个人在扇耳光一般。最后,致欢迎词的人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 的第一次考验。欢迎的仪式结束后,女兵们就逃命似的想躲到房子里去,但放眼 望去,四处搜寻,却没见一堵墙,一片瓦。大家狼狈地望着带队的干部。带队的 干部说,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房子,部队住的是地窝子、苇棚子。 什么叫地窝子、苇棚子?大家好奇地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心的战士们抱来一堆干芦苇,用火点着,把烟扇开,用来熏蚊子。虽然十 分热,但为了逃避那些蚊子,大家还是往火边凑。看看自己的腿和胳膊早已被蚊 子叮得惨不忍睹,再望望彼此的脸,也早已面目全非。 大家心里十分难受。最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单衣单裤,在长沙发了一件棉衣, 自己的衣服走时不让带,说到新疆后什么都发。但在兰州发了一套军裙后,就什 么也没发了。因为害怕蚊子,我们就围着火堆——七月烤火也心甘,谁也不肯离 开。那些蚊子白天也“嗡嗡”地叫,叫声从火堆外传来,像是有意要吓唬人。领 队的干部急了,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你们已经是战士,几个蚊子就吓成这样, 以后那么多的苦怎么能吃下? 我们一想也是,就给那干部建议说,你带着我们跑步去住处吧,这样的话, 蚊子就追不上我们了。他说,你们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你看我跑来跑去的,不 就是为了躲蚊子吗?我一想以后就得成天跑来跑去的生活。觉得十分可笑,就 “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起来。我们跑着到了一排苇棚子 前。那是用芦苇编成的、用水柳树干固定起来的最简易的营房,可以遮一遮阳光, 避一避风。后来的经历证明,风不能大,一大就刮没了影。好在苇子多,扎起来 也简单,大风刮没了,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苇棚子又搭起来了。因为白天 苇棚子里阳光少,成了蚊子的聚集地,大家一进去,蚊子就“哄”的一声闹开了, 然后又“哄”的一声向我们围过来,吓得我们赶紧逃了出来。有人已动作快速地 点了火把,挥舞起来。 怎么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得给我们发一条裤子,没有裤子怎么行?我用抗议 的语气说。团里已知道了女兵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得发动离沼泽带远的、在霍 拉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荒的一个连队捐献裤子。然后,我们每人收到了一条满是补 丁的裤子,裤子上净是汗水、泥土和污渍,发出刺鼻的汗酸味。大家已顾不了那 么多,赶紧穿上。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 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 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 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 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 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 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 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 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 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 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我刚来 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 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 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 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 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 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 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 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 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 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还有一次,我 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 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 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 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 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 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 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 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 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 先冲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 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呼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 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 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艳,像一朵 鲜艳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 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 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 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 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 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 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 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 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 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 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 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 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 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 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