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暂停屠杀
1941年8 月24日,希特勒发布命令,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安乐死屠杀行动。他向
卡尔·布朗特发布了这项命令,然后由后者传达给元首府。许多历史书将屠杀行动
的停止归因于教会方面的反对。事实上,希特勒被迫发布这一命令更可能是因为越
来越多的公众对屠杀行动的了解,而非是出于教会的反对;教会的反对只不过是一
般公众对安乐死计划实施方法不满的一种体现而已。从一开始,新教和罗马天主教
堂对纳粹的卫生政策,包括绝育和安乐死政策,一直是爱恨交织。纳粹也完全能够
平息教会方面的反对。同样地,来自司法部门的反对也反映出大众的不安,但它们
早在发布停止命令以前就已被暗地里平息。
公众的了解和不安就这样成为希特勒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1940年公众的
不满导致了希姆莱建议关闭格拉芬内克;同样的原因使得希特勒于1941年8 月发布
停止屠杀的命令。到了1941年夏天,安乐死屠杀的秘密已变得广为人知,甚至为一
些中立国和当时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所知晓。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这一决定只不
过是一种战略上的撤退。比如,儿童安乐死计划就仍然在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什么
干扰。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停止屠杀的命令并没有完全终止对成年人的屠
杀。在第二阶段,屠杀行动不仅被恢复,而且愈演愈烈,并隐藏于公众的视野之外。
我们还将看到,一些屠杀中心随后开始屠杀其他受害者,T4 的刽子手们也被派到
东部从事更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随着屠杀行动的对象扩展到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安乐死屠杀的经验迫使刽子手
改变其屠杀程序。他们将屠杀的场所移到了东部(指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兰和部分苏
联领土,下同)。由于在针对残疾人的屠杀行动中常常受到受害者亲属的缠问和干
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不是驱逐单个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而是整个家庭;
也不驱逐与其他种族通婚的犹太人,除非非犹太人的一方已经去世。甚至在奥斯威
辛集中营也是将健康的母亲连同其子女一起送进毒气室,而将没有子女的人留下来
做苦力。与此同时,对管辖权的争夺又再次展开。1939年,元首府劝说希特勒将第
一次屠杀行动交给了该组织负责,内政部的尼奥纳多·康帝和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
的赖恩哈德·海德里希只提供协助。但是对于1941年更大规模的屠杀任务,希特勒
将这一权力授予了帝国党卫队的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
担心公众对屠杀真相的了解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是纳粹政权将安乐死屠杀计
划列为头等机密以及希特勒一直拒绝颁布一部安乐死法的根本原因。但所有保密的
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大规模屠杀行动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涉及到大量的残疾病人,这给刽
子手们带来了无法克服的保密上的问题。
大量的残疾病人突然死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他们被转移后不久便突然死亡
也很容易引起怀疑;另外,他们的死亡地点集中在几个医院,所有在纸上进行的死
亡时间和日期的篡改也并不能使公众信服;而且,在德国领土内进行的流水线式的
屠杀作业也无法不为外界所知。当地居民亲眼目睹大批的残疾病人神秘地消失在屠
杀中心的大墙之内,他们看得见焚尸场冒出的黑烟,闻得着人肉被烧焦的气味。在
农村的村庄里,在小镇中,关于屠杀的传言在飞快地流传着。
其次,对残疾人的排斥政策并不像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排斥政策那样为公众
所接受。虽然纳粹政权加强了对残疾病人肉体上的隔离,把他们污蔑为“不值得存
在的生命”,并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绝育,但许多病人与其亲属的联系并没有被切断。
这样对残疾人的屠杀行动所对付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少数民族,而是一群与其
家人和邻居都保持着联系的公民。
第三,企图通过设立各类掩护组织来隐藏纳粹政权参与屠杀行动的事实并没有
获得成功。虽然暴露在公众面前的转运病人的机构是政府的卫生部门和国营医院,
但公众舆论谴责的却是纳粹发起的运动。纳粹在针对残疾人的宣传中把残疾人称为
“累赘的生命”和“没用的饭桶”,便暴露了纳粹是这一行动的同谋;公众怀疑纳
粹幕后操纵着这些屠杀行动,并相信格克拉特使用的是党卫队的灰色巴士。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担心,教会方面的反对会使得实施安乐死计划付出过大的
政治代价,因此,他一直等到战争爆发的前夕才发布了这一命令。希特勒认为,在
战争期间,教会方面会变得噤若寒蝉;现在看来,希特勒的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在
1940年一1941年间,教会方面并没有阻止纳粹对70000 有余的残疾病人的屠杀,在
1942年一1945年间同样也没有阻止纳粹对更多病人的谋杀。
长期以来,德国的新教教会一直支持提高健康人口数量等方面的积极的优生运
动,对绝育等消极的优生措施也并不完全反对。虽然一开始它反对强制性绝育,但
在绝育法通过以后,经过一番彷徨,还是有所保留地接受了非自愿性的绝育政策。
天主教会则对消极优生运动特别是绝育表示反对,而且梵帝冈当局和德国的主
教们均对绝育法持否定态度。但他们却对纳粹作出了妥协,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反对,
因为他们不愿意危害与纳粹达成的协议,同时也是想保护天主教堂和教堂里的职位
不受纳粹的干涉。从总体上说,由教堂经营的医院和护理所对政府和纳粹政权均忠
心耿耿。例如,我们以后便会看到这些医院和护理所是如何歧视犹太病人的。但是,
当绝育升级为安乐死时,也就是说,通过屠杀进行排斥代替了通过控制生育进行排
斥时,教会才被迫站出来加以反对。然而其反应也并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有效。
只是到了1940年夏末,在屠杀变得愈加赤裸裸以后,教会的抗议才有所加强。
这时,新教的国内布道团和天主教慈善协会下属的一些医院开始阻止,或者至少是
拖延,医院内病人的登记与转移。但T4 的官员及其地方上的帮凶们没有费什么周
折便克服了这些抵抗。一些医院的院长向政府提出呼吁,并通知了教会方面的上级
部门。教会方面在得到来自医院的报告后,试图对有关方面施加影响。最先有所反
应的是符腾堡州的教会。
由于在这个位于德国南部州的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近亲结婚现象,符腾堡有许
多住院的残疾病人。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格拉芬内克被选为屠杀中心之一,以及
为什么符腾堡成为T4 最先转运病人的地区。1940年7 月19日,在屠杀行动开始大
约 6个月以后,符腾堡新教主教特奥菲尔·武尔姆给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
写了一封抗议信,并同时将该信转呈给帝国司法部部长弗兰兹·古特勒,呼吁结束
屠杀行动。在没有收到回音的情况下,他于12月5 日再次给弗里克写信,并问道:
“元首知道这件事情吗?他批准了吗?”
大约在同一时间,霍夫朗格斯塔勒医院的院长、国内布道团中央委员会的副主
席保罗·格哈德·布劳恩牧师和著名的贝舍尔医院院长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斯
文格牧师找到了一些被认为同情他们观点的高级官员,请求他们对结束或者至少限
制安乐死屠杀的努力给予支持。他们向帝国元首府、军方情报机构以及各政府部门
的熟人进行游说。为了能与赫尔曼·戈林说上话,他们先找到了他的表兄弟、精神
治疗医师马蒂亚斯·海因里希·戈林以及赫尔曼的妻子埃纳(埃纳的兄弟曾在贝舍
尔医院看过病),但均无功而返。
虽然这些被找的许多人早已对屠杀行动有所耳闻,他们还是表示出了震惊,并
要求牧师们将所有事实写成一份详细报告。
布劳恩在与司法部部长古特勒以及帝国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外科医生费迪南·
绍尔布鲁赫举行会谈后,决定递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布劳恩一人在报告上签了字,
因为他不想让博德尔斯文格也为此承担风险。1940年7 月9 日,他将一份《致阿道
夫·希特勒的备忘录》交给了帝国元首府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显然,这份
报告后来确实被交到了元首的手里。
没过多久,布劳恩就被盖世太保逮捕。虽然盖世太保声称,逮捕的原因与布劳
恩所写的报告毫无关系。在经过短时间的、条件相对较好的关押后,布劳恩被释放,
并被迫承诺今后不再破坏国家执行的有关措施。布劳恩与高层的联系导致了他的释
放;但是,不管是布劳恩还是博德尔斯文格都无法劝说纳粹政权停止屠杀行动。
天主教会也反对安乐死屠杀,并得到了梵帝冈的支持。然而,就像发生在新教
教会的情况一样,在屠杀行动持续了6 个月以后,天主教会的领袖们才向政府提交
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1940年8 月11日,布雷斯劳地区的大主教、红衣主教阿道夫·贝尔特拉姆以弗
尔达(Fulda)主教协商会议主席的身份给帝国元首府的拉默斯写了一封信,
指出处决残疾病人的传言给大众造成的不安情绪,并重申了30年代教会对安乐死计
划所持的反对态度。此后,弗尔达协商会议试图与负责屠杀行动的有关方面进行谈
判;11月,弗尔达协商会议的理事海因里希·维恩肯主教与赫尔伯特·林顿和维克
多·布拉克就允许牧师为安乐死的受害者举行宗教仪式进行了会谈。由于梵帝冈方
面拒绝妥协,天主教会方面的这些努力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
与新教教会方面一样,天主教会的一些主教们也与政府部门进行了交涉。1940
年11月6 日,慕尼黑大主教、红衣主教迈克尔·福尔哈贝尔写信给司法部部长弗兰
兹·古特勒,就安乐死屠杀事件进行抗议。虽然他所说的内容与弗尔达主教协商会
议所发表的言论基本一致,但语调显得更为强硬,并在信中引用了《圣经》的一句
话:“你不要屠杀。”另外,他还指出,屠杀行动破坏了全国大众对政府和卫生护
理机构的信任。福尔哈贝尔写给司法部的这封信还被转呈给元首府,并引起了官方
一定程度的重视,特别是在这封信被译成瑞典语之后。然而,屠杀仍在继续。
半年以后的1941年6 月,弗尔达主教协商会议再次作出努力,将一份备忘录递
交给了帝国宗教事务部部长汉斯·克尔;1941年7 月6 日,它又写了一封致所有牧
师的公开信,并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坛上进行宣读,信中警告说,“在任何情况
下,除了战争和合理的自卫以外,绝对不能允许屠杀任何无辜的人。”
在弗尔达主教协商会议进行干预之后,几名主教又向司法部进行了呼吁。1941
年8 月13日,教区包括哈达马尔屠杀中心的林堡地区主教安托尼奥斯·希尔弗里希
指出,对残疾病人的屠杀不仅违背了《圣经》的戒律,而且还违反了德国的刑法,
公众舆论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并已出现“如果还有一个公平的上帝,德
国便不会赢得这场战争”这样的说法。8 月28日,也就是希特勒颁布停止屠杀命令
后的第4 天,当时这一命令还没有广为人知,奥斯纳布吕克地区的主教威廉·伯恩
宁代表科隆和帕德伯恩地区的主教,向司法部发出了呼吁,并指出德国刑法禁止这
样的屠杀。
引起最大公众反响的是明斯特地区的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伯爵
的抗议。1941年8 月3 日,冯·加伦在明斯特进行了一次布道,这次布道的内容还
在他管辖教区的其他教堂的布道坛上进行了宣读。他对安乐死及其所在教堂遭受的
迫害进行了抨击。他说,他已经就屠杀违背了刑法中有关谋杀的条款进行了抗议,
但是消灭残疾人的活动仍在继续,对病人的挑选也已经蔓延到了韦斯特法尼亚。他
谴责了屠杀行径,并透露他已得知这些屠杀“在内政部和帝国医学界领袖康帝博士
的办公室里被公开谈论”。在结束这次讲道时,他警告说:“我的基督兄弟们,我
希望还有时间,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虽然纳粹政权曾准备逮捕,甚至处决冯·加伦,但希特勒拒绝对这名主教采取
任何行动,因为他担心,如果在战争期间这位保守派主教成为一名反纳粹的烈士,
这将对天主教方面的观点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正如布劳恩主教的遭遇所显示的
那样,基本上没有教会领袖因为反对安乐死屠杀而遭受严重的后果。但伯恩哈德·
利希腾贝格是一个例外。利希腾贝格是柏林圣黑德维希教堂的教务长。1941年8 月
26日,他给尼奥纳多·康帝写了一封信,并将该信转抄给了帝国元首府、政府各部
和盖世太保,表明了自己支持冯·加伦的布道的立场。作为一名德国人,他要求康
帝交出一份“根据他的命令或者经过他的同意所犯下的罪行”的报告,“这些罪行
将使得决定人类生死的上帝对德国人施行惩罚”。利希腾贝格于1941年10月被捕,
并经过法庭审判被处以二年有期徒刑,后又被送入集中营。1943年,他死于被送往
达豪集中营的路上。事实上,单纯地反对安乐死屠杀并不是导致他被捕的原因;他
是因为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被逮捕、判决和处死的。
教会方面的反对来自政府机构以外,虽然它们当初只不过是通过私人渠道进行
反映,但后来还是为相当多的公众所知。
但是,只是在公众感到愤怒以后教会方面才提出了抗议,并且这种秘密屠杀行
动只是在德国和德国以外变得广为人知以后教会方面的抗议才开始公开化。与此形
成对照的是,司法部门的反对来自政府内部,从而对屠杀行动构成了与教会方面不
同的另外一种潜在威胁。虽然司法部门的反对也是起源于公众的投诉,但是,政府
部门的传统做法使得司法部门不可能公开发布声明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司
法部门可以对公众的投诉展开调查,并对犯罪者进行起诉。屠杀的组织者们虽然可
以对教会的反对不予理睬,但他们如果想继续进行屠杀,就必须压制司法部门的反
对。事实上,希特勒特意将屠杀行动的管理工作交给元首府负责,就是为了避免行
政的部门参与而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干扰。
安乐死屠杀是由元首亲自下令和授权进行的一项秘密计划;该计划由国家进行
策划、伪装和执行。虽然在纳粹德国当时的情况下,希特勒的私人授权便可将屠杀
行动合法化,但它们明显违反了仍在实施的德国刑法中的有关条款。事实上,安乐
死屠杀行动的管理者们明白,在30年代期间,刑法修改委员会就曾拒绝将安乐死合
法化。纳粹政权因此只能够保证那些参与安乐死屠杀的人不会被提起公诉。
由于元首坚决地拒绝颁布一部公开的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屠杀行动被公认的法
律基础——元首的亲自授权——就不得不对外界进行保密。事实上,保密的原因在
于,他们担心即便安乐死被合法化,公众还是不会赞同这类处决行动。对公众和司
法部门而言,这类处决行动属于杀人行为,为刑法第211 条(谋杀)和212 条(杀
人)所禁止。而且,由于刑法的139 条规定,所有发现犯罪的人都应该提醒有可能
受害的人或者向有关当局报告;大量被杀害病人的亲属,以及其他相关的人,便会
正式起诉医生和医院。这便会把检察官和法院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第152 条并没有将起诉的权力完全地交给检察官,而是要
求他们一旦发现犯罪,便展开诉讼程序。
从未被通报过T4 行动的司法部门是通过公众的报告,或者是通过例行的司法
调查而获知这一事实的。这些调查通常涉及法院的一些被监护人,这些人在被监禁
以后,法官仍然对他们负有监护人的责任;或者是一些在被监禁时死亡的人,这便
通常涉及到遗嘱检验法院的工作。然而,大部分这类调查涉及的是那些根据刑法第
42b条被判决进入国营医院的病人。该条款规定,对不具备理解自己的行为或者对
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的犯罪人实行监禁。这些人甚至在被解除监禁以后,仍然受到
地方检察官的管制。但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患有精神病,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或者是
受到何种监禁,T4 常常选择他们加以杀害。
1940年2 月,在屠杀行动刚开始不久,有关屠杀行动的确凿消息便第一次传到
了司法部门。地方检察官在调查被收容的被监护人的下落以便进行有关司法程序时
察觉了屠杀行动。一名地方检察官发现,他所负责的病人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转走。他既无法确定他们的确切下落,又没有收到任何他们已经死亡的通知,便只
有将这一事件向他所在地区的检察长进行了汇报,并寻求其指示。检察长不久便发
现,他们自己也无法弄清事情的原委,于是便进一步向司法部作了汇报。
从1940年2 月一直到1941年,地方检察人员到处寻找被判决到国营医院收容的
病人下落,但均无功而返。他们需要找到一些人作为证人和被告以展开审判。他们
同时还在寻找一些被法院根据刑法第42f条判决予以释放的犯人(刑法第42f条规
定了法院判决刑期的长短以及释放的条件)。医院只是简单地告诉检察官说要找的
病人已经被转走,并补充说可以找格克拉特询问详情。当他们试图打电话给在柏林
的格克拉特时,他们发现根本就无法找到这一组织。一名检察官找到了柏林市的紧
急援助部门并得到答复说,该组织根本就不存在。
当检察官写信给格克拉特所留的邮政信箱地址询问情况时,他们通常会收到某
个屠杀中心而非格克拉特的回信。德累斯顿的检察长在写信向格克拉特垂询时,便
收到了一封来自勃兰登堡屠杀中心的回信。该信的末尾由迈尔医生(化名)签字,
使用的则是勃兰登堡国营护理所的信笺。信中告诉这位检察长,他所查询的病人由
于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亡。
有时医院让检察官向地方内政部门查询,或者将他们的问询转到有关中央部门。
一家医院告诉海德堡的一名高级检察官,“病人的转移是头等机密”,只有巴登州
内政部才能够解答这一问题。万般无奈,卡尔斯鲁厄的检察长只能请求巴登州内政
部今后将被转走病人的新地址通报给检察官们。
在检察长们报告被送往医院管制的犯人失踪情况的同时,一些对被监护人失踪
感到关注的法院也找到了司法部进行询问。
第一例关于失踪的被监护人的报告来自勃兰登堡市的一名法官。
1940年7 月8 日,一家最低一级的法院一名主管监护人事务的法官洛塔尔·克
雷希格写信给司法部部长弗兰兹·古特勒。他报告说,他所在法院的许多被监护人
在转往某些医院以后突然死亡;他得出结论说,这些人是在正在进行的一项计划中
被杀害的。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必须对此加以反对。他还认为,这些屠杀触犯了现
行法律,作为执法人员,他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他的被监护人。但在行动之前,他
认为他有责任从他的上级那里获取信息和建议。克雷希格并不是报告被监护人失踪
的惟一一名法官。许多类似的投诉也通过层层报告最终送达帝国司法部。
送达各级司法部门的大部分关于屠杀的消息都来自公众的投诉。已被处决的病
人的家属以及那些担心病人安危的家属找到检察官和司法部询问情况,要求展开调
查并追究凶手的责任。
大量的匿名信涌向司法部。有一些信则请求司法部长挽救病人的生命。例如,
乌尔姆一名拒绝透露自己姓名的高级公务员给司法部长和希特勒各写了一封亲笔信,
威胁说如果他的儿子——住在符腾堡某医院的一名病人——被谋杀的话,他将要求
起诉,并将这一消息提供给外国新闻机构。
与此同时,检察长和巡回法院的首席法官们向司法部报告说,关于屠杀的传闻
正在广泛地流传。斯图加特的检察长和巡回法院的首席法官同时汇报了有关格拉芬
内克的传言所引起的动荡不安;有传言说“大规模的屠杀”的对象不仅有精神病人,
同时还包括在战争中负伤的军人。由格拉芬内克及其他屠杀中心寄往斯图加特遗嘱
检验法庭的大量死亡通知书似乎证实了这些谣传。斯图加特的检察长询问他是否应
该要求盖世太保进行调查。法兰克福巡回法院的首席法官也汇报了发生在哈达马尔
的屠杀的类似谣言。格拉兹的检察长报告说,来自奥地利的检察长们已经开会讨论
了有关屠杀的问题。他认为,秘密的屠杀——实际上没有也无法保持秘密——破坏
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他请求弗兰兹·古特勒“挽救司法的尊严”。
这些对屠杀行动尖锐的公众批评给司法部门带来了额外的难题。在通常情况下,
根据有关法律,散布这些言论属于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行为,并应该受到惩处。但
是要追究这些提出抱怨的人的法律责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秘密屠杀行动就
会在公开的法庭审理过程中暴露出来。而且,在一些案件中,被T4 计划屠杀的病
人的亲属还会进行上诉,迫使检察人员对幕后的人展开谋杀调查。
帝国司法部的反应相当迟缓。直到1940年的初夏,它才草草地收集了一些材料。
关于屠杀的所有材料都汇总于国务秘书罗兰·弗雷斯勒的办公室。司法部要求检察
长们收集有关材料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古特勒对采取行动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1940年7 月初,古特勒便从新教教会方面收到了有
关屠杀的信息。在与保罗·格哈德·布劳恩牧师私人会谈中古特勒虽然有可能故作
惊讶,但根据布劳恩的叙述,古特勒对于这一事实深感震惊完全有可能确有其事。
7月底,不断积累的材料和越来越多的询问迫使古特勒不得不采取行动。
各级司法部门一致认为,T4 的屠杀行动动摇了公众的信心,并将司法部门推
向了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法官、检察官和司法部门的官员们因此要求要么停止屠
杀,要么颁布一部使之合法化的法律。对于这一点,纳粹的理论家们很快便达成了
共识。
他们中间包括后来成为臭名昭彰的人民法院首席法官的国务秘书罗兰·弗雷斯
勒和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元首之前就已经在位于政府机关的保守派,如司法部长弗兰
兹·古特勒和高级国务秘书弗兰兹·施勒格尔贝格等人。
古特勒向帝国元首府的拉默斯打听消息。1940年7 月23日,两人进行了会晤。
拉默斯是安乐死计划大部分决策的参与者,他告诉古特勒说,元首拒绝颁布一部法
律。7 月24日,古特勒给拉默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在提到前一天双方进行的会谈时
说,由于希特勒拒绝颁布这样一部法律,屠杀行动必须被终止;信中同时还附有由
下级司法部门和公众写的关于屠杀行动的几份报告的复印件。
然而,拉默斯并不想代表司法部采取行动,因此便将古特勒引见给了菲利普·
布勒。1940年7 月27日,施勒格尔贝格将古特勒写给拉默斯的信的复印件及其所附
的报告寄给了布勒。但是司法部甚至在试图劝说元首府颁布条例将屠杀行动规范化
时都没有获得成功。1940年9 月5 日,布勒告诉古特勒说:“根据元首的授权,并
且作为对执行必要措施惟一负责的人,我发布了我认为必要的指示。今后不再需要
任何另外的有关实施方面的书面规定。”
碰了一鼻子灰的司法部并没有气馁。1940年秋天,司法部继续给拉默斯寄送关
于屠杀行动的报告。但拉默斯只是敷衍地将这些报告转呈给了帝国内政部的尼奥纳
多·康帝。但是司法部已经找过内政部,要求如果法院的被监护人被转移,他们应
该得到通知。康帝回答说内政部只是负责散发问卷调查表和发布命令把病人转到得
到授权具体负责实施这些措施的部门。
最后,1940年8 月27日,布勒将一份希特勒授权进行安乐死的文件的复印件寄
给了古特勒。虽然古特勒意识到,即使在纳粹德国,该授权并不能够代替法律;但
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司法部不能违背元首的意愿——“法律的最终来源”。从此
以后,司法部开始禁止各司法部门阻碍T4 的行动计划。检察长们被召往柏林,在
那里,国务秘书罗兰·弗雷斯勒给他们统一认识,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屠杀行动
带来的一些问题。同样地,司法部也同意停止正在进行的调查活动。
对洛塔尔·克雷希格的处理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这名勃兰登堡的
法官曾于1940年7 月初向司法部报告说,他所在法院的被监护人遭到杀害。他对这
些屠杀表示了道义上和法律上的反对,并希望能得到上级的指示。克雷希格见了两
次弗雷斯勒,后者显然向他详细地介绍了T4 屠杀的情况。克雷希格随后向波茨坦
地区检察官呈交了谋杀诉状,但却如泥牛人海。1940年8 月,克雷希格眼见情况没
有任何改观,便通知了他的被监护人所在的一些医院说,根据现行法律,他决不允
许在没有经过他事先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走病人。3 天以后,他向司法部通告了他
的这一行动。克雷希格于是再次被召到柏林;这一次,他是由古特勒亲自接见。这
名部长把希特勒授权一事告诉了他。在克雷希格表示仍然拒绝放弃他的反对后,古
特勒作出了让他提前退休的命令。
弗兰兹·古特勒死于1941年1 月29日。我们无法知道,他如果不死的话,司法
部将会如何地与T4 密切合作;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与他的继任者弗兰兹·施勒
格尔贝格的所作所为能有什么区别。
施勒格尔贝格认为,与元首府进行密切合作是避免暴露T4 计划、使司法部门
陷入两难境地的最佳选择。司法部因此与元首府就公众的投诉交换了意见,并把检
察长、巡回法院首席法官的绝密报告、有关具体事件的处理文件以及一些通过私人
渠道转来的有关信件的复印件转交给了元首府。元首府则向司法部提供了T4 行动
中所使用的一些表格的复印件。元首府和司法部双方进行的这种沟通目的在于防止
出现危害T4 行动的错误发生。司法部强调,T4 在病人被处决以后应该立即通知
司法部门,这样他们便可以协调反应,以达到隐藏事实真相的目的。元首府则要求
查看司法部所有的资料,以追查泄密的原因是否是由于T4 人员管理不当而引起的。
双方除了交换材料以外,司法部主管刑法的部门负责人还会见了元首府的代表,就
如何对一些特殊问题进行善后进行了讨论。
司法部门与T4 之间的合作于1941年4 月达到了顶峰。在一次私下的会晤中,
施勒格尔贝格和布勒一致决定,他们必须额外采取措施来控制泄密造成的损害,安
抚司法部门,保障T4 行动的顺利进行。施勒格尔贝格随即在柏林召开了由全体检
察长和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参加的会议,到会的还有弗雷斯勒和司法部的高级官员、
最高法院、最高遗嘱认证法院、人民法院和专利法院的首席法官和最高法院里的帝
国代表。会议于1941年4 月23日和24日开了两天。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司法部门的
头面人物听取了关于T4 行动计划的详细报告以及就此该如何进行反应的指示。
维克多·布拉克和维尔纳·海德受到特别邀请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布拉克阐述
了屠杀行动的法律依据,并让与会者传看了希特勒的授权文件。他还详细解释了T
4的组织结构和为了隐藏屠杀真相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海德则在会上讲述了筛选病人
所使用的方法。在场的与会者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会议还向这些司法界的领袖们传达了有关指示,主要是关于他们今后应该如何
处理涉及到T4 谋杀的一些问题的方法。与会的检察长和首席法官们在一抵达会场
的时候便收到了施勒格尔贝格的一份备忘录:“我要求你们各位亲自保留对每一个
发生在自己所管辖区域的、与处决不值得存在的生命有关的案件的判决权。”这些
检察长和首席法官们还被明确无误地告知,他们自己对这些案件也没有处置权,他
们所能做的便是简单地把这些案件移交给司法部。另外,他们还要以秘密的方式将
T4 计划透露给自己的一些下属: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们可以得到了通报,但地方
法院的首席法官则仍然应该被蒙在鼓里。随后,这些人贯彻了以上指示,泄密造成
的损害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随后,司法部门对屠杀行动的支持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司法部也开始由被动的
合作转为积极的参与。在一次由参加屠杀行动的医生出席的会议上,司法部的代表
与来自元首府和内政部的官员们一起协商了在T4 行动中如何使用转运所的问题。
逐渐地,在格奥里格·蒂尔拉克代替施勒格尔贝格成为司法部长后,司法部干脆将
根据刑法第42b条进行判决的所有病人转交给了警察部门。
牵涉进T4 计划的专业人员并不仅仅是教会方面和司法部门的人员。科学家在
其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参与T4 屠杀行动的科学家中包括德国各大学里颇
具影响力的教授、同时兼任大学教授和大学医院院长的政府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大
型国营医院的院长(他们其中有些人也兼任大学教授)以及其他享受政府津贴的研
究人员。
我们已经知道,早在1933年以前,德国一些主要的科学家就开始鼓吹在种族科
学领域采取极端的措施。一些著名的优生学家,其中包括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和精
神病学家,对纳粹理论家和一代的科学家和医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见表6 —2 )
其中有两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深远。一本是1920年由卡尔·宾丁和阿尔弗雷德·
霍赫合写的《授权毁灭不值得生存的生命》一书。该书对安乐死刽子手进行了指导、
鼓励和辩护。另一本书是1921年由埃尔温·鲍尔、尤金·费希尔和弗里茨·伦茨所
写的种族学教科书《人类遗传学和种族卫生概论》。在1923年或1924年间,希特勒
曾读到过这本书并且受到了它的影响。该书后来再版了许多次,标题也进行了多次
更改,在纳粹时期甚至以后,激励了许许多多的德国科学家。
德国科学家参与纳粹屠杀行动决非出于偶然。德国的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和
医生们在种族和遗传方面所持有的观点与纳粹党和政府机构的思想不谋而合。战后
德国的一位著名遗传学家对此有一段非常贴切的描述:纳粹的意识形态解释起来其
实非常简单。他们声称,人类之间的差异完全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人类的血统,
也就是说基因,把犹太人变成犹太人,把吉卜赛人变成吉卜赛人,把反社会分子变
成反社会分子,把精神病人变成精神病人。所有这些人,连同其他一些人,都是劣
等的。
因此,劣等人便不能享受与优等人一样的权利。劣等人有可能繁育比优等人更
多的后代,所以劣等人必须被排斥、被绝育、被消灭和被除去,也就是说被杀害;
否则我们要为人类文明的毁灭负责……比较一下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优生学家、
种族卫生学家、人种学家和行为科学家)
在意识形态、科学和行政管理上的表现,我们首先就会诧异地发现,他们具有
相同的目标,从事着相似的工作。人类学家们竭力判定和排斥非德意志人(犹太人、
吉卜赛人、斯拉夫人和黑人);精神病学家则忙于判定和排斥劣等的德意志人(精
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症患者、先天低能者和精神病患者)。然而这一工作范围的划
分并未被严格的遵守。
医学和精神病学学术界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安乐死屠杀计划的策划和实施工作。
例如,曾担任儿童安乐死高级专家的维尔纳·卡特尔是莱比锡大学的儿科教授,而
担任T4 医学部门总头目的维尔纳·海德则是维尔茨堡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而且,
医生们还在纳粹党政部门担任了关键职务,具体负责强制性优生和种族政策的实施。
更有甚者,医学界在早期便几乎毫无保留地支持强制性绝育。例如,柏林大学德高
望重的精神病学教授卡尔·邦赫费尔甚至在1938年退休以后,仍然反对一名被诊断
为患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的妇女再婚,即使该妇女在6 年以前便已经被做了绝育手
术。保罗·尼采的一席话充分地肯定了精神病学在屠杀行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精神病学对屠杀行动的参与(这一评论同样可以用于人类学和遗
传学):“通常,局外人一直未能意识到,精神病学的研究发现在揭示退化危险的
严重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精神病学鼓励我们去认识这一危险,去理解采取预
防措施的必要性,从而为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了基础。”
德国的科学界很快便对自己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种族和优生的意识形态。科
学界和医学界对绝育计划的积极参与便说明了其意识形态已经与纳粹的意识形态融
为一体这样一个事实。
—些人类学家就雅利安人家系问题发表专家意见,另一些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
家则对吉卜赛人的遗传展开调查,还有一些著名科学家则为纳粹党卫队的医生开设
种族卫生方面的课程……
这些例子都表明,纳粹政权在借用种族卫生科学来为制定自己的优生和种族政
策服务。在德国各地,各国营医院纷纷建起了研究遗传的专门机构。另外,一些科
学家也建立起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莱茵省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遗传研究所。该所
于 1935 年由库尔特·波尔里施和弗里德里希·潘塞创立于波恩。但是对种族卫生
的政治宣传以及通过以分析统计材料为主要手段的人类学调查来设立遗传方面法律
的做法表明,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缺乏真正的科学基础,从DNA被发现后的
现代遗传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尝试通过测量和对照片进行评估的方法来找出人
类种族特征并据此对人类进行划分,则更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随着所谓的种族卫生科学登人大雅之堂,投身于这一学科于是便成了升官加禄
的必要条件,效忠于这一意识形态意味着研究津贴和工作机会。奥地利青年研究员
康拉德·洛伦茨(Kon mdLorenz)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洛伦茨通过
研究动物来发现遗传和环境如何影响其行为。他从未在大学里任过教,也没有获得
过政府的研究基金,但是却引起了德国科学界的注意。然而,德国的科学研究机构,
如颇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威廉皇帝学院,则根据有关规定禁止将研究津贴授予工作在
自己国家内的外国人;一些德国科学家因此将洛伦茨推荐给了官方的德国研究基金
会(DFG),因为该基金会授予研究津贴不受这一限制。
1937年5 月,在奥地利被德国吞并近1 年以前,34岁的洛伦茨向德国研究基金
会提出了研究基金的申请。但是由于对他思想上的可靠性以及雅利安的血统有些怀
疑,他的申请被拒绝,但他被鼓励再次申请。
1937年12月,德国研究基金会再次收到洛伦茨的申请。这一次申请是由威廉皇
帝生物学院院长亲自代为递交的。这次申请同时还附有一些被认为政治上可靠的维
也纳学术界人士的绝密推荐信。弗里茨·克罗尔教授证明说,洛伦茨的家庭世系中
不包括任何犹太祖先,并指出洛伦茨不能获得奥地利研究基金是因为“奥地利当局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贬低生物学,特别是在洛伦茨显示出杰出才能的领域”。大
学讲师巴赫勒博士也证明说洛伦茨不具有犹太祖先,并补充说:“洛伦茨博士最近
几次跟我提起他对民族社会主义发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以积极的态度谈论
这一思想。”奥托·安托尼奥斯博士也推荐说:“洛伦茨从未隐瞒过池对德国新的
政权以及在所有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景仰。”费迪南·霍斯塔特教授在推荐信中写到
:“洛伦茨的品质和对民族的看法都很完美,”而且洛伦茨还赞同“居住在奥地利
的德国人的命运与居住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
点。
1938年1 月,洛伦茨递交了作为其申请一部分的个人调查表以及他和他妻子的
雅利安血统的证明材料。随后,他获得了这笔研究津贴。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
他的科学研究生涯也开始变得大红大紫。1938年,他加入了纳粹党,1940年被聘为
柯尼斯堡大学的教授。洛伦茨,这位二次战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并没有觉得在纳
粹政权统治下取得成功有什么困难;他的科学研究和个人观点都明显地与纳粹政权
的种族意识形态相吻合。
当安乐死这一极端方法代替了大规模绝育以后,德国科学界早就做好准备来领
导这一计划并从中谋取利益。(见表64)
从—开始,研究人员就参与了屠杀。我们已经知道,高级精神病学家担任了T
4医学办公室的领导职务,并以专家的身份对残疾病人进行评估。我们还已经知道,
被招聘进入屠杀中心工作的年轻医生们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训练,而T4 则向他们提
供研究的机会。1939年9 月获得行医执照的海因里希·本克曾在勃兰登堡和贝恩堡
屠杀中心担任过医生。他在战后解释了他接受邀请加入T4 的原因:“这一工作为
我提供了大量机会与经验丰富的教授一起共事、进行科学研究和完成我的学业。”
在屠杀中心进行的尸体解剖为这些年轻的医生提供了培训的机会。同时尸体解剖的
目的还不仅如此——它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人体器官。
在安乐死计划开始后,与T4 合作的科学家意识到,研究人员应该充分利用屠
杀计划所带来的研究机会。有两家研究机构在利用安乐死屠杀进行研究方面走在了
前面,它们是由卡尔·施奈德教授任院长的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和神经病医院,以及
由汉斯·海因策领导的勃兰登堡- 戈登国营医院的观察病房和研究站。
两人都对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分配到T4 工作的医生进行
培训。
汉斯·海因策的戈登医院研究站雇佣了一些正在接受实习培训的医生。恩斯特·
伊尔林便是其中的一名,他在戈登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以后被派往维也纳,负
责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儿童病房的工作。伊尔林于1930年获得行医执照,1937年
又开始学习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直到1942年才获得在大学任教的资格。
卡尔·施奈德手下的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和神经病医院也邀请了一些医生来院进
行短期培训。例如,1935年获得行医执照的弗里德里希·梅内克在担任艾希贝格医
院院长时,同时还负责管理该院的儿童病房。由于他不具备这个领域的专业资格,
曾到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和神经病医院接受过培训,他的妻子也一同前往,担任他的
实验室助手;所有费用均由T4 负担。
这些年轻医生在戈登医院、海德堡大学、各儿童病房和屠杀中心所接受的培训
涉及对安乐死受害者进行医学研究。在屠杀中心,年轻的医生们进行尸体解剖并割
下人体器官。需求量最大的器官是大脑。威廉皇帝学院大脑研究所所长尤利乌斯·
哈勒尔沃登与戈登医院研究站和海德堡大学教授卡尔·施奈德密切合作,在对安乐
死受害者死后又一次实施侵害的过程中,显得最为活跃。
当然,将安乐死受害者的尸体用于科学研究的并非只有哈勒尔沃登和施奈德两
人。例如,在位于上西里西亚的卢布林涅克医院的儿童病房,儿童被杀害后,他们
的器官被取下,然后送往布雷斯劳大学的神经病学研究所的维克多·冯·魏茨泽克
教授那里进行研究。类似地,维也纳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的医生也对他们感兴趣
的受害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其中的两名“研究员”海因里希·格罗斯和芭芭拉·魏
伯拉克甚至晚在1 鳐5 年还发表了根据11年以前被杀害的一名汉堡女童的病例和大
脑解剖报告的研究所得到的“发现”。
对受害者大脑的研究并没有在戈登医院内进行。受害者大脑被送到位于柏林郊
区巴赫的尤利乌斯·哈勒尔沃登所在的研究所(戈登医院也坐落在这一地区)。为
了获得安乐死受害者的大脑器官,哈勒尔沃登与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和戈登医院研究
站进行了讨价还价。1940年10月5 日,勃兰登堡屠杀中心的医学主任伊姆弗雷德·
埃贝尔和戈登研究站的负责人汉斯·海因策一起在布奇会见了哈勒尔沃登。从此以
后,哈勒尔沃登便源源不断地从勃兰登堡屠杀中心获取被屠杀病人的大脑组织,有
时甚至还亲自到勃兰登堡去进行尸体解剖。在勃兰登堡被关闭以后,埃贝尔和他的
助手海因里希·本克通过贝恩堡屠杀中心继续为哈勒尔沃登提供大脑组织。就这样,
哈勒尔沃登至少一共获得了 697具大脑组织。
为了最有效地进行大脑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掌握受害者生前尽可能多的材料。
T4 因此在1941年底开始实施一项计划,旨在使得大脑的研究更加有效。T4 的医
学主任保罗·尼采教授在他起草的两份备忘录中建议“在病人被净化以前对他们进
行遗传性智力障碍和癫痫症方面的研究”。在这里,尼采使用了常用的“净化”一
词来代替“杀死”。为了配合这一计划,尼采需要找到一个研究机构。1941年9 月
19日,他走访了戈登医院并会见了汉斯·海因策。海因策主动提出把戈登医院作为
对受害者进行研究的一个基地。
戈登医院的男女病人观察病房和研究站通过T4 的安排从贝恩堡和索内斯腾屠
杀中心调用了3 名医生(施摩尔医生、舒马赫医生和阿斯穆森医生)、14名护士、
3名实习护士和2名秘书。
在1942年的前9 个月,共有患有痴呆、癫痫和脑部损伤的56名男病人和41名女
病人作为研究对象被送往戈登医院。这些病人在戈登医院被进行观察和实验,然后
被杀害;他们的脑部组织被切割下来进行研究。研究者特别注意将解剖的发现与病
人生前的病历资料进行比较。此后,虽然从事这一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人数有所增减,
患有各种遗传性疾病的病人却越来越多地被送到戈登医院进行观察、实验、屠杀和
被切除器官。
与此同时,卡尔·施奈德在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和神经病医院开展了规模更大的、
利用安乐死受害者进行值得怀疑的医学研究计划。施奈德是T4 的一名高级研究人
员,他所领导的医院也被认为是与安乐死屠杀计划相关联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施奈德还对戈登医院的研究计划产生了影响。海因策曾就有关问题征询过施奈
德的意见,戈登医院的3 名初级医生也造访过海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和神经病医院;
而且,戈登医院还将被杀害的、患有痴呆症病人的脑部组织送到海德堡大学精神病
和神经病医院。施奈德甚至还建议海因策在战争结束后将其研究站迁移到海德堡大
学。
在T4 和内政部的财政支持下,施奈德还建立起了一些特殊病房,用于对病人
进行观察和实验。而且,除了主任医生康拉德·楚克以外,他还得到了多伊森、劳
赫、施密德、施摩尔、苏库和文德特等医生的临时帮助。由于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和
神经病医院的设施不足,他还与几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协商,要求它们腾出地方设立
类似的研究病房。位于巴登州的维斯罗希国营医院便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站。1942
年5 月,在施奈德、保
罗·尼采、巴登州内政部的路德维希·斯普劳尔和维斯罗希医院的负责人默克
尔博士相互进行讨论以后,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和神经病医院与维斯罗希医院达成了
一项协议,在维斯罗希医院建立一个男、女病人观察研究站。但是维斯罗希医院的
设施也不太理想;不到一年,这一研究站便被关闭。
另一个研究站建于艾希贝格医院。当时该医院已经设立了儿童屠杀病房。1942
年5 月,有关方面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在艾希贝格医院设立一个病房,用于对男、
女病人进行观察、实验和治疗。参加讨论的人有卡尔·施奈德、T4 的保罗·尼采、
帝国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代表黑森—拿骚地区各医院的弗里茨·贝诺塔特和
艾希贝格医院院长弗里德里希·梅内克。与维斯罗希医院所不同的是,艾希贝格医
院的这个研究站不仅被用来对病人进行观察和实验,而且还被用来在休克疗法中使
用胰岛素进行试验。
艾希贝格医院能够为海德堡大学提供试验用的大脑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帝
国委员会从各个医院将残疾儿童转往艾希贝格医院,有些残疾儿童甚至来自遥远的
汉堡—朗根霍恩地区。
在那里,他们被观察、杀害和肢解,然后他们的大脑被送往海德堡大学。艾希
贝格研究站甚至在威斯洛赫医院研究站被关闭后仍在继续运行,虽然它的设施也是
一样的不完善。无论如何,施奈德在海德堡大学医院进行的研究工作从未间断。
卡尔·施奈德从各个医院挑选研究对象,然后送往维斯罗希医院、艾希贝格医
院或者是海德堡大学进行研究。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痴呆病人。1942年底,他紧急
要求T4 提供一份住有痴呆病人的医院和护理机构名单。1943年夏天,他又请求保
罗·尼采每个月向海德堡大学运送10到12名痴呆病人。他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也不忘
物色合适的研究对象。他在一次出差回来后告诉尼采说:“我们在斯特拉斯堡的阿
尔沙田医院发现了许多非常棒的傻瓜(Sehoneldioten)。我们{ 艮
快便会提出转院的要求。”
随着战争的深入,研究条件开始恶化。医生们被派往前线,要找一些助手也很
困难,研究设备开始短缺,研究对象的数量也开始下降。1944年8 月,施奈德抱怨
说,艾希贝格每月只提供1-2 名作为研究对象的痴呆病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
施奈德的研究工作开始受到阻碍,因为在艾希贝格医院被屠杀的儿童不再被进行尸
体解剖,使得他失去了试验的主要材料。
在纳粹于1933年上台以后,德国的科学家摆脱了保护病人权益的法律约束,使
用了最凶残无耻的研究和治疗方法。在集中营里进行的可怕试验便反映了德国科学
界的不道德态度。医生们使用并非出于自愿的犯人进行各种试验,完全不考虑这些
试验对象的基本权利。当时,研究者们甚至设计了一些“终极试验”,也就是说,
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将导致试验对象的死亡。
对集中营犯人进行的试验主要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
一种试验的目的在于迎合德国作战的需要,这类试验一般是在德国军方的医学
部门指导下在集中营里进行。例如,德国空军曾在达豪集中营进行了高度试验,用
低气压舱来测试飞行员可能遇到的情况。德国空军在达豪进行的另一种试验则是测
试人体体温的最低极限。德国空军和海军还在达豪集中营试验让人饮用海水的可能
性。党卫队武装部队则在布痕瓦尔德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黄热病、天花、
霍乱和白喉的疫苗,同时在萨赫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疸病疫苗。
党卫队武装部队还在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试验治疗战斗时所遭受外伤的方
法。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造成外伤,然后用抗菌的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以测
试药物的有效性。其他一些试验则用来测试骨头、肌肉和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
骨头的移植。党卫队武装部队在萨赫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还通过试验来测试人
体抗芥子气和碳酰氯气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些个体医生在集中营从事一些私人研究并以此来沽名钓誉。明斯
特大学医学教授雅翰·保罗·克里默于1942年底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党卫队的代
理医生;此人是利用集中营所提供的研究机会的医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对饥饿
对人体所产生的影响很感兴趣,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被处决的犯人,将他们的肝脏、
脾脏和胰脏摘除下来进行研究。
虽然这类试验的目的可以说得通,但使用被胁迫的人作为试验对象是不可行的。
而且,以人为对象的终极试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当的。更进一步地说,姑且不
论把人像老鼠一样作为试验的对象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一些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方法
也存在缺陷并且具有欺骗性。西格蒙德·拉施尔便是从事这类试验的医学骗子中的
一个代表。此人是德国空军的一名医生,后被调到党卫队。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不
正当行为最终使得他在战后被处决。
对集中营犯人进行的第二种试验则主要服务于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上的目的。
绝育试验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纳粹政权在30年代将绝育作为一种
消极控制人口的方法用于那些被认为患有某些疾病的病人身上。在战争期间,那些
被认为不值得繁育的人群——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数迅速地增加。
传统的绝育方法在对付大量的人口时显得既昂贵又费时间。帝国党卫队的头目希姆
莱于是下令开展一些研究项目,以发现一种可以快速地对大量人口进行绝育同时又
不为他们所知的方法。
卡尔·克罗贝格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他告诉希姆莱说,可以通过将
某种化学物质注射到子宫内而使得大批的妇女绝育。他相信,一个医生带领10个助
手可以在一天内对1 咖多名妇女进行绝育。而且这些注射可以被看作是常规医学检
查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妇女们不会有所察觉。
维克多·布拉克也向希姆莱推荐了另外一名绝育方面的研究者——赫斯特·舒
曼。舒曼是任职于格拉芬内克和索内斯腾屠杀中心的一名年轻医生,他并不具备任
何的专业资格。他建议用X光来对大量的男人进行绝育。这一想法的原理很简单:
让被绝育的人在一个柜台前停下,隐藏的X光机便可以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使
他们绝育。克罗贝格和舒曼两人都在奥斯威辛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了试验,
并导致了试验对象死亡或者伤残,但他们都未能完善他们所吹嘘的绝育方法。
斯特拉斯堡大学人类学教授奥古斯特·赫特也提出了一个同样怪异的研究计划。
他到处收集“犹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来发展人类学的知识,并获得了希姆莱的
授权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找到犹太犯人,然后将他们运到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处决,再运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研究所,这样赫特便得到了他所想要的骨骼标
本。
随着安乐死计划最后让位于最终解决方案,德国科学界也随时准备从不断升级
的屠杀活动中分到一杯羹。在卡尔·克罗贝格、赫斯特·舒曼和奥古斯特·赫特等
医生们为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进行特殊医学试验的同时,罗伯特·里特、埃娃·尤斯
汀、索菲·埃尔哈特和阿道夫·武尔特等科学家也不甘落后,在集中营里搜寻人类
学的研究对象。约瑟夫·门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进行的试验便是残忍的研究员
与同样残忍的高级科学家和享有盛誉的科学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惊人的例
子。
门格尔于1911年出生于巴伐利亚斯瓦比安地区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拥
有两个博士学位。他曾在慕尼黑大学从师于西奥多·默里森,并于1935年获得自然
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到了法兰克福,拜在了奥特玛·弗赖赫尔·冯·魏茨舒
尔门下,并于193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于1937年底获得行医资格,但显然并没
有想要继续得到专业资格,而是选择了研究工作。他的两位论文导师都是优生学家,
他的两篇博士论文也都涉及种族卫生方面的研究。在拿到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以后,
门格尔继续在魏茨舒尔主持的法兰克福遗传生物和种族卫生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魏茨舒尔负责指导享受德国研究基金会研究津贴的大量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他于
1938年就他所负责指导的、对双胞胎和家庭进行的基因研究向德国研究基金会写了
一份报告,上面列举了他的助手门格尔的研究工作和发表的研究成果。
虽然门格尔在1938年才参加纳粹党,但他早在1933年— 1934 年间便是一名冲
锋队队员,并于1938年加入党卫队。在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但加入的不是德国
国防军而是党卫队武装部队,1943年他被晋升为上尉,并在东部前线担任了一名党
卫队医生;他后来在一次负伤后被转往后方的集中营骷髅队。
1943年—1944年间他在奥斯威辛—比肯奥死亡营担任了党卫队的一名医生。
在他的新岗位上,门格尔不仅肩负着在集中营工作的党卫队医生的一般职责,
而且还兼顾挑选送往毒气室处决的囚犯的特殊任务。另外,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为这
名野心勃勃的研究员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大量的研究对象随手可得,而且尽可
以把医学伦理方面的约束置之度外;门格尔还可以强迫犯人中间具有丰富经验的医
生来设计完成一些研究工作,让他们进行一些测试和尸体解剖的工作,完成学术论
文,然后将成果据为已有。门格尔将奥斯威辛集中营变为了他的一个试验室。
门格尔的导师奥特玛·弗赖赫尔·冯·魏茨舒尔自己则拜在尤金·费希尔的门
下。1942年,他离开法兰克福赴柏林,代替费希尔担任威廉皇帝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的所长。门格尔因执行党卫队任务也在该所工作,所以也得以继续为魏茨舒尔的研
究项目效力。当门格尔后来被调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时,魏茨舒尔意识到他的门徒这
一新职位的潜力,并运用他掌握的职权将德国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津贴授予门格尔,
让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试验。魏茨舒尔在写给德国研究基金会的工作进度报告
中,透露了这一新的研究安排:“我的助手门格尔博士也参与了这一研究计划。他
作为一名党卫队上尉和集中营医生被派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经过党卫队领袖的
同意,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不同种族的人群进行了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并将一些
血液样本送到我的试验室进行检验。”
门格尔把他对犹太和吉卜赛双胞胎的研究结果寄给了威廉皇帝学院。在那里,
科学家们对受害者生前取得的血液样本和被解剖后取得的器官进行研究。门格尔对
眼睛颜色的调查便是这类犯罪试验的一个怪异的例子。他收集颜色不一样的一双眼
睛的眼球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找到改变眼睛颜色的方法。有一次,门德尔屠杀了整
个的一个吉卜赛家庭的成员,并将他们的aa球送到他在威廉皇帝学院的助手卡琳·
马格努森那里进行研究。就是这样,所谓的科学研究一直伴随着屠杀行动,直到纳
粹德国的彻底覆灭。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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