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屠杀行动的继续
希特勒于1941年8 月颁布的停止屠杀的命令并没有结束对那些“没有存在价值
的生命”的毁灭。有关他的命令结束了屠杀的说法完全是战后没有根据的虚构。停
止屠杀的命令仅适用于几个屠杀中心。对残疾人大规模的屠杀仍然通过其他的方式
继续进行着。而且,停止的命令也不适用于从未使用过毒气室的儿童安乐死计划。
在停止的命令下达后,医生和护士们像对付残疾儿童一样,使用让病人服用药物、
进行药物注射和饥饿等方法来屠杀成年残疾人。事实上,在停止命令下达后,死于
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比该命令下达之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停止屠杀的命令也并没有改变纳粹屠杀残疾人这一决策。
我们已经知道,为了达到在德国消除残疾人这一长远目标,纳粹最开始使用的
是绝育的方法,后来又使用了大规模屠杀的手段。最优先考虑的是对残疾婴幼儿屠
杀,安乐死的组织者们认为这一点对于防止产生新一代的残疾人至关重要。因此儿
童安乐死计划最先得到了实施,而且在希特勒停止的命令下达后仍然继续进行,丝
毫没有减弱的势头;而且,对成年残疾人的屠杀只不过是代替绝育措施的另外一个
极端的方法,到希特勒发布停止屠杀命令时,它已造成至少70000 受害者死亡。而
希特勒发布这一命令也仅仅是因为公众对屠杀行动的获悉以及由此引起的公众的不
安给纳粹政权带来的问题。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认为,希特勒颁布停止屠杀的命令部分原因在于,在第一轮
的屠杀行动中,已经有足够数量的病人被杀,使得医院的容纳能力大为缓解,以派
其他目的。而事实是,被腾空的医院并没有被没收转为军用医院;而是被转交给了
纳粹组织。杀害70000 名残疾病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并不足以构成纳粹发动这一屠
杀行动的动机。
第一轮的屠杀行动在消灭了一些地区大部分病人的同时,另一些地区的病人则
几乎没有被触及。同样地,1941年夏天在被占领的苏联进行的屠杀行动中,党卫队
的屠杀小组也没有处决大量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而是先强迫他们在集中营和他们
所在的隔离区做苦力,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把他们杀害。类似地,1942年至1943年
间发生在被占领波兰的屠杀中心里的大规模屠杀中,一些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得以
幸免,被送到集中营里做苦力。这样,第一轮的安乐死屠杀与第一轮的最后的解决
颇有相似之处。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对残疾病人的压榨和屠杀也与战争末期
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毫无计划的任意屠杀没有太大的差别。
虽然安乐死屠杀在停止命令下达后恢复得很缓慢,但是对筛选受害者至关重要
的文书方面的工作则并没有停顿下来。帝国内政部继续每隔6 个月散发一次调查问
卷表,收集所有住院病人的情况,然后通过赫尔伯特·林顿将填写完毕的问卷表转
往元首府。这样,T4 便可以继续“登记和评估”病人,T4 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掌
握病人生死大权的医学专家们也在继续忙碌着。
儿童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未曾通过毒气室被杀害,而是在特别设立的病房内由
特别指定的医生通过定期使用药物和饥饿的方法被杀害。这一屠杀方法不仅在停止
屠杀的命令下达后继续进行,而且屠杀对象还扩大到年龄较大的儿童和10多岁的少
年。相似地,针对残疾儿童的所谓研究以及随后的屠杀也仍在继续。在停止屠杀的
命令结束了通过毒气室屠杀残疾病人的行动后,T4 的医生们借用了儿童安乐死计
划中的杀人方法来屠杀成年残疾人。一些指定医院里的医生被授予权力,通过使用
药物和饥饿的方法对病人进行屠杀。刽子手们把这种分散的屠杀方法称作“任意”
安乐死计划。
我们已经知道,在4 个屠杀中心中,有3 个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在希特勒下达停
止屠杀的命令后仍然在为14f13行动继续运转。另外一个屠杀中心哈达马尔不需要
再为这一目的效力,所以没过多久,位于地下室的毒气室和焚尸场就被拆除,一些
工作人员也被转调到其他地方。这样,在1942年8 月以后,哈达马尔从表面上看又
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医院。但这一表面现象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哈达马尔仍然是
一个从事“任意”的安乐死屠杀的医院。数以千计的病人通过被施用过量的麻醉剂
和镇静剂被杀害。
哈达马尔并非是在实施“任意”安乐死计划期间惟一对病人进行屠杀的医院。
一些设有儿童屠杀病房的医院,如艾希贝格医院、卡尔门霍夫医院和埃格尔芬—哈
尔医院等,它们既是转运医院,同时也是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继续从事屠杀成
年残疾人的医院。位于波美拉尼亚省的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和位于瓦尔滕
兰的蒂根霍夫医院由于它们位于德国的东部边境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曾被用来掩盖
对德国受害者进行的秘密谋杀,它们后来被转为专门对病人进行屠杀的医院。这样,
许多在1941年以后不能使用屠杀中心的医院继续通过别的方法对残疾病人进行屠杀。
从汉堡市的住院残疾病人遭受的悲惨命运我们便可以看出,安乐死计划在停止
屠杀的命令下达后是如何继续进行的。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之前,汉堡市已有很
多残疾婴幼儿在建于 1940 年12月的朗根霍恩国营医院的儿童病房和建于1941年初
的汉堡市的罗滕贝格索特医院的儿童病房中被杀害。在屠杀命令下达以前,在汉堡
大约有50名成年残疾人沦为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牺牲品。他们于1941年7 月被格克拉
特从朗根霍恩国营医院被运到柯尼斯鲁特尔转运所,稍作停留后又被转往贝恩堡屠
杀中心,并于8 月24日,也就是希特勒下达停止屠杀命令的同一天,在该屠杀中心
被处决。同年的7 月底和8 月初,又有两批病人从朗根霍恩医院被转到柯尼斯鲁特
尔转运所。但是这些残疾病人——30名妇女和76名男人——由于抵达的时间太晚而
无法被送进毒气室处决,因为此时停止屠杀的命令已经开始生效。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重新被运回汉堡,而是被留在了柯尼斯鲁特尔转运所。在随
后的3 年时间内,这106 名残疾病人中有81人在柯尼斯鲁特尔被陆续杀害。
汉堡的大部分残疾病人由于被登记得太晚而无法送进屠杀中心的毒气室里进行
处决,他们后来在“任意”安乐死时期被处决。这些后来的屠杀行动也没有在汉堡
进行,受害者被送到汉堡以外具有屠杀能力的其他医院进行处决。这些残疾病人先
后被送往乌施茨普林格、柯尼斯鲁特尔、舒尔恩、曼恩科芬和安斯滕霍夫等医院后
便一去不返。但大部分汉堡地区的病人都被送往以下的5 家医院:艾希贝格、哈达
马尔、卡尔门霍夫、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和蒂根霍夫医院。
1943年8 月7 日,T4 的运输组织格克拉特将208 名病人从汉堡运往艾希贝格
和卡尔门霍夫医院。在这些病人中,79人来自朗根霍恩国营医院,129 名来自新教
国内布道团下属的阿尔斯特道夫医院;这些病人中还包括82名儿童。只有一名11岁
的孩子得以幸存。与此相似,1943年6 月22日至7 月7 日之间,每周都有一批女残
疾病人由朗根霍恩国营医院被送往哈达马尔。
在这批总数为347 人的女残疾病人中,307 人遭到杀害。1941年 11 月,格克
拉特又从朗根霍恩国营医院和阿尔斯特道夫医院将 203名残疾病人——其中包括102
名男人和101 名妇女——运送到了蒂根霍夫医院。这批病人中共有173 人遭到了杀
害;其中 1941 年遇害的有12人,1942年遇害的有124 人,1943年遇害的有24人,
1944年遇害的有13人。1943年和1944年初从汉堡运往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
的407 名残疾病人中包括213 名男人,189 名女人和5 名儿童,其中躲过屠杀幸存
下来的病人也是寥寥无几。
当然,并不仅仅是汉堡的残疾病人在停止屠杀命令下达后仍然遭到屠杀。艾希
贝格、哈达马尔、卡尔门霍夫、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和蒂根霍夫医院也只不过
是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时期对残疾病人进行屠杀的许许多多的机构中几个比
较有代表性的医院而已。虽然从表面上看,T4 中央办公室指挥和操纵了对残疾病
人从登记到死亡的全部过程,但是在“任意”
安乐死行动期间,对残疾病人的屠杀行动显得非常的分散和混乱。
虽然帝国内政部和元首府继续散发调查问卷表并加以评估,并为格克拉特运输
病人提供名单,但是T4 的中央办公室不再负责病人在接受医院进行的所谓的“治
疗”。在屠杀中心,残疾病人一运达便立刻遭到杀害,屠杀的具体行动则由T4 的
中央办公室进行管理和协调。这类微观的管理在希特勒下达停止屠杀的命令后变得
难以继续。由于接受病人的医院数目相对增加,使得协调工作也变得很困难。而且,
这些医院同时还作为正常的医院继续对外营业,这样屠杀行动还必须与这些医院的
正常的活动相协调。另外,在药物代替毒气室作为屠杀的方法以后,隐藏屠杀行动
的需要使得刽子手们不得不将受害者的死亡时间间隔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参与T4 屠杀行动的医学专业人员从一开始就呼吁将屠杀行动合法化,并在实
施过程中保持其连贯性。1940年,元首府建议颁布一部关于安乐死屠杀行动的法律,
并将一部法律草案发给一些医生、精神病学家、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以及学术界的
优生学家们,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专家们以书面形式向元首府反映了他们的意
见。其中的一份答复得以幸存到现在。这份答复的作者是勃兰登堡和贝恩堡屠杀中
心的主管医生伊姆弗雷德·埃贝尔。保安警察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并建议扩大屠杀对
象的范围,把所谓的反社会分子——又称“与社会格格不入者”——也纳入屠杀范
围。但是这一努力因为医生们的反对而未能成功。
这些专家聚集在一起开会,对这部被提议的法律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并对实
施细节中的具体条款加以探讨。一份幸存的在会议中达成的草案表明了这些学术界
和医学界的专家与刽子手毫无二致的一些观点。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主张对安乐死
屠杀计划的各个方面加以精确的定义,并强调要进行集权式管理。他们把屠杀看成
是在专业标准指导下的一个医学程序。
我们知道,希特勒拒绝颁布这样一部法律。参与屠杀计划的专家们后来申辩说,
颁布这样一部法律的主要原因在于“回击盟国关于德国暴行的宣传”;与这些专家
的说法不同,战后的一些历史学家们则认为,希特勒拒绝颁布这样一部法律是因为
他认为德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一部法律。这一说法有可能正确,但是可能还存在另
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希特勒不愿意通过对受害者进行定义而限制了自己对这些人的
选择。与此相类似,在被德国占领的东部,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同样反对对“犹太
人”
这一概念加以定义的法令,因为“这种愚蠢的约束会捆住我们的手脚”。
在还没有一部安乐死法律的情况下,这些医学刽子手们只能哀叹屠杀行动“缺
乏中央控制”,并抱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疯狂行为”,担心精神病学研
究的声誉将难以维持。即便如此,他们仍继续为安乐死屠杀计划献计献策,提供指
导。
首先,他们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感到痛苦,并希望他们从事的这一职业在未来能
够治愈所有那些没有被杀害的病人。其次,他们对所有的医院进行调查,找到那些
应该被杀死的病人,并且决定各个医院应该在屠杀行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第三,
通过协商,他们继续谋求重新规划一个由中央进行控制的安乐死屠杀计划。第四,
他们对儿童安乐死屠杀、“任意”安乐死屠杀和与安乐死屠杀相关的研究所产生的
有关文件进行处理。第五,他们招聘刽子手,提供给各地的医院,并对他们进行指
导。
幸存的保罗·尼采的信件为我们了解T4 的医生及其朋友的一些态度和所关心
的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尼采在维尔纳·海德离任后接替了他的T4 医学主
任的职务。T4 来自医学界的高级成员具有共同的职业兴趣,属于同一个行业组织
的成员;他们向同样的学术刊物投稿,并担任这些刊物的编委。他们还为个人的纪
念文集互相撰稿,为个人的书互相写评论。他们还互相为朋友和学生向大学以及研
究所推荐工作。
T4 的医学人员不仅通过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担任的职务施加影响,而且
还利用一些专业组织来发挥作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当数名德国神经病学家和精
神病学家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35年,由颇具影响力的恩斯特·鲁丁担任主席。鲁
丁是威廉皇帝学院下属的位于慕尼黑的德国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该协会的执
行秘书一职在1939年以前一直由保罗·尼采担任。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和顾问委员
会成员包括了一些参与T4 行动的最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如沃尔特·
克鲁兹、迈克斯·德·克里尼斯、维尔纳·海德、保罗·尼采、库尔特·波尔里施、
恩斯特·鲁丁、卡尔·施奈得和维克多·冯·魏兹萨克等。
该协会成为了安乐死屠杀计划的一个人才库和智囊团。T4 为该协会提供财政
上的资助,作为回报,德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协会则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尽
一切努力推进符合党和国家利益的工作”。
德国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协会的主要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T4 屠杀行动的
核心成员,他们都义无返顾地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所有方面的事务进行控制。德国儿
童精神病学暨治疗教育协会创立于1940年,旨在推动从事精神治疗方法研究的一些
精神病学家的主张和见解,这个协会也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从幸存下来的关于企
图控制这一协会的一些信件可以看出,出于各自的野心,T4 的这些精神病学家们
也在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保罗·尼采、赫尔伯特·林顿、恩斯特·鲁丁以及元首
府支持汉斯·海因策出任儿童精神病学暨治疗教育协会主席一职,而帝国卫生办公
厅主席汉斯·里特则反对海因策出任,支持T4 的另一名医学专家、布雷斯劳大学
教授维尔纳·维林杰出任该协会主席一职。
虽然这些精神病学家们在大学、医院和专业组织里占据了领导地位,但是他们
还是担心来自精神治疗医师方面的竞争,并指责他们在低估了生物学上原因的同时,
又过高地估计了个人方面的因素,认为他们完全是受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犹太思
想的影响。但是,由于精神治疗医师受到了赫尔曼·戈林的表妹玛西亚斯·海因里
希·戈林的庇护,这些精神病学家们无法对他们进行排斥,便建议双方进行合并,
但是最终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精神病学家对他们这一职业未来的前景也感到忧心忡忡。
继续进行安乐死计划,也就是说,继续屠杀残疾病人,那么总有一天,他们将
会面临一个病人也没有的尴尬局面。而且,随着屠杀逐渐成为精神病学的主要内容,
这一职业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一些病人的家属开始回避精神病治疗机构,医学
专业的学生也避免选择精神病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初级的精神病学家也开始变得心
灰意懒,士气低落。精神病学界的领导层因此决心要“致力于提高精神病学家在社
会上和科学上的地位”。
早在此前2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病学家便由于对被认为装病以逃
避上前线的士兵进行野蛮的治疗而遭受过与此相似的名誉上的损害。他们后来逐渐
地发展出了一种渐进性的治疗方法,这一方法提高了他们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声誉。
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便是分配工作给病人去完成。这一职业疗法经实践证明
富有成效而且颇受欢迎。这一疗法强迫住院病人进行劳动,并限制他们的活动,因
此在客观上还强化了医院的专制独裁。
与此类似,由于安乐死计划腾空了国营医院,T4 的精神病学家开始采用新的
治疗方法,并且在他们看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些方法以休克疗法为主,
它们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治疗被炮弹所惊吓的士兵,强迫他们重返前线。
到了1940年,精神病学家已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所谓积极的治疗方法,并在这些方
法中通过使用电流或者药物对病人实行强刺激。但精神病学家发现,在战时要得到
治疗所需的设备和药物并不容易。医院和诊所要获得由西门子公司制造的用来进行
电击疗法的设备,必须通过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和元首府的理查德·冯·海格
纳的出面才能如愿以偿。用于胰岛素休克疗法所用的药物在战时也得到了严格的管
制,精神病学家们为了进行休克疗法,也必须通过赫尔伯特·林顿的干预才能获得
对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的胰岛素。
科学研究和新的治疗方法的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学中安乐死的可憎成分。然而
科学研究、治疗和屠杀三个方面的活动仍然在同时进行着。为了强调他们对科学研
究和新的治疗方法的所承担的责任,医院院长们争先恐后地将医院的名称由“某某
医院”改为“某某专科医院”。虽然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认为在德语中Ans
tah(院)比外来语Klinik(大型专科医院)要好得多。而且,1942年初
T4 的主要医生们在元首府开会时规划建立一个儿童研究医院,以便进行新的治疗
方法的研究和试验。
然而,不符合标准的儿童将被送到艾希贝格医院的儿童屠杀病房。艾希贝格医
院院长将这一合作吹捧为“未来的工程”。另外—些人则主张将研究、治疗和屠杀
行动合为一体。例如,T4 的一名年轻医生罗伯特·穆勒曾这样建议道:“这样一
来,在未来就不再会有为不合标准的病人而设立的护理所;取而代之的是拥有最有
效的治疗和科学研究手段的医院——它们同时还具备安乐死设施。”
这些为了精神病学的未来而制定的计划需要各方面的协调才能完成。为了达成
这一目标,帝国内政部于1941年10月设立了一个帝国国营医院和护理所全权代表办
公室,并任命赫尔伯特·林顿为帝国全权代表。此后,林顿继续与在儿童安乐死实
行之初便已存在的元首府进行紧密合作。林顿在这一合作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卡尔·布朗特也在战争结束前的3 年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布朗特于1942
年7 月被希特勒任命为医学暨卫生全权代表;1943年9 月,他再次被元首赋予更大
的权力,在中央医学管理部门谋得了一席之地。在与尼奥纳多·康帝之间展开的党
内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布朗特显然占据了上风,并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在
分配医院病床和其他医疗资源方面。T4 的官员因此倒向了布朗特,希望能够借助
他的支持,将“任意”安乐死屠杀活动规范化。
为了协助布朗特和康帝将医院病床分配给在盟军空袭中受伤的人员,T4 将各
国营和私立医院中所有病床的数量、可用病房的数量以及残疾病人人数进行了统计。
T4 的专家认为,即使继续进行安乐死计划,由此而增加的床位也会逐渐地减少,
因为安乐死计划无法影响到新人院的病人。这些T4 的专.家们走访了所有的州和
普鲁士省的医院进行调查,然后将可用病床数、可以进行安乐死的病人的数量以及
在将来如何对这些医院加以利用等情况向T4 中央办公室进行了汇报。在这一过程
中,T4 的专家们要求这些医院安排现存的残疾病人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T4 规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包括T4 的医生和一名听命于全权代表林顿的业
务官员,走访了所有的医疗机构,包括为老年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设立的护理所。
因为这一做法与当初在一些医院或者集中营里挑选要杀害的病人颇为类似,他们竭
力溯艮感到怀疑的地方官员,表示他们造访这些医院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进行长期
规划而已。这些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们经过考察后报告说,由于安乐死屠杀计划导致
了残疾病人数量的减少,许多医院已经被分派作其他用途。他们还发现,这一现象
在波美拉尼亚省显得尤其突出,埃曼营在那里进行的“任意”屠杀毫无规划可言,
导致病人减少。T4 的专家指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屠杀,也完全有必要在每100
万人口中为残疾病人保留2000个病床。
虽然T4 的专家们拒绝在把屠杀行动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对各个地方的做法作
出让步,但他们仍然不得不面对新并人第三帝国的地区的政治现实。他们抱怨说,
在德国的保护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残疾病人住在捷克的医院里,由捷克的医生
进行治疗,他们既没有被绝育,也没有被处决;他们还补充说,在布拉格,甚至还
有一家收容犹太病人、并且有犹太医生进行治疗的医院。德国病人主要集中在两家
医院里,一家位于波希米亚,另一家位于摩拉维亚,他们从这两所医院被转往苏台
德区进行绝育手术,或者被处决。从独立的附庸国斯洛伐克也转走过700 名德国籍
的病人,并导致了一些流言的传播,比如有传言说这些病人“被变成了肥皂”。然
而,在被吞并的波兰西部地区瓦尔滕兰,我们已经知道,德国统治者取得了医院的
控制权并对波兰的残疾病人进行屠杀。T4 的专家因此报告说,在瓦尔滕兰,残疾
病人数量已经大幅度下降;并补充说,位于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人精神病院已
于1942年9 月1 日被清除。
在每一个被检查的医疗机构里,T4 的专家还与所在医院的工作人员探讨安乐
死屠杀计划,对该院的院长和医生对安乐死的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否定都加以记
录并向上汇报。T4 的专家们很少碰到否定的情况,但在符滕堡一家聋哑儿童护理
机构所碰到的一次反对则是一个例外。该机构的监护人是一名瑞士人,名叫海因里
希·赫尔曼,他反对将他所负责的儿童转往别处,并在与T4 的代表们会谈时谈到
这些儿童的命运的时候,用到了“屠杀”一词。T4 的专家们对这一生硬直白的词
汇颇不习惯,因为他们一般都使用隐语来代替“屠杀”一词,最后他们在报告中详
细地叙述了他们与赫尔曼之间发生的这次争执,并要求将赫尔曼这样的外国人从敏
感的部门位置上撤除。
然而T4 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解决在其控制之外的任意屠杀的问题。战争的需要
以及T4 中央办公室作用的削弱导致了对屠杀行动财政上的紧缩,其中包括机构上
的调整和人员的减少。T4 赢得了全权代表卡尔·布朗特对屠杀行动更大程度上的
中央集权的支持。布朗特在1943年8 月发布命令,规定T4 可以授权某些医院及其
他护理机构的院长使用药物处死残疾病人。虽然这一命令为T4 的官员提供了更大
的特权来继续他们的工作,保罗·尼采不久以后便抱怨说,他对这些指定医院及护
理机构的院长们何时能够得到所需药品仍然没有控制权。最后,T4 只有通过党卫
队武装部队以及侦探犯罪技术研究所的出面,才能断断续续地获得这些所需的药品。
虽然T4 对地方化的安乐死屠杀行动的控制缺乏先前屠杀中心阶段的精确性,
但是,T4 中央办公室仍然继续对这些屠杀行动进行招聘和指导。T4 的代表与他
们视察的医院的医生们就安乐死问题交换意见,并借此建立起中央办公室和基层刽
子手们之间的联系。作为T4 协调人的医院院长在该医院选定加以屠杀的病人后,
会及时通知中央办公室。例如,主管考夫布伦医院的医生瓦伦丁·法特豪泽尔向T
4中央办公室递交了一份选择将进行屠杀的421名残疾病人的名单,并要求中央办公
室验证他在挑选中所实行的非常简单的标准。T4 还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
T4 在养老院和收容穷人的慈善机构中搜寻受害者时,把因年老而体弱或者患
有其他疾病的老年人也纳入了进行屠杀的范围; T4 的医生们则把所谓的反社会
者列为精神病患者,并把一些病人转往集中营。
我们已经知道,“任意”安乐死屠杀发生于一些正常运行的医院之中。虽然医
院的医生和病人都对安乐死屠杀有所了解,但对于局外人,医院还是有办法加以隐
藏。T4 意识到,“任意”
安乐死屠杀活动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医院的正常活动可以为屠杀行动提供掩护。
在T4 的一份规划报告中,这一方法被吹捧为组织屠杀行动的最佳途径。“几乎毫
无例外地,通过安乐死方法造成的死亡几乎与自然死亡差不多。这是我们必须达到
的一个目标。”
T4 的屠杀行动就这样在第三帝国的许多医院中进行着,但只有少数医院专门
屠杀残疾病人。这些医院在正常医院活动的掩盖下,成为了一个个的屠杀场,其情
形几乎与纳粹的集中营差不多。原住艾希贝格医院的一名病人曾几次被转往集中营,
她在战后作证说,她在艾希贝格医院的遭遇与在集中营一样地糟糕,几乎没有什么
区别。但是,在1941年至1945年期间共有 2272 名病人死亡的艾希贝格医院只不过
是“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屠杀中心而已。
许多其他医院也与艾希贝格医院一样,对残疾病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奥地利
医生艾米尔·格尔尼便是一个例子。格尔尼生于1890年,1915年获得行医资格,1932
年加入纳粹党,并曾在德国吞并奥地利时期在冲锋队中任少校。1943年10月1 日,
格尔尼被任命为位于下奥地利的国营古金医院的院长,虽然他此前只不过是一名普
通的医生,只是在1943年8 月才获得精神病学方面的资格。格尔尼的荣升归功于他
的一位纳粹党内的老朋友——约瑟夫·迈尔。迈尔是下奥地利州州长雨果·居尔尼
所领导政府的内政部门的负责人。任命格尔尼的目的则在于加速“任意”安乐死的
进程。格尔尼随即开始在古金医院制造恐怖。
一年以后,也就是1944年的11月,他的职权被扩大为兼管国营毛尔—奥林医院。
格尔尼不仅使用了通过药物注射进行的传统安乐死方法,而且还引进了体现T4 将
治疗与屠杀融为一体这一目标的新发明。通过使用电椅,格尔尼使用电击治疗的方
法屠杀了许多的残疾病人。他是在完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实施这些屠杀的,因
为在1944年2 月以前他与T4 尚无联系。T4 在发现他以后才认识到他的价值,并
将他网罗进T4 医学部门的核心层。
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的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被官方指定为梅舍里茨附
近的奥布拉沃尔德省立精神病院。该院也许是实行“任意”安乐死屠杀的最臭名昭
著的一家医院。在所谓的“停止安乐死屠杀”命令下达以前,大量的病人被从梅舍
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转到了东部,而且,就像从波美拉尼亚省的医院里转走的
病人一样,随后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1941年 11 月,省党部头目弗兰兹·施维德
—科堡任命沃尔特·格拉布斯基为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的管理员,此人随
后便开始在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实施屠杀行动。大批残疾病人从德国各地
的至少26个城市运抵该医院,时间通常是在午夜。工作人员挑选没有工作能力的病
人加以杀害。实际上,这一挑选过程非常任意武断,被选中的病人还包括那些给护
士带来额外麻烦的病人、聋哑病人、正在生病的病人、妨碍他人的病人、不遵守纪
律的病人,甚至是让工作人员觉得讨厌的任何人;另外,那些曾经逃跑过又被抓回
来的病人和那些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的病人也在被挑选之列。
被选中的病人被带进所谓的屠杀室。在那里,医生和护士们通过让病人口服或
者注射大剂量的药物将他们杀害。大部分赤裸的尸体被埋在了公共墓地里,有一些
则在法兰克福被火化。
纳粹还开始在医院里建造一座焚尸场,以处理大量的尸体,但是还没有完工苏
联红军便于1945年1 月29日解放了该医院。
1939年,梅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有900 名病人,但在战争期间该医院却
容纳了2000多名病人,在该医院被屠杀的病人的精确人数现在已经无法弄清,因为
只有一小部分记录文件得以保存。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有6991名病人被屠杀,这一
数字是该院最大病人容纳数量的3 倍以上;而根据战后德国司法部门的估计,在梅
舍里茨—奥布拉沃尔德医院被屠杀病人的总数超过了1 万人,这一数字较不保守,
但是也许更加准确。
哈达马尔医院是惟一一家在安乐死计划第一阶段使用毒气室处决病人并在停止
屠杀命令下达后,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中继续使用药物屠杀病人的医院。哈
达马尔医院由黑森—拿骚省医疗护理机构的总负责人弗里茨·贝诺塔特负责,它与
另外两家医院——艾希贝格医院和卡尔门霍夫—伊德斯滕医院一起,构成一个臭名
远扬的屠杀中心。哈达马尔不仅接受从包括汉堡在内的德国各个城市运送来的残疾
病人并加以杀害,而且它还是—个屠杀其他种类受害者的一个屠杀中心。我们将会
看到,贝诺塔特在哈达马尔建立起一个专门屠杀所谓的犹太杂种儿童——也就是说,
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健康儿童——的特别病房。
但是,真正使得哈达马尔臭名远扬的还是因为它屠杀了大量来自东欧的劳工。
到了1944年,第三帝国已经开始拥有大量的所谓ostarbeiter
(东欧工人),——他们是从波兰和苏联被德国占领的地区被送到德国当苦力的一
些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一些因为患有传染性疾病——大部分是肺结核——而丧
失劳动能力的人被纳粹从劳动工地撤换下来。由于苏联红军的不断向前推进,要将
这些人再送回他们的家乡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德国经济的一
个负担。纳粹政权并不愿意将这些劳工送到早已人满为患的德国医院。在这种情况
下,德国医疗部门的负责人作出决定,处决那些患有肺结核的东欧工人。这一任务
后来便交给了T4 组织。
1944年9 月6 日,帝国内政部通知所有的地方政府,必须将由于精神疾病而无
法劳动的东欧工人集中到指定的各个地方医院。虽然这些劳工所患的只是身体上疾
病,内政部却将这些身体上的疾病认定为是“精神”疾病——一个自始至终用于表
明残疾病人的名称。11个被指定的国营医院中包括几个臭名昭著的屠杀医院——东、
西普鲁士和瓦尔滕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茅
尔—奥林医院以及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T4 的中央办公室对运输事宜进行了安排,
并对这一最后的屠杀行动在财政上给予了支持。在哈达马尔医院,东欧劳工们在运
抵医院不久以后便通过注射药品的方法被处决。在他们到达以后,’医院的门卫立
即打电话给医院的行政主管阿尔方斯·克莱,告诉他说“俄国人已经到了”。在他
们被男女护士处决以后,医学主任阿道夫·魏尔曼对尸体进行查看,然后开始准备
伪造的死亡通知书。
在1945年10月美国于威斯巴登进行的战后第一次战争审判中,法庭军事审判员
里昂·杰沃斯基向调查屠杀东欧劳工事件的美国军事委员会起诉了哈达马尔的刽子
手。虽然刽子手们承认他们的东欧受害者并非都是残疾人,只不过是患有身体上的
疾病而已,但他们只不过把发生在1944年-1945 年的屠杀东欧劳工行动看作是从1942
年开始的“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一个继续而已。在重复了为安乐死进行辩护的
陈词滥调后,魏尔曼在法庭审问中表明了他的看法,认为这一继续是不言而喻的。
问:谁来决定,用你的话来说,处理掉俄国人和波兰人的方法?
答:方法?
问:对。
答:这是必然的。这是在安乐死计划中非常确实的事情。
问:谁作出决定认为这些注射方法是适当的方法?
答:注射方法是一种完全无痛的方法,而安乐死(eu—thanasia)
一词来自希腊语,eu具有快乐的意思。
问:是的。我对该词是从那里来的不感兴趣。我想知道是谁决定将这一方法当
成适当的方法来使用,谁做出了这一决定。
答:我们从1942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是我当时下的命令还是那时大家都这
么做,我记不清了。
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国营医院便很好地反映出了在众多医院实施“任意”安乐
死计划的残暴性。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任院长的考夫布伦国营医院及其位于艾尔
希的附属医院在停止屠杀命令下达以前曾是一所用于转运残疾病人的医院,并在后
来成为一个“任意”安乐死屠杀的中心。该医院同时还设有一个儿童屠杀病房。1945
年4 月底,美国军队占领了考夫布伦医院;但是由于国营医院被列为禁止人内的地
区,美军并没有干涉其运行。在长达2 个多月的时间里,该医院在距离军事政府、
最高司令官和宪兵总部不到半英里的一个田园般的小镇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地照
常运行。只是到了7 月2 日以后,在一些传言传到了位于慕尼黑的军事部门以后,
美国士兵才进入了这所医院,并在那里发现了一整套屠杀设施。美国调查人员被所
看到的景象所震惊:“疥疮、虱子以及其他害虫无处不在。床单龌龊不堪,防疫措
施几乎没有。”
考夫布伦医院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作为一个屠杀中心继续运行。1945年5 月
29日,在美国军队占领考夫布伦医院整整33天后,该院的工作人员在儿童病房里于
下午1 点10分(德国当地时间)最后一次地杀害了一名儿童。瓦伦丁·法特豪泽尔
将这名儿童的死亡原因确定为“伤寒”。在德国无条件投降的21天以后,理查德·
杰恩,一名年仅4 岁的儿童,成为了安乐死刽子手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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