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医生和其他刽子手
医生在安乐死屠杀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知道,科学家和医生们
是如何倡导对那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进行排斥的,以及他们的种族和优生理论是
如何被纳粹运动所吸收并融为一体的。纳粹头目利用科学家来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合
法化,并授予他们实施排斥政策的一定的控制权力。这样,医生和科学家们作为理
论家和专家为纳粹德国服务。在30年代期间,他们实施了针对残疾病人的绝育立法,
并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归类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 1939
年底,在纳粹政权的排斥政策转为灭绝政策——这一决定是由纳粹政治领袖作出的,
而非由顾问专家们作出的——医生们协助实施了屠杀行动,而科学家们也乐得从中
捞取好处。就是这样,科学家和医生们对屠杀行动进行了倡导、辩护和管理。
他们有些人加入了官僚刽子手的行列,有些则亲自上阵,在现场参与了屠杀活
动。
由理论到实践、由倡导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到真正地杀人,这对于理
论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例如,在1939年11月,布拉克要求安乐死屠杀行动的
积极倡导者保罗·尼采“建立毒气室并监督屠杀的过程”,尼采则以自己年龄较大、
不喜欢秘密行事为由,拒绝去一家屠杀中心担任负责人。
当然,在屠杀中心开始运作后,尼采及其同伙海德还是没有放弃去屠杀中心观
看屠杀过程的机会。
对于屠杀行动,T4 需要的是年轻、有进取心和野心的医生。
这些人在各屠杀中心和儿童病房工作。当然,老一些的医生也同样参与了屠杀
行动,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病人注射、灌药,让病人挨饿,而不是用毒气屠杀病人。
但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医生则例外,如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赫尔曼·普法穆勒、考
夫布伦—艾尔希医院的瓦伦丁·法特豪泽尔以及哈达马尔医院的阿道夫·魏尔曼等,
他们指导年轻的医生以及护士进行屠杀活动。
关于医生在纳粹屠杀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些研究纳粹罪
行的学者常常将医生归类为尽人道主义义务的一个群体,因而认为他们参与这类犯
罪尤其显得可耻。对于医生所扮演角色的模糊认识从很早就已经存在。一方面,他
.们被称作是“死亡天使”,——这是人们对约瑟夫·门格尔的称呼,而门格尔毕
竟只不过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众多刽子手中的一个而已。他与别的刽子手们相比受过
更多的科学训练,而且还厚颜无耻地通过屠杀活动运用当时最新的科学技术为自己
在学术上捞取资本。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医生们是由于自己的良好愿望
被纳粹误导而参与屠杀行动的,这一说法减轻了医生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
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简·里夫顿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纳粹医生》中,提出了
相似的论点,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里夫顿将医生视为是工作在生死之间的治疗者,
他将那些参与纳粹屠杀行动计划的医生们称为由治疗者转化而成的刽子手。里夫顿
将纳粹大规模屠杀描述为通过医学方法进行的屠杀,并将其定义为:通过对剧毒气
体加以控制的技术,对人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大规模屠杀。他认为,医生们参与屠杀
行动的动机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变成刽子手是因为他们遵循了生物医学上的
观点、并出于治疗上的动机去完成他们的这一屠杀任务。这样,里夫顿将所谓的理
想主义者,如被人们称为“彬彬有礼的纳粹分子”的卡尔·布朗特,与被人们称做
是“具有精神病和虐待狂倾向”的纳粹党卫队打手的维尔纳·海德区别开来。
从这些参与屠杀行动的医生的生平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作为一
个整体而言,医生们并不比其他专业人员更加虔诚地投身于这一计划,也不比化学
家、律师和历史学家更加不接受屠杀行动。当时医生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
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但是用家庭背景和经济地位来衡量,则与其他专业阶层人士没
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医学界人士和医学院的学生的社会
地位在德国开始下降,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魏玛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充满
愤恨,并且大量加入纳粹党的原因。
当然,参与屠杀行动的医生信奉纳粹政权所宣扬的种族和优生目标是毫无疑问
的。正如遗传学家贝诺·穆勒—希尔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和社会学领域的科学家及
其学生们拥护“人类是不平等的”这一信念,因而鼓励、强化和支持纳粹的排斥和
灭绝政策。但是,同屠杀中心的管理人员一样,医生们在屠杀行动中助纣为虐还有
其他许多个人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与他们所信奉的思想毫无关系。戈特弗里德·
埃瓦尔德便是一个例子。作为一名医生,他虽然信奉种族科学的思想,但仍然拒绝
参加屠杀活动。不管个人在种族和身体健康方面所持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每名医生
必须对参与屠杀行动作出清醒的决定。事实上,只有一部分医生是遵循他们的生物
医学上的观点而进入屠杀中心的。
这些医生参加屠杀行动的动机因人而异。但现有的证据并不能使得我们作出结
论说,像布朗特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和像海德那样的纳粹党卫队队员两类人在动
机上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布朗特的崇高目标和海德的野蛮行径两者之间并没有
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这些人之间的差异只是反映了社会等级和态度举止的不同,并
不能充分地表明他们的动机。同样地,海德在受教育程度、背景以及礼貌上与他的
继任者尼采也很不一样,但两人在完成他们的屠杀任务上,并不存在着什么差别。
他们的任务便是纯粹的谋杀。医生们对谋杀的态度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同伙并没有什么区别,“医学屠杀”一词因此具有相当的误导性。在安乐死屠杀中
心,医生们对屠杀活动进行管理;而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样的地方,医生们也干
着同样的勾当。但是,通过使用毒气进行大规模屠杀根本与医学没有任何关联。大
规模屠杀与医学扯上联系仅仅只是因为纳粹的理论家们从医学中借用了一些术语来
将他们的灭绝行动描述为一种必要的外科手术。虽然希特勒命令只有医生才能够实
施安乐死屠杀行动,但是每个人都明白,通过毒气室杀人并不是什么医学程序。我
们已经知道,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格奥尔格·雷诺完全知道这一点,他告诉维尔
纳·海德说:“我学医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来操纵什么毒气阀门。”事实上,是帝
国安全中央办公厅的成员而不是医生最先想出了使用毒气杀人的方法;而监工们—
—其中大部分是警官——发明了毒气杀人和焚烧尸体的技术。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解放医院和集中营的盟军部队对参加屠杀行动的
医生的动机和所作所为了解得十分清楚,而没有像战后的许多人那样对此迷惑不解。
美国情报部门于1945年7 月2 日就考夫布伦医院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我们已经知
道,该医院是在战争结束的两个月以后才被盟军解放的。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用手写的:《考夫布伦医院医学灭绝营,巴伐利亚》。该报
告在对医生和护士们进行描述时,所反映的情况还是比较真实的:一个彻头彻尾的
灭绝工厂直到今天还在运转,而这工厂距离军政府的最高司令部和宪兵总部只有半
英里远,它位于一派田园风光的斯瓦比安镇,镇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在那里,人
们像几内亚猪一样地被驱使,并被有组织地屠杀。刽子手们以及他们被动的同伙们
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犯罪,他们是德国人而不是纳粹分子。刽子手当中有些还是
天主教堂的修女。医院的护士长在并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坦白说,她在两年
的时间内,通过注射的方法已经屠杀了大约210 名儿童,她还天真地问:“我会被
追究责任吗?”……
盟军在一个未被冷藏的太平间里发现了一些男人和女人发臭的尸体,他们的死
亡时间在12个小时到3 天不等,他们的体重在26到33公斤之间。在活着的儿童中,
有一名10岁的男孩,他的体重不到10公斤,他的小腿部分直径只有2 .5 英寸……
……瓦伦丁·法特豪泽尔医生是一名Obermedizinalmt,在医
疗系统内相当于军队里的上校。他从1919年开始便是医院的负责人。他后来被逮捕。
洛沙尔·高特勒医生是医院的另外一名负责人,现年43岁,从1930年1 月1 日起便
在该医院工作。他后来用床头灯的电线上吊自杀。被逮捕的还有另外3 名医生和一
名行政事务管理员范兹斯卡·魏尔;魏尔是瓦伦丁·法特豪泽尔医生的秘书,同时
还是高特勒医生的情妇。
在屠杀中心和儿童屠杀病房工作的年轻医生们都是些刽子手;这与他们是否拥
有医学学位毫无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监工们管理着屠杀中心,虽然有些医生与他
们争夺或分享权力。
其实在屠杀中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医生。正如雷诺所指出的那样,不一定非得
有医学学位才能操纵毒气阀门;而医生们即使要能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也不得不接
受化学家魏德曼和贝克的指导。
当然,医生们在场还是有必要的。纳粹需要医生们来核对与受害者一起送到的
医学记录;这样,在筛选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就可以得到避免。纳粹还需要他们
来决定在签发死亡通知书时使用什么样的、杜撰的诊断结果最为可信,虽然行政部
门准备了一些常用的死亡原因供填写死亡通知书时使用。另外,医生们给屠杀中心
以一种正常医院的假象来迷惑外界。但这些原因本身仍不能解释为什么医生们在安
乐死屠杀中心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医生之所以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
个原因是希特勒有令在先:只有医生才能实施屠杀行动;第二,不管是否被需要,
医生们都不会将他们在屠杀过程中的特权让给没有医学背景的官员们。医生和屠杀
中心的官员互相争权夺利,布拉克和海德之间的矛盾便是一个例子。
从1940年1 月到1941年8 月,共有14名年轻的医生效命于各屠杀中心。其中,
4人担任主管医生:恩斯特·伯姆哈德、依姆弗里德·埃贝尔、鲁道夫·洛劳尔和赫
斯特·舒曼。埃贝尔一开始主管着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后来又调到了贝恩堡;洛劳
尔则负责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而舒曼刚开始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后来又调到
了索内斯腾;伯姆哈德一开始是舒曼在格拉芬内克的助手,后来主管哈达马尔屠杀
中心。
我们对伯姆哈德的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于1941年夏天离开T4 加入了海军
;他后来在战争中被打死。埃贝尔于1948年初在他所服刑的监狱里上吊身亡。洛劳
尔于1945年5 月5 日自杀而死。舒曼于1951年逃到了非洲,1966年被引渡回德国,
由于患病于1971年被释放,1983年去世。这些在屠杀中心工作的主管医生们年龄当
时都在30多岁:舒曼生于1906年,洛劳尔生于1907年,埃贝尔生于1910年,伯姆哈
德则出生于1911年。他们都是在30年代获得行医资格:洛劳尔于1931年,舒曼于1932
年,埃贝尔于1935年,伯姆哈德于1939年。其中有3 人获得博士学位。只有洛劳尔
一人具有专业资格:他于1937年获得精神病学专业资格证书。埃贝尔和洛劳尔两人
是奥地利人。舒曼于1930年初期加入纳粹党,1932年加入冲锋队。洛劳尔于1931年
加人奥地利纳粹党,1932年退党,1933年再次加入;他同时还是党卫队的成员,1942
年获得上尉军衔。埃贝尔于1931年在奥地利加入纳粹党,没有资料表明他还加入了
其他纳粹组织。伯姆哈德于1937年加入纳粹党。舒曼出生于德国东部的萨尔河畔黑
尔市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属于保
守派。舒曼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参加了右翼的政治组织,后来又加入了纳粹党。
舒曼在1931年到1934年间担任一名内科医生,后来又以医生的身份进入了政府机构,
在黑尔的公共卫生部门任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应征人伍,加入了德国空
军,担任一名军医。此后不久,也就是1939年10月初,舒曼被招进了元首府。在那
里,布拉克向他介绍了安乐死屠杀行动的一些情况,并邀请他加入。舒曼接受了这
一邀请,并被任命为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的主管医生。1940年4 月间,他中断了工
作与维尔纳‘海德一起在维尔茨堡大学参加了为期4 周的精神病学培训。随后舒曼
由格拉芬内克调往索内斯腾屠杀中心。
洛劳尔出生于林茨的一个奥地利公务员家庭,他的父亲是泛日耳曼帝国运动的
支持者,同时也是纳粹党员。洛劳尔跟随父亲也加入了纳粹党,并在后来又加入了
党卫队。洛劳尔的妻子是格拉兹人,她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并很可能对洛劳尔
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夫妇两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对纳粹事业的效忠,
双双自杀,并于自杀前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洛劳尔拥有精神病学的专业资格,
同时又是在纳粹党在非法时期便入党的老党员,所以在纳粹党内资格很老;他在奥
地利被德国吞并以后,担任涅登哈特国营医院的院长。1940年他被任命为位于附近
的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主管医生。除了 1943 年9 月到1944年11月期间他在德国
国防军下属医院任职外,其余时间他同时担任涅德恩哈特医院和哈尔特海姆屠杀中
心的负责人,一直到二战结束。
埃贝尔出生于奥地利的沃拉尔贝格省,后来考进了因斯布鲁克大学,1935年获
得行医资格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的各个医院里接受了
关于法医、肺结核和妇科方面的培训。1936年,埃贝尔去了德国。在他的简历中,
他声称由于他在纳粹党为非法的时候参加了纳粹党,奥地利政府禁止他在医院工作。
在德国,他先是在德累斯顿工作,后来又去了德邵。在那里,他先是当一名私人医
生,后被一家市立医院聘用,并负责纳粹在当地组织中的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
1937年3 月,他在德国获得了永久行医资格;1937年5 月,他正式被批准可以
使用医生这一称谓。1937年10月,他被调往柏林市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担任一名医生。
他很早便加入了T4 ,并曾在勃兰登堡屠杀中心进行的毒气杀人实验中以医院院长
的身份亲自到场观摩,后来又从那里去了贝恩堡。
1938年6 月,埃贝尔与露丝·雷姆结婚。雷姆于1907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乌尔
姆,她在埃尔伏特和玛格德堡完成了中学学业。她学了两年的“笔迹学”(通过笔
迹来推断性格等),并于1932年通过了考试,同年9 月加入了纳粹党。在自己开业
当了一年的笔相家以后,她在玛格德堡、埃尔伏特和魏玛等地为纳粹运动效力,后
来又去了柏林,在德国劳工前线组织工作。她于1944年7 月在一次空袭中丧生。雷
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在向盖世太保告发身边的德国人时没有丝毫的踌
躇。
我们现在会问,T4 是如何挑选这些医生的。其实,他们都是由为T4 策划安
乐死屠杀行动的高级科学家和医生们推荐的。
当然,T4 要找的是那些具有纳粹思想、信奉种族和优生科学理论的人。我们
从尼采曾拒绝加入T4 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龄较大同时又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并不
愿意接受这种工作。T4 因此专门招聘那些年龄较轻、尚未在事业上立足的医生。
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新的德国进一步发展的野心,因此他们也乐于接受这种被认为比
上前线更加重要的工作。这些候选人还必须忠诚可靠;纳粹组织会对他们在这一方
面的情况进行调查。
3 名主管医生——洛劳尔,舒曼和埃贝尔——均符合以上条件。3 人全部都曾
是政府公务员,并且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
洛劳尔是涅德恩哈特医院的院长,因此为当地的纳粹头目所熟知,他进入附近
的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任主管医生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舒曼并不是格拉芬内
克屠杀中心最初的人选。
最先任命的是一名叫维尔纳·克彻特的医生,他拒绝了这份工作,但向T4 推
荐了舒曼。埃贝尔作为一名奥地利人,千方百计地想在德国立住脚,他自然是另外
一个合适的人选。当然,要让这些人接受这一工作,必须先让他们信服。布拉克和
海德亲自招聘了他们,而作为引诱条件的一部分,便是许诺他们以后在事业上的发
展机会。虽然他们的工作与屠宰场的工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显然还是被医院院
长的头衔所吸引——这一头衔是T4 为了蒙蔽外界而专门设立的。可以在屠杀中心
从事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则是吸引他们加入的另外一个原因。但是,这一点从来没有
兑现过。埃贝尔后来抱怨说,海德以前曾许诺屠杀中心的医学工作人员参加研讨会
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诺言并没有兑现。
屠杀中心的现实考验了医生对他们的毁灭理论的承诺。像恩斯特·伯姆哈德这
样的医生最后决定离开屠杀中心加入了军队;但是,其他的人则决定留下,将大规
模屠杀当成一种职业。
3 名主管医生在希特勒停止屠杀命令下达以后决定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行动。
舒曼和洛劳尔两个人在14f13行动中挑选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然后在他们的屠
杀中心里将他们杀害。洛劳尔也继续在哈尔特海姆进行着谋杀。在整个战争期间,
集中营的犯人们被送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并在那里被毒死。洛劳尔与屠杀中心
附近毛索森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舒曼于1942年离开了索内斯腾屠杀中心,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事X光试验,试
图发现对人进行大规模、快速的绝育方法。我们将会看到,埃贝尔后来成为了特雷
布林卡屠杀中心的第一任指挥官。
其他10名医生则是这些主管医生的助手,他们都在各屠杀中心效命。在哈达马
尔屠杀中心工作的弗里德里希·伯恩勒以及在格拉芬内克和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工作
的京特·亨内克后来离开了T4 ,并在战场上丧生。库尔特·施马伦巴赫曾长期在
T4 任职,后来也在战争中丧命。施马伦巴赫战前在索内斯腾医院转变为屠杀中心
之前曾是尼采在该院的助手。他可能是在尼采的推荐下加入T4 的,并在索内斯腾
担任过舒曼的助手,后来又代替他成为了屠杀中心的主管医生。施马伦巴赫还曾在
T4 的总部工作过,并在14f13行动中担任过巡回医生。
其他7 名在战争中幸存的医生在战后都面临着法律的审判:库尔特·伯尔姆、
海因里希·本克、克劳斯·恩德鲁维特、汉斯·博多·格加斯、格奥尔格·雷诺、
阿奎林·乌尔里希和埃沃尔德·沃斯曼。他们在1940年时都非常年轻,其中有3 人
的年龄相差无几:雷诺33岁,伯尔姆和格加斯均为31岁。其他人则更加年轻:沃斯
曼29岁,恩德鲁维特27岁,本克和乌尔里希两人都只有26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
1940年加入T4 时都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主管医生们分别于1931年(洛劳尔)、1932
年(舒曼)
和1935年(埃贝尔)获得了他们的行医资格,7 名助手当中除了雷诺早在1933
年便获得行医资格、格加斯于1937年获得行医资格以外,其余的人资历都是一样的。
其他几个人当中,伯尔姆于1938年获得行医资格,沃斯曼于1939年1 月获得行医资
格,本克、恩德鲁维特和乌尔里希都是在1939年在战争开始以后才获得了应急行医
证书(Notappmbation)的。
然而这7 个人在纳粹党内都具有相当的资历,但是,他们的资历毫无疑问都是
由他们的年龄决定的。雷诺在他们中间年龄最大,他甚至在纳粹上台以前就是纳粹
运动的一名成员了。
他于1929年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1930年加入了纳粹党,1933
年加入党卫队。格加斯和伯尔姆年龄一样大,但是却在1937年才加入纳粹党;他还
是一名冲锋队队员。另外 4人则要更年轻些,因而他们在纳粹运动中的资历也要浅
一些。
本克1937年加入纳粹党,恩德鲁维特则是希特勒青年组织的一名成员,虽然有
证据表明他曾于1933年或1934年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和冲锋队。
乌尔里希于1934年加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盟,1937年加入纳粹党,他还有
可能是希特勒青年组织和党卫队的成员。沃斯曼于1933年加入冲锋队, 1937 年加
入纳粹党。
库尔特·伯尔姆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是一个独生子。他后来在柏林—鲁梅
尔斯地区的社会福利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伯尔姆就读于柏林大学,是卡尔·伯恩赫
依菲尔的学生。毕业后,他先是在柏林市的一家医院担任内科实习医生,在得到行
医资格以后,于1939年9 月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队警备团,担任一名军医,
直到后来于1940年11月加入T4.阿奎林·乌尔里希共有兄弟姐妹4 人,他排行最小。
他的父亲是一所初级中学的教师。他在慕尼黑、弗莱堡和维尔茨堡等地上过学。1938
年,他带领一个人类学研究小组,成员包括他的朋友恩德鲁维特和沃斯曼,到贝沙
拉比亚研究居住在那里的德国人。在战争初期他加入了德国国防军的一个医疗小组,
刚开始没有被任命为军官,后来在通过应急行医证书资格考试以后,成为了一名军
医;但过了没多久他便加入了T4.海因里希·本克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他曾在格
廷根、基尔、慕尼黑和弗莱堡等地学习,并在这期间结识了乌尔里希。
二战开始后,他加入了德国国防军;1939年11月在基尔通过了应急行医资格考
试,并于当年圣诞节被擢升为军医。1940年夏末,他加入了T4.克劳斯·恩德鲁维
特出生于东普鲁士的蒂尔斯特。他的父亲是一名聋哑人学校的老师。他在慕尼黑学
习,并在那里结识了乌尔里希,后来又去柏林和维尔茨堡学习,后来参加了德军的
医疗部门,通过了应急行医资格考试,在进攻法国的战役中担任了一名医生。他于
1940年11月加入T4.埃沃尔德·沃斯曼是乌尔里希的另外一名朋友,他在汉堡、柏
林和慕尼黑学习,并与维尔纳·海德一起在维尔茨堡大学学习,1938年底获得博士
学位,并撰写了关于种族卫生的博士论文。
格奥尔格·雷诺于1933年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并在30年代期间一直从事医疗
工作。1933年他毕业后在莱比锡—多森国营医院担任了一名初级医生;保罗·尼采
曾在20年代担任这所医院的院长,并从1940年1 月1 日以后再次担任这所医院的负
责人。另一方面,雷诺还同时担任党卫队的医生,军衔是少尉。
在刚开始探讨安乐死屠杀计划的时候,尼采在这所医院通过注射药物的方法,
屠杀了大约60名病人,以便找出一种合适的屠杀方法;他采用的这种方法后来继续
被用于儿童安乐死屠杀病房和“任意”安乐死屠杀计划。为了进行这一试验,尼采
挑选了两名年轻的医生,其中一名便是格奥尔格·雷诺。1940年5 月,雷诺加入了
T4.汉斯—博多·格加斯在莱比锡大学获得了他的医学学位,并于1935年通过了医
学考试。1936年,他在黑森—拿骚省——贝诺塔特的地盘——的国营医院中当了一
名医生。1938年初,他在艾希贝格医院工作;后来在年仅29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卡尔
门霍夫医院的高级医生。1939年底他应征人伍,1940年加入T4.我们并不难发现为
什么这些人被T4 选中的原因。他们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就像其他T4 的初级工作人
员一样,很容易找到。
他们是通过熟人和朋友的推荐而得到这一工作的。乌尔里希、恩德鲁维特和沃
斯曼都曾在维尔茨堡大学学习过,因此与T4 医学办公室的主任维尔纳·海德认识。
我们不知道海德最先找的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沃斯曼和乌尔里希加入的时间都很
早。在战后,乌尔里希交代说,他当时被维尔茨堡大学的纳粹学生头目带到海德那
里与他会面,海德请他参加屠杀行动。恩德鲁维特参加的时间则稍晚,他与本克一
样,很可能也是通过他们的朋友乌尔里希的推荐加入T4 的。
当然,他们全部都具有参加过纳粹活动的资历,但即便没有这一资历也并不妨
碍他们的加入。施马伦巴赫在元首府调查他以前对纳粹运动的立场并还没有得出结
论之前,便已经开始为T4 工作。纳粹的有关部门找不到有关他的材料,直到1941
年夏天以后,他作为一名纳粹分子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澄清。
在加入T4 以后,所有年轻医生都赶到柏林接受他们的任务。乌尔里希后来被
分到布兰肯贝格手下,后又被派往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在那里,他向其他工作人员
解释了屠杀的程序。
乌尔里希则被任命为埃贝尔的助手,后来他又被调往T4 总部,并参加了一个
医生小组前往贝舍尔医院筛选受害者。本克在与海德和尼采会面以后,一开始在勃
兰登堡屠杀中心协助埃贝尔的工作,后来又去了贝恩堡屠杀中心。恩德鲁维特则被
海菲尔曼所接收,被分配到索内斯腾屠杀中心效力。
伯尔姆加盟T4 也许是由于他的党卫队队员的身份,以及他曾经参加过党卫队
武装部队的资历,因为党卫队的医生格拉维茨曾帮助过T4 招聘工作人员。但是伯
尔姆在1942年7 月以前由党卫队退役加入元首府,被纳粹有关部门称作是“离任
(Beurlaubung)”,而不是被归类于“军事命令(Komnmndi
enmg)”,这表明他接受这一工作完全是出于志愿。
另外一名党卫队队员雷诺也不是由党卫队分配而是通过尼采的关系进入T4 的。
当时尼采已经在莱比锡—多森地区参与屠杀残疾病人的活动。雷诺作为林茨地区涅
登哈特医院的医生,像洛劳尔一样,也自动地成为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从1941年10
月到1942年2 月,雷诺还在沃尔德尼尔医院的儿童屠杀病房工作过一段时间。
格加斯则可能是通过贝诺塔特的推荐而进入T4 的。贝诺塔特本人竭力想取得
对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屠杀行动的控制权。格加斯在从德国国防军退役以后,便到威
斯巴登向贝诺塔特报到,贝诺塔特告诉他说,他必须接受这一工作。格加斯后来又
去柏林接受布拉克的面试,他随后接受了这一工作,并被派往索内斯腾和哈尔特海
姆屠杀中心接受培训,然后被分到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工作。他在培训期间还与舒曼
一起去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对14f13屠杀行动的程序进行了观摩。
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医生会接受这些工作。
他们完全有自由做出拒绝。即便是由党卫队分配到屠杀中心也并不是强制性的。
他们完全可以拒绝接受这些任务,甚至在屠杀行动开始以后还可以找理由退出这一
活动。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当然,他们的确信奉“毁灭不值得存在的生命”的思想。
但是,即便效忠于这一思想是他们参加屠杀行动的动机之一,仅仅凭这一点也
并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我们已经知道,至少有一名党卫队的医生,虽然也信奉这
一思想,但仍然拒绝参加屠杀行动。T4 对医生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屠杀工作,
并不许他们辞职也不是合理的解释。的确,贝诺塔特曾告诉格加斯说,他必须接受
这一工作,但是后来布拉克根本没有对他施加任何压力。在战后,这些人一致承认
说,他们在加入屠杀行动时并没有受到过什么特别的压力。格加斯在受审期间申辩
说,他是担心他的妻子和家人的安全才参加屠杀行动的,但他并没有说明他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担心。更加接近事实的解释应该是他担心他会碰到一些“不便”。在他
所写的一封信中,他曾提到过他在加入T4 以后,他的妻子在卡尔门霍夫医院所享
受的种种优厚待遇。
事业上的考虑以及个人的私利似乎是这些年轻医生参加屠杀行动的真实动机。
他们当时正处在开展自己事业的起步阶段;其中有些人以前从来还没有过行医的经
验。参与T4 行动的一些大名鼎鼎的高级医生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格加斯特别提
到了保罗·尼采——此人是一家专业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协会的主席——以
及著名教授维尔纳·尼采和卡尔·施耐德。一些大学的著名教授参与T4 行动也给
本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战后作证说,如果在德国国防军内当医生,从事的医
学工作将会比在T4 要少:“T4 将会为我提供与经验丰富的教授一起共事的机会,
并使得我可以完成学业。”虽然在T4 这些年轻的医生们根本没有什么大的从事研
究的机会,本克确实曾被允许在柏林—布希地区协助尤利乌斯·哈勒尔沃登对从屠
杀行动中获取的人脑进行研究。而恩德鲁维特也得到了长达3 个月的假期,以获得
他的博士学位。
如果不加入T4 ,他们很可能会上前线。在那里,作为医生肯定能够获得更多
的经验,虽然无法在事业上对他们有什么帮助。他们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政府
部门和在纳粹组织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元首府工作便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前
线的工作则不仅不能,而且还会危险得多。
“由治疗者转变而成的杀人者”这一说法用在屠杀中心医生的身上究竟是否贴
切?可以说,这一说法是再贴切不过了。但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甚至没有多少作为
“治疗者”的经验,与他们的没有医学背景的其他同事、化学家和警察根本没有什
么区别,这些人最后也沦为刽子手。他们在医学上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作为医生
的野心并没有将他们与其他同事区别开来。
为了劝说他们加入,T4 的官员们使用了有关“慈悲死亡”和“安乐死法律”
等用来劝说其他非医学背景的人员的陈词滥调来说服他们。如果他们想拒绝这些屠
杀工作,他们便可以这么做,就像雷诺所做的那样。因为打开毒气阀门的工作对于
他们来说毕竟有些有失体面。
屠杀中心的14名医生是屠杀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刽子手,但他们决非是T4
刽子手的全部。供T4 内部使用的一份参与屠杀行动的T4 医生名单上共列有约60
多个名字,其中许多人一人身兼数职。虽然这份名单并不是完全准确,因为它没有
反映出人员的变动情况(例如,施马伦巴赫被列在在总部工作的医生的部分,而不
是在屠杀中心工作的医生部分),但在屠杀行动中需要多少医生方面,它仍然为我
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这些医生中的大部分——约39人,——主要是以医学专家的
身份从事通过审核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筛选的工作。这份名单还表明,共有
12名医生在T4 总部工作;除了施马伦巴赫,共有13人在屠杀中心工作。另有9 个
人被列在位于戈登和海德堡大学医院研究站的研究人员栏目下。这份名单没有包括
儿童屠杀病房的医生,而儿童屠杀病房的医生至少有25人。12名参加14f13行动的
医生也没有被单独列出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其他栏目下面。这份名单也不包括那
些参加无从统计的“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医生们,以及那些在帝国内政部以及
其他部、各个地方卫生主管部门工作的、具有医学学位的人。
安乐死屠杀中心的医生们所起的作用与那些在东部各屠杀中心工作的医生完全
一样。勃兰登堡、格拉芬内克、哈达马尔、哈尔特海姆、索内斯腾和贝恩堡这些用
毒气杀人的机构的屠杀行动与在东部的规模更大的切尔姆诺、贝尔泽克、索比伯和
特雷布林卡等灭绝营也没有什么两样。在这些屠杀中心,受害者一抵达便被进行
“处理”。屠杀中心的医生和灭绝营的监工都只不过是大规模屠杀行动的技术员而
已。相比之下,在儿童屠杀病房和实施“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医院工作的医生
们则与那些集中营管理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差不多。在医院里,他们对病人进行监禁,
不给他们饭吃,让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动,并且对他们采取一系列与拷打无异的措施。
他们还根据柏林的命令或者完全是出于个人的专断,对一些病人进行屠杀。
除了屠杀中心以外,T4 的其他屠杀行动还雇佣了许多别的医生。其中的两名
医生是两所与集中营差不多的医院的负责人:一个是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赫尔曼·
普法穆勒,一个是艾希贝格医院的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
们为T4 所做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是集中叙述他们作为罪犯所起的作用。
在战后盟国审判人员的眼里,普法穆勒是一个特别令人憎恶的罪犯。1947年,
设在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的法律顾问向巴伐利亚内政部转达了美国人对“巴伐利
亚法院尚未对这名安乐死刽子手采取行动”所表示的不满,并提醒说普法穆勒当时
仍然逍遥法外。此人拒绝为他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逃避回答一切问题,并且对审
判人员出言不恭。一名美国检察官对他嚷道:“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任何诡辩!”
我们已经知道,在路德维希·雷勒尔指控他曾经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使得许多残
疾儿童活活饿死时,他的惟一反应便是一口否认了他长着一双“胖手”。在战后德
国的一次审判中,护士约瑟芬·诺希尔作证说,普法穆勒曾将一名病人一脚踢下楼
梯,并曾因为痴呆儿童洒了牛奶而抽他们的耳光。普法穆勒否认了这一切,但是法
官则认为证人的证词是完全“可信的”。对普法穆勒进行讯问的美国检察官对于他
无法记清究竟杀害了多少儿童感到震惊。在战后接替他担任医院院长的医生则把他
称作是一个“疯狂的种族分子”。
普法穆勒并不是T4 的一名年轻医生;他与尼采一样,是一名功成名就的医生。
他出生于188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便完成了医学学业并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他从1913年起便在巴伐利亚的各个国营医院里担任医生。普法穆勒后来供认说,他
一直持种族主义的观点,学生时代便逐渐地吸收了种族卫生的一些思想。他于1922
年加入纳粹党,但没过多久便又退党。他后来为自己退党提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说
法:一个是他由于与尤利乌斯·斯特雷彻尔个人意见不和而于1923年退党,另一个
说法则是1925年法兰科里亚(Franconia)政府命令所有政府公务人员必
须这么做。他于1933年重新加入了纳粹党,并同时还加入了冲锋队。在30年代中期,
他主管着奥格斯堡种族和遗传事物部门的工作。1938年他被任命为埃格尔芬—哈尔
国营医院的院长,该医院当时共有15名医生,3 000 多个病床床位。
普法穆勒在纳粹党内的关系以及他对纳粹思想的效忠也许与他升任医院院长有
着一定的关系。他多年的工作经验也使得他成为这职位的合适人选,虽然他在纳粹
党内的资历并不十分突出。他主动地将他所管辖的医院交给T4 使用,让他们在医
院里设立儿童屠杀病房,使之成为一个受害者的转运所,后来又使之成为一个实行
“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医院;而他本人则当了一名T4 的专家,对病人的问卷
调查表进行评估,并且按件领取报酬。
普法穆勒显然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纳粹恶棍;他与艾克以及其他集中营负责人一
样,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由一个漂流者最终爬到他们后来所处的位置。他是一个
已经有名的医生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的确,他既粗鲁又麻木,但是敏感并非是
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所具有的品质。他的行动源于他的思想上的动机,而且还是因为
他接受他的上级的命令,他在战后对法官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负什么责任,
因为我只不过是执行别人的命令而已。”他的思想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一样,是纳粹
陈词滥调与科学上的种族卫生理论的混合。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的疑虑,
甚至在战后还仍然保持着他年轻时候的看法。
他在战后告诉法官说:“对于我来说,‘种族’一词意味着国家,‘雅利安’
一词则意味着德意志人必须掌握控制权。只有那些德意志人的后代才是雅利安人。
我把犹太人看作是另外一个种族,他们不能代表德意志。”
梅内克在战争期间与普法穆勒一样地臭名昭著。他在年龄上要比普法穆勒年轻
得多,但是其所作所为比他年龄大的同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艾希贝格国营医院
的院长,该医院设有儿童屠杀病房,同时也是受害者的一个转运机构,而且还是一
家实施“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医院。他同时还是T4 的一名医学专家,亲自为
T4 挑选了2000到3000名病人,还参与了T4 的14fi3 行动。而且,他做这一切
的时候完全是义无返顾,全身心地投入。但是在战后,梅内克在面临着坐牢甚至被
判死刑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表露出了悔意,虽然他在充满自我怜悯的叙述中仍在试
图为自己开脱责任:“我对自己于1940年参与这一计划的事实深表遗憾。在纳粹覆
灭以后,纳粹对人类进行大规模毁灭的行动开始为世人所知,而我也是在此时才知
道事实的真相。我对自己曾参与这一计划感到愧疚,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处在一个
从属的位置,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愧疚。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
我们对梅内克的情况知道得很多。除了在战后对他的审讯记录以及他的供词以
外,他写给他妻子的大量书信也得以幸存。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他常常给他的妻子写信,甚至在集中营里工作时也不例
外。在信中,他不仅描述了他的所做所为,而且还透露了一些思想。
梅内克于1904年出生于一个劳动阶层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在战争中受了重伤,
并于1923年死去。他的一个叔叔对他家进行了资助,但是却只能够负担梅内克的哥
哥完成学业。梅内克在1923年初中毕业以后,便去一家公司工作了4 年,这期间他
的哥哥则在攻读法律。在他的哥哥大学毕业以后,梅内克才开始学习医学。他进入
了戈廷根大学学习,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1935 年,他取得了行医资格。梅内克的
这些早期的经历也许对他产生过一些影响,使得他一心一意地想要出人头地。
1932年5 月,当梅内克还是一名学生时,便在戈廷根大学加入了纳粹党。在纳
粹上台以后,他利用他在党内的关系为自己在事业上的升迁做铺垫。同样重要的是,
他还加入了党卫队,并于1940年被擢升为上尉,这一点对他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也起
到了相当的作用。
在完成实习以后,梅内克于1936年初进入艾希贝格医院。
该院当时的院长怀疑贝诺塔特是根据他在党内的资历而被安插进来的。1939年
1月,他在艾希贝格医院担任了院长一职。在贝诺塔特的手下,他在事业上相当得意,
远远地超过了格加斯。
1937年,他与医学实验室的一名助手埃娃·维兰结了婚。
1940年2 月,梅内克在柏林的T4 总部参加了一个医学专家会议。他后来声称,
一定是当时他所在的党卫队向T4 推荐了自己,但他也完全可能是通过贝诺塔特的
举荐进入T4 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同意担任T4 的医学专家。当时他作为一名年
仅36岁的医生便已是一家大型国营医院的院长,这一切与他在纳粹党内的资历是分
不开的;野心勃勃的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不想就此事得
罪他的政治上的老板。另外,他对当时在场的一些医学界的泰斗也颇感印象深刻,
这些人不是大学的教授便是一些医疗机构的院长,他显然很想与这些人搭上关系,
这对于他自己的前程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加入T4 还给他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
在维尔纳·海德的操办下,他获得了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资格。
梅内克在T4 扮演了多种角色。首先,他是一名医学专家,负责评估病人的调
查问卷表和对病人进行筛选,同时他还参加医生小组到各地的医院对病人进行筛选
;而且他还是被派往参加14f13行动的医生之一,穿着党卫队的军服到各个集中营
帮助筛选受害者;另外,他将自己所掌管的医院交给T4 使用,而且无疑得到了贝
诺塔特的首肯。艾希贝格医院后来还成为了一所转运受害者的中转医院和施行“任
意”安乐死屠杀的机构。该医院同时还设有一座儿童屠杀病房;该儿童病房由沃尔
特·施密特负责。施密特是艾希贝格医院的一名助理医生,也是一名党卫队队员。
同时,艾希贝格医院还为设在海德堡大学由卡尔·施耐德负责的研究站提供被杀害
儿童的大脑组织,以进行科学研究。
这些活动给野心勃勃的梅内克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我们已经从他在参加14f
13行动时所写的书信中得知,他当时非常喜欢这些旅行、待遇、食物以及所结交的
人,而对受害者的死活则漠不关心。在这些书信中,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是如何处
理屠杀行动的文书工作的,但将叙述的重点集中在程序而非实际操作上。在信中,
他还对能与元首府的大人物进行接触感到十分得意。梅内克感觉到他在政治关系、
医学和研究工作等方面获得了成功,这对一名年轻的医生来说已是很大的成就了;
而他刚进入艾希贝格医院时,他的上级对他的评价是“相当平庸”。
梅内克参加屠杀行动的动机——如果他还曾想到过这个问题的话——是意识形
态、事业心和贪婪的混合。显然地,他接受并且肯定了纳粹思想的原则,特别是他
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同事所提倡的一些原则。他还想要发展他的事业;他不仅取得了
他的专业资格,而且还参加了卡尔·施耐德所主持的课程,他甚至还设法为他的妻
子申请到一笔费用去参加这一课程。与其他许多纳粹罪犯一样,他对T4 所提供的
一些特权和优厚的待遇感到非常满意。梅内克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希望在德国国
内所进行的巡查旅行中能得到乐趣。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一个医生小组的成员向
有关部门反映说,当地的一些官员对屠杀行动进行了攻击,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仅
仅是因为他们嫌当地官员对他们招待不周,为他们提供的住宿条件不够好。与其他
许多 T4 的年轻医生一样,梅内克希望获得升迁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由于与
贝诺塔特发生摩擦,梅内克于1942年底离开了艾希贝格医院。虽然梅内克还是该院
的名义上的院长,贝诺塔特却利用他在纳粹党内的关系让梅内克应征人伍,并将他
送到了前线。
然而,梅内克并没有就此切断与T4 的联系;他与T4 的官员们继续保持着书
信联系,并继续参加T4 所举行的一些会议。
他竭尽全力地想在另外一家医院谋得一个院长的职位;而且, T4 的官员们,
特别是尼采,也非常乐于将他安插到别处,就像他们帮助别的同伙一样。但是,他
从此再也未能当上一家医院的院长。元首府毕竟也不是万能的,它在纳粹党内和国
家政府内还必须与其他的机构进行竞争。对政府部门工作职位的任命涉及到国家和
地方各个不同的有关部门。由于互相扯皮,这一过程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
在1944年春末,为了争夺维也纳大学儿科教授的一个空缺,许多人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
莱比锡大学的维尔纳·卡特尔是T4 的一名核心人物,也是这场角逐的一个主
要的竞争者之一。为了角逐这一职位,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和教职员工方面、纳粹党
的学生组织以及维也纳市政府方面都出面进行了交涉,最终的决定则是由帝国科学
与教育部做出。迈克斯·德·克里尼斯也是T4 组织的一名核心成员,他同时还担
任科学与教育部的顾问,他显然支持卡特尔。即便如此,这一任命还是由于各方的
插手而拖到了1945年3 月;此后不久,德国的战败使得这件事彻底地泡了汤。
年轻的医生参与屠杀行动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倡导屠杀行动并且参与了政策
的制定工作。这些年轻人,而不是比他们年老的同事,不得不对这些政策加以贯彻
实施,成为了大规模屠杀行动的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老一些的同事以及高级的
T4 官员们只能从宾丁和霍赫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找出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根
据,并且将纳粹最新的一些政策传达给他们的下属。布拉克以及其他官员们也对屠
杀中心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加油打气,常常对他们说些诸如“人类清洁”、“道德素
质”
以及“实施安乐死的内在原因”等陈词滥调。这些话在措辞上完全不符合德国
中产阶级的胃口,而只是针对一些半文盲的人。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显然与纳粹分子在所有的屠杀行动中所使用的语言
一模一样。隐语“消毒”因此常常被用来代替“屠杀”一词。格奥尔格·雷诺在战
后告诉审判人员说:“那时候,我们从来不提屠杀中心,我们只说安乐死机构。”
在医院和儿童屠杀病房,护士们不管男女,都是实施屠杀的医生的得力帮手。
在战后,护士们常常与所协助的医生们一起受到审判。这种协作关系常常是自愿的。
医生们有权选定或者是拒绝某一名护士当自己的帮手,同时也给他们的护士以同样
的选择权利。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德国医院内,就像其他大部分国家一样,护士被
训练成医生的助手,他们必须服从医生的命令,’他们与所协助的医生是一种附属
关系。虽然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他们接受命令进行屠杀的借口,但它的确能够解释有
些护士参与屠杀的动机,有些护士拒绝接受这一命令便证明了这一点。
许多护士,特别是那些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期间作为中转机构或者执行
结构的医院里的护士们,完全是出于思想上的动机参与屠杀,他们对人的生命已经
麻木不仁。但有些护士则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动机。护士安娜·卡茨曾卡曾在维
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对残疾儿童进行屠杀,她的例子证明,有些护士并不
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动机也会参与屠杀行动的。
卡茨曾卡于1905年出生于维也纳,是一名印刷工的女儿。
她的父亲在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中相当活跃。后来她进入了公立学校就读,随
后又在护士学校学习了3 年,192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从毕业那一天到1941年,她
曾在3 所维也纳的医院里工作过,并且一致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护士。她曾在布里
吉塔医院的妇产科、塔罗林根儿童医院的感染科病房以及一家养老院担任过护士。
卡茨曾卡从未参加过纳粹党以及纳粹党的任何附属组织。
她的家庭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有些联系,社会党人于1934年的失败使她感到焦
虑。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也使她感到一阵担心。她于1929年与一名犹太医学
院的学生结了婚,但一年以后他们的婚姻便以离婚而告终,没有留下孩子。在奥地
利被德国吞并以后,她患了轻微的抑郁症;她所在的医院于是便将她送到精神病医
生埃尔文·杰基里奥斯那里接受治疗。杰基里奥斯帮她治好了抑郁症,而她也从此
对杰基里奥斯产生了感情。
1941年,她听说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需要护士,而杰基里奥斯正在那里担任
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于是便辞职去了该院。她以前曾有在儿童医院工作的经历,虽
然她从未护理过残疾儿童。
在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杰基里奥斯告诉了她有关儿童安乐死屠杀行动的一
些事情,并且让她管理各类药品。她同意并接受了这一工作。在战后,她告诉审判
人员说,当时杰基里奥斯曾向她许诺说,只有完全没有治愈希望的残疾儿童才会被
处死。在杰基里奥斯离开该院加入德国国防军以后,她与他仍然保持着联系,甚至
还去看望过他;她继续根据他的继任者恩斯特·依尔林的命令屠杀残疾儿童。在战
后进行的一次精神病学评估发现,卡茨曾卡智力正常,神态清醒,但同时发现她容
易受外界和他人的影响,并一直与杰基里奥斯保持着从属的关系。
屠杀中心的运作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在那里,护士和医生们干的完全是与医学
无关的事情。T4 的官员和监工们需要雇佣一些工作人员来使得屠杀中心运转,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雇佣了一些护士、劳工、房屋管理员和秘书等。T4 常常通
过“紧急服务任务”这一专门方法来雇佣普通工作人员。虽然这一劳动任务是强制
性的,但是它还是赋予被雇佣者以拒绝的权利。
此规定对于T4 的官员而言有时感到非常不便,因为这样一来很难对屠杀行动保
密。T4 要求的是志愿的参加者,没有人会被强迫加入屠杀行动。
普通工作人员通常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招聘的。因为T4 要找的人是能够从事体
力劳动、办公室文书工作以及房屋管理等简单工作的人,这些工作并不需要管理和
技术上的特别技能,所以,这些被T4 选中的人通常还可以从事别的工作,他们之
间的互换性很强。当然,T4 挑选的都是一些他们能够信任的人。选择的标准也比
较简单。他们选择的都是一些被自己人推荐过来的人,或者是认识已经在T4 里面
工作的人,或者是具有纳粹党资历的人。T4 还依靠政府机构推荐候选人,并向各
个纳粹党和政府部门发招聘通知,招聘“可靠的党员”到T4 工作。就这样,泥瓦
匠埃尔文·兰贝特通过劳动前线组织被推荐到了T4 ,而奥古斯特·米特也接到他
所在的当地农会的通知,去申请格拉芬内克的工作;米特后来又去了特雷布林卡和
特里埃斯特屠杀中心。
T4 还特别偏爱那些认识已经在T4 工作的候选人,这样他们便可以让他们内
部的人为新来的人进行担保。弗兰兹·苏寇梅尔和弗兰兹·沃尔夫便是通过这一渠
道进入T4 的,他们后来先后在哈达马尔、索比伯、特雷布林卡和特里埃斯特等屠
杀中心效命。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T4 招聘的消息是通过口头进行传播的。例
如,玛吉特·特鲁勒听说林茨的纳粹党地方组织正在找人到外地的某个机构工作,
于是便报了名,后来她被录取,分配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担任一名文员。
大部分普通工作人员都是在地方上进行招聘的。例如,为了给哈尔特海姆屠杀
中心招聘工作人员,T4 使用了纳粹在上奥地利(当时被称为上多瑙)地区的省党
部头目奥古斯特·埃格鲁伯的办公室。招聘人员的工作被具体地交给地方巡视员史
地芬·萨彻梅尔负责,他同时还负责办理招聘所需履行的文件手续。
应聘者通常在林茨与从柏林赶来的T4 代表——如布拉克、考夫曼或者其他人
——先进行简单的面试,然后再接受地方官员(如鲁道夫·洛劳尔和克里斯蒂安·
维尔特等人)的面试。
实行这一相对松懈的招聘制度主要是因为T4 的头目们认为,纳粹党员是可以
信赖的,特别是在其他党员为他们担保的情况下。然而,有时他们需要招聘一些具
有特殊技能但是却没有受到这种推荐的人。在此情况下,T4 就必须着手对他们的
背景进行调查。电工赫尔伯特·卡里施就是这样先由盖世太保进行面试,然后才由
T4 办理雇佣手续的。
显然,被招聘来从事最敏感的屠杀工作的候选人必须加以仔细挑选。这些敏感
工作包括搬运受害者尸体、拔掉受害者的金牙以及焚烧尸体等等。这些人被统称为
“司炉工”。根据纳粹安乐死计划的隐语,又被称为“消毒工”。这些人中间的某
些人在屠杀中心里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处在秘密屠杀行动的最核
心部分。例如,我们已经知道,在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高级司炉工瓦拉斯塔常常
负责操纵毒气阀门,并且在医生的席位上监控毒气杀人的过程。
T4 常常挑选党卫队成员来担任司炉工的工作。在勃兰登堡屠杀中心,共有7
名党卫队队员担任司炉工,另外还有10名担任警卫任务的党卫队成员有时也兼做司
炉工;在贝恩堡屠杀中心也有7 名党卫队员担任司炉工;在索内斯腾屠杀中心有2
名党卫队队员担任司炉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司炉工都具有党卫队的背景。哈尔
特海姆屠杀中心的一名司炉工便是一个例子,这一例子表明了T4 招聘过程的特点。
奥地利人文征茨·诺黑尔于19m年出生于摩拉维亚,他是一名机械工,但经常
失业。1939年,他每星期仅挣25马克,却要负担他的妻子和4 个孩子的生活,因此
不得不到处寻找机会“挣更多的钱”。我们虽然无法从战后对他的审讯记录中看出
他是否是一名纳粹党员,但我们知道他的兄弟是一名老纳粹党员,而且还是一名冲
锋队的准将,他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从德国返回奥地利。诺黑尔希望他的兄弟可以
帮助他找到一个工资高一些的工作;但是一开始,他的这名兄弟并没有帮他这个忙。
最后,在1939年底或者是1940年初,诺黑尔的兄弟请他到自己在林茨的办公室,并
带他去见了T4 的考夫曼。考夫曼后来将诺黑尔招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工作。在
战后的审判中,诺黑尔描述了当时的招聘过程:“我和我的兄弟,还有其他几个找
工作的人一起,到政府大楼去见一个名叫考夫曼的人。在那里,他们问我目前的工
资。当我说每周挣25马克时,他们都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告诉我以及在场的其他人说,我们将被派往哈尔特海姆工作,而且会
挣到多得多的钱。”
在哈尔特海姆,诺黑尔被分配当了一名司炉工,他在那里一直干到最后。他在
那里也确实得到了T4 所许诺的高得多的工资:每月170 马克,再加上50马克的两
地分居补贴、35马克的司炉工津贴和35马克的保密补贴。而且,“由于(司炉工的)
工作非常紧张,让人的神经颇受刺激,我们每天还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升的烈性
酒。”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像司炉工一样直接地涉及屠杀活动。除了毒气室以及
焚尸炉的活计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需要人来完成。海因里希·巴尔伯是一名奥
地利从事金属加工的工人,他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
在修建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期间,他被派往那里工作。在该屠杀中心开始运作后,
他在焚尸场的旁边当冲压工。他的工作是在金属薄片上冲压上死者的姓名,做成金
属牌系在死者的骨灰瓮上。他每天还将骨灰倒进骨灰瓮中——不管是谁的骨灰——
然后邮寄给受害者的家属。与司炉工一样,他每天都直接与屠杀行动打交道。格奥
尔格·雷诺在战后回忆说,巴尔伯当时常常酗酒。1942年,巴尔伯被派往东部,在
贝尔泽克和索比伯屠杀中心工作。
海因里希·尤恩沃豪来自德国北部,他曾当过金属加工工人,但在一次工伤事
故后,改行当了一名音乐家,后来又当了一名男护士。他是一名纳粹党员和冲锋队
队员,后来被招募进了T4 ,分配到格拉芬内克和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工作。在那里,
他负责将病人押送到屠杀中心、给病人注射镇静剂、将病人带人毒气室以及在病人
被毒死后给毒气室通风以排出毒气等工作,因而他直接地参与了屠杀行动。在希特
勒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他又被派往东部的贝尔泽克屠杀中心,继续从事屠杀活
动。
赫尔曼·梅尔塔曾在维也纳市的伊布斯医院担任过一名男护士。1940年克里斯
蒂安·维尔特到伊布斯医院招募护士,梅尔塔在不知道工作内容的情况下自愿地报
名参加,因为他听说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加入德国国防军了。他后来声称在到达哈尔
特海姆屠杀中心以后,立场发生了动摇,但是他被告知已经太晚。
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开始了工作。他的工作是从各个医院将病人运送到哈尔
特海姆屠杀中心;这一工作通常由具有抚慰和控制病人经验的护士来完成。但是在
屠杀中心并没有绝对的分工,他有时还被叫去搬运受害者尸体,帮忙将骨灰瓮寄给
受害者家属。他承认说,维尔纳曾经给过他两套衣服和几条手帕。
梅尔塔并不是惟一可以得到此种好处的人。另一名男护士卡尔·哈雷尔也负责
将病人运送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他在战后告诉审判人员说:“有好几次我从维
尔特上尉那里得到了精神病人留下的物品,例如一件大衣,一套衣服以及诸如此类
的东西。”
玛利亚·阿平杰于1903年出生于纽伦堡,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在上完中学
后,她一直呆在父母家里,直到25岁,随后她去柏林进入一家护士学校学习。在当
了两年的私人护士后,她被威腾诺尔医院所雇佣,并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后来被
T4 聘用。阿平杰早在1932年便加入了纳粹党;1939年12月,柏林警察部门通知阿
平杰接受一项紧急派遣任务。1940年1 月4 日,她在当时T4 的总部哥伦布大厦与
其他被聘用的护士会合;在那里,这些被聘用的护士们被告知了他们所将从事工作
的性质,没有一人予以拒绝。随后,他们被派往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
阿平杰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一直工作到1940年5 月,后来又被转往索内斯腾
屠杀中心,在那里一直干到1942年夏初。随后在被派到明斯克呆了5 个月以后,她
又被派往一家儿童屠杀病房工作,后来于1943年离开。在格拉芬内克和索内斯腾期
间,阿平杰押送病人乘坐汽车和火车到屠杀中心,然后将他们带进毒气室的接待室。
来自伊布斯医院的一些女护士在战后声称,她们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被派到哈
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根据她们的说法, 1940 年11月,维也纳市的几名警官来到
伊布斯医院招收自愿者到另外一家医院工作。他们只要未婚的护士。在没有人应聘
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一些未婚的护士,然后签发了紧急任务命令,强迫她们参加。
在无法逃脱这一任务的情况下,护士们只得去哈尔特海姆报了到;在那里,她们发
现了该屠杀中心的真实面目。她们受到威胁说,如果她们敢拒绝,便将会被投入集
中营。在她们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们后来还被办理了加入纳粹党的手续。在
哈尔特海姆,她们被安排打扫卫生和做饭。
其中的一名护士在战后告诉审判人员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干得
像在那里那么辛苦过。”但有时候,她们也不得不从事押送病人和给病人脱衣等工
作。
她们的这些说法给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大部分被告
一口咬定说他们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不得不与纳粹合作的。但是在长达几乎50年的
战后审判过程中,没有一例案件可以证明有哪个人因为拒绝参加屠杀行动而被处决、
监禁或者受到除了被派往前线以外的别的什么处罚;而被派往前线是大多数德国士
兵的命运。但是,某种程度的胁迫确实会起一些作用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些
年轻的、易受影响的护士们可能会害怕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会把她们送进集中营。
然而,如果工作人员向外人透露有关屠杀行动的消息,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受到
处罚,甚至被关进集中营。所有的雇员都必须签订一份保密宣誓书。面临监禁的威
胁显然只适用于泄密而不是拒绝参与屠杀行动。护士梅尔塔在战后告诉审判人员说,
他很害怕要求离任,因为如果他的上级怀疑他会泄密,他们便会把他处死。护士们
被警告说,不管什么人只要泄密就会被送到盖世太保那里,并被处以监禁。格拉芬
内克屠杀中心的一名秘书被维克多·布拉克送进了集中营,因为她向外人讲述了屠
杀的有关情况,后来在维尔纳·海德的干预下被释放。不管这些情况真实与否,均
与拒绝参加屠杀毫无关系。
在本人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被办理手续加人纳粹党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纳
粹对于发展其成员是有选择性的。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申请者的背景情况被调查
清楚以后,其申请才会得到批准。当然,我们推想这些护士以很快的速度人党也是
可能的,但是如果她们事先如果没有提出申请,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至少有一名护
士作证说:“在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根本不会有什么人被胁迫加入纳粹党。”
我们也许还会问,拒绝在屠杀中心工作究竟有多么困难。
这一点很难回答,因为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公开予以拒绝。然而确实有供词说,
想离任的工作人员被告知去找T4 的官员阿道夫·考夫曼,他会在两个星期内批准
他们提出的离任申请。来自伊布斯医院的男护士弗兰兹·西特于1940年10月,在对
工作性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自愿地加人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在维尔特告诉他详细
情况并要他发誓保密时,西特果断地予以拒绝。
他要求见洛劳尔并要求离去。洛劳尔竭力对他予以挽留,并向他强调此工作在
经济上所能得到了好处,而且还不用服兵役。
但西特去意已决。他最终被送回到伊布斯医院,并于1941年2 月应征人伍。其
他一些护士则找到了其他离去的渠道。其中一名护士因为怀孕而被解职,另外一名
护士则自愿加入德国国防军,因而也得以离开。
其他一些人的叙述表明,“关进监狱的威胁”也并不是说到做到。埃米尔·雷
森贝格是一名机械工,他被紧急招募到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并在那里担任了一名
房屋管理员。他曾是一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而且还是其半军事化组织的成员。
他于1938年加入了冲锋队和纳粹党。但他仍未摆脱他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背景,
并且发现在哈尔特海姆的工作令人厌恶。他与同事们发生了口角,受到了批评,并
且被降级。后来由于严重违反纪律而被抓了起来:他曾带领一名朋友参观了屠杀中
心的大楼。由于害怕会被关进监狱,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开枪自杀,但没有成功。在
等救护车赶来的时候,他被警告说这次枪击事件是一次意外。4 个星期后他从林茨
医院出院,此后便一直休病假。在康复并返回屠杀中心以后,布兰肯贝格和洛劳尔
告诉他说,他应该被送进集中营关上半年。但这一点后来并没有真正实施。相反,
他被解除了工作,随后不久又应征人伍。
玛西亚斯·布希贝格是哈尔特海姆屠杀中心的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他在战后告
诉审判人员说,他竭力反对他的上级对无辜的受害者所做的一切。并说:“我虽然
是一名纳粹党员,但我坚决地反对这一做法。”洛劳尔要求他去当一名司炉工,但
被他拒绝,并解释说:“由于我讨厌见到尸体,所以不适合这一工作。”
他后来被安排去打扫庭院和马厩。
但是,许多工作人员志愿去做安排给他们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哈达马尔的一
名秘书的工作便是在她的办公桌上处理受害者的牙齿。这些人日复一日地在工厂里
从事着同样的工作,而他们的产品只有一样:处理被谋杀的受害者的尸体。放荡的
气氛很快地便在屠杀中心蔓延开来,他们持一种“怎么着都可以”的态度。他们常
常使用的刺激物是酒精。监工们免费为工作人员发放烈性酒。一名在哈尔特海姆屠
杀中心担任摄影师的工作人员发现,烧焦了的人肉味使得他吃不下任何东西。维尔
特给他发了烈性酒,此后这名摄影师便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关于这些工作人员纵酒
狂欢、随意性交、争吵、以强凌弱以及盗窃受害者财物的叙述非常之多。T4 对他
们这些行为的容忍最终导致了格哈德·伯恩的辞职。但是屠杀中心的官员们清楚,
他们不可能对这些秘密从事屠杀行动的工作人员予以太多的限制。
毕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屠杀,这些官员的工作在于确保工作人员能够完成屠
杀任务,只有这样屠杀行动才得以继续进行。
在希特勒颁布停止屠杀的命令以后,大约有100 名屠杀中心的监工和其他工作
人员被派往赖因哈德行动的集中营里继续从事屠杀行动——这些集中营包括贝尔泽
克、索比伯和特雷布林卡。其中有些人曾是司炉工,有些人则从事过押送病人、给
病人脱衣服和将病人带进毒气室等工作。但是有些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直接与病人打
交道或者在毒气室周围进行的工作。但是,他们所有人都被密切地牵涉到屠杀的过
程中。因为那些后来被派往东部的一些人在战后受到审判,我们对他们了解的情况
比较多。我们已经描述过那些在东部工作的监工和专家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被
派遣到赖因哈德行动的屠杀中心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的情况。
让我们拿被派往东部的18名工作人员做一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与留在后
方的T4 同事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背景、与纳粹的联系以及在T4 的工作内
容等与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弗兰兹·霍度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霍度于1905年
出生于奥地利,他于1937年以前在林茨加入纳粹党,并于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又加入
了党卫队。他通过他在纳粹党内的联系在上奥地利一家汽车公司找到了一个司机的
工作。1940年,他与其他人一起被纳粹地方组织雇佣,并被派往哈尔特海姆屠杀中
心工作。
在屠杀中心,他开车将病人拉到哈尔特海姆城堡,并且有可能还负责监督病人
的登记和脱衣过程。在1942年被调往卢布林以后,他在那里可能为当地的党卫队和
警察头子格罗伯克尼克当司机。在特里埃斯特,他为弗兰兹·斯坦格开车。
从威里·门茨的背景材料中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名被特雷布林卡的囚犯称为
“野兽和虐待狂”以及被他的德国同事称为“最可怕的刽子手之一”的人。门茨于
1904年出生于波森省的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该省于1919年被并人波兰,后来又
于 1939 年被德国吞并,并被改名为瓦尔滕兰。在接受了8 年的中小学教育后,他
在父亲当工头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杂工,后来又当了一名矿工,再后来又当了一名
挤奶工。他于1932年秋天加入纳粹党,但是没有参加其任何的附属组织。他还曾想
当一名警察,但是最终没有被录取。1940年,位于明斯特的农工职业介绍中心向他
推荐了一个去格拉芬内克城堡干挤奶的工作,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在格拉芬内克和
哈达马尔屠杀中心饲养奶牛和猪。显然,他清楚有关屠杀的事情,并且亲眼观看过
屠杀的过程,但是他工作的性质并不要求他直接参与屠杀行动。1942年7 月,他去
了东部,继续在特雷布林卡、索比伯和特里埃斯特屠杀中心工作。在特雷布林卡,
犯人们将他称做“弗兰肯斯滕”。他一开始在“上集中营”负责焚烧受害者的尸体,
后来又在所谓的“医务室”枪杀妇女和她们的孩子。
罗伯特·居尔斯于1911年出生于法兰克福。他的背景也一样使人想象不到他在
T4 和赖因哈德行动中所犯下的恶行。他的父亲从事室内装修工作,在居尔斯4 岁
时便去世,因此他是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在公立学校念完了8 年的书以后,他
当上了一名箍桶匠学徒,但一次事故迫使他放弃了这一行当。此后他便以干一些粗
活为生。在30年代,他当过法兰克福歌剧院的领位员、门卫和发行冬季救灾奖券的
文员等,后来又去了黑森职业介绍所工作。他于1941年6 月被哈达马尔所雇佣,后
来于 1942 年夏天被派往贝尔泽克、索比伯和特里埃斯特效命。他于 1930 年加入
纳粹党,1929年至1935年期间为冲锋队队员。
我们所举的例子中还有两名工作人员是厨师,这两个人都是党卫队成员。古斯
塔夫·孟兹贝格出生于1903年。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孟兹贝格在通过他的木匠资
格考试后便在他父亲开的木器店工作。1931年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木器店。20年代初
期,他在捷克军队中服役了两年;1938年秋天,他再次加入捷克军队。他还是苏台
德德国体操协会的一名成员,这一身份只是表明了他对德意志种族的敬意,却并不
能表明他在政治上的立场。
他后来于1938年加入了党卫队,在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吞并后,他又于1940年加
入了纳粹党。1940年,他被派往索内斯腾,在那里当了一名助理厨师,一直干到1942
年。随后他离开了索内斯腾去了特劳尼基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又去了特雷布林卡
和特里埃斯特工作。在特雷布林卡,孟兹贝格负责毒气室的工作。
他常常是在醉醺醺时,站在毒气室的门口,用皮鞭将受害者赶进毒气室。
另一名厨师便是臭名昭著的库尔特·弗兰兹——特雷布林卡的最后一任指挥官。
他认为他的狗比犹太囚犯“更像人”,他常常命令他所豢养的一只名叫“巴里”的
圣伯纳狗去咬犯人,并对狗说:“人,去咬这些狗!”弗兰兹于1914年出生于杜塞
尔多夫,他于1920年至1928年在公立学校上学,毕业后当了一名信差。1929年,他
开始当一名厨师学徒,一开始是在杜塞尔多夫的赫施奎尔餐厅,后来又去了威特尔
斯巴切—霍夫饭店。他的父亲是一名推销员,很早便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
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又与一名持有强烈的右翼民族主义观点的男人结了婚。弗兰
兹加入了许多不同的右翼民族组织,并且加入了自愿劳工兵团。在一家屠宰场当了
一年的学徒后,他与1935年至1937年服完了兵役,退役后于1937年10月加入了党卫
队。
他被派往位于魏玛图林根的第三骷髅团接受训练,随后便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担任厨师和警卫,并晋升为下士。弗兰兹于 1939 年底加入T4 ,并且在格拉芬内
克、勃兰登堡、哈尔特海姆和索内斯腾屠杀中心担任厨师。1941年底,他被派往T
4总部担任厨师。1942 年4 月20日被提升为中士。弗兰兹随后于1942年春天去了卢
布林,一开始在贝尔泽克工作,后来又去了特雷布林卡,在那里他于1943年6 月再
次被提升为少尉。随后他便去了特里埃斯特效命。
T4 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些人是摄影师,这是因为受害者在被杀害以前都必须先
进行拍照。这几个摄影师是弗兰兹·兰姆、弗兰兹·沃尔夫和弗兰兹·苏寇梅尔。
我们不清楚他们因为何种原因被派往东部。从他们以前的背景以及在T4 的工作情
况来看,都无法确认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也没有突出的纳粹党的资历,
又不是党卫队的成员,而且也没有直接在T4 参与屠杀行动。他们是通过朋友的介
绍加入T4 的。这一关系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被派往东部。
弗兰兹·兰姆于1890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木匠家庭。在中学毕业后,他于1909
年通过了餐厅服务员的学徒考试。他先后在法国、英国和柏林等地的餐厅里当过待
应生,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当过侍应生、火车行李员,还开过酒吧和洗衣
店。
他后来在一个熟人的推荐下进入T4 ,被派到柏林的一家胶卷冲洗室工作。1942
年他被派往特雷布林卡,后来又去了索比伯和特里埃斯特屠杀中心。兰姆早在1933
年3 月便加入了纳粹党,当时纳粹已经上台两个月,很多德国人都纷纷加入纳粹党。
弗兰兹·沃尔夫于1907年出生于克鲁默,他也是一名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他
的父亲是一名摄影师,拥有自己的照相馆。
在完成8 年的基础教育后,沃尔夫参加了学习,希望成为一名护林员,但是由
于没有找到工作,他不得不回到他父亲的照相馆。他于20年代末期加入了捷克军队,
1938年秋天再次加入。
1939年8 月,他应征加入了德国国防军,在对波兰和法国的战役中作战。1940
年秋天,他通过弗兰兹·瓦格纳的推荐加入了 T4 ;瓦格纳曾在他父亲的照相馆
里学习过摄影技术。他在哈达马尔屠杀中心、T4 总部和由卡尔·施耐德负责的海
德堡大学医院担任了一名摄影师。他的兄弟约瑟夫也在T4 工作,他们兄弟两人后
来一起被派往索比伯和特里埃斯特屠杀中心。他的兄弟在索比伯的一次犹太人起义
中毙命。沃尔夫还是苏台德德意志党的一名成员。他后来可能又加入了纳粹党,虽
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一点。
在克劳德·兰兹曼1985年拍摄的记录片《苏拉》中,弗兰兹·苏寇梅尔给人留
下了较深的印象。苏寇梅尔也是一名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出生于1907年。他的父
亲是一名裁缝店主,苏寇梅尔长大后于是便成为了一名裁缝,在他父亲的店里工作,
1936年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裁缝店。他在幼年代末期曾在捷克军队中服役,1938年底
再次加入捷克军队。他同时还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具有亲德国政治的倾向,
并加入了苏台德德意志党。
在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兼并以后,他加入了纳粹的摩托化军团,但是没有参加纳
粹党。1940年,他进入德国国防军服役,在对法战役后退役,回家继续经营他的裁
缝店。1941年初,他被T4 所雇佣,可能是通过来自他的家乡的、在T4 里工作的
熟人的推荐。他与他的同乡们一样,被分配从事摄影师的工作。他负责冲洗病人在
被杀害以前所照的照片。一开始他在T4 的总部工作,后来又被派往哈达马尔。1942
年8 月,他被调往特雷布林卡,后来又去了索比伯,再以后又去了特里埃斯特。
我们所举的例子中有4 人是司炉工。他们负责将受害者的尸体从毒气室里搬运
出来,拔掉受害者所镶的金牙,焚烧受害者尸体以及从事一些毒气室和焚尸场周围
的工作。虽然司炉工是派往东部的屠杀中心工作的最佳人选,但并不是所有的司炉
工后来都被派往卢布林。另外,我们前面提到的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巴伯曾在哈尔
特海姆屠杀中心的焚尸场当过冲压工。他后来被选中派到东部的贝尔泽克和索比伯
屠杀中心。
卡尔·弗伦泽尔是我们所举出例子中的第一个司炉工。他于 1911 年出生于勃
兰登堡省,1918年至1926年在奥拉尼恩堡的公立学校上学,1930年通过了木匠学徒
的考试。此后他先是失业,后来找到了一份屠宰工的工作。他的父亲在铁路部门工
作,同时是社会民主党在地方上的一个小头目,他的兄弟则是一名纳粹分子。弗伦
泽尔本人则是社会主义木工联盟的一名成员;他于1930年8 月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
队;他的父亲于1934年加入纳粹党。他在1933年夏天加入了冲锋队下属的警察组织,
并当上了一名警官,然后通过他在党内的关系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开始他先是当了
一名木工;后来又担任了一名房屋管理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应征加入了
第三帝国的劳动服务部门,但是不久以后便离开,因为他有几个孩子需要供养。由
于他的兄弟们都参军了,他感觉自己落了后,于是便通过他所在的冲锋队组织提出
申请,要求加入德国国防军。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他被分配进入T4 工作。
此后不久他便接到要求他加入德国国防军的通知,但是T4 则对他进行挽留,使他
免于参军。
他于1939年底赶赴哥伦布大厦向T4 报到。他与其他新招来的人一起,先是接
受T4 的检查,以审核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后来又被安排观看反映残疾人退化
情况的电影。他后来被派到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担任了一名洗衣工和一名警卫,然
后又被派到贝恩堡屠杀中心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再后来又被调到哈达马尔屠杀中心
担任了一名司炉工。1942年4 月,他被调到了索比伯,不久又去了特里埃斯特。
维尔纳·杜伯依斯是我们要讲述的第二个司炉工。他于1913年出生于鲁尔区的
鲁珀塔尔,他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受重伤后回到家
乡。杜伯依斯是由他的祖母抚养成人的。在完成了8 年的基础教育以后,他当上了
一名橱柜装修工,并干过一段时间的制刷工学徒,但是没有出徒。
他后来又攻读了农业方面的课程,并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农村里当农民,一直到
1933年。杜伯依斯于1933年7 月加入冲锋队和劳工组织,后来又回到农村继续从事
农活。此后他又加入了纳粹摩托化部队,参加了驾驶培训,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
名司机。他还曾申请担任党卫队的希特勒警备团的司机一职,但是没有成功。1937
年1 月,他加入了党卫队勃兰登堡骷髅队,并同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在奥拉
尼恩堡接受培训后,他被派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支党卫队的摩托化部队担任一
名司机。1939年秋天,杜伯依斯被T4 雇佣,同时被雇佣的还有他的朋友洛伦兹·
哈肯霍尔特。他后来在贝尔泽克屠杀中心的毒气室里负责操纵柴油机引擎,杜伯依
斯则负责开着大客车将病人运往格拉芬内克、勃兰登堡、哈达马尔和贝恩堡屠杀中
心。他还负责运送受害者的尸体和骨灰瓮,并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司炉工。
1942年初,他以T4 司机的身份被派到俄国的国家运输和建筑机构——托德特
组织,随后又被调往贝尔泽克和索比伯屠杀中心,并在一次犹太人起义中受了重伤。
1944年2 月,他被调到特里埃斯特屠杀中心。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司炉工名叫奥古斯特·米埃特。他于1908年出生于威斯特伐
里亚,长大后在家庭农场里干活。1940年,他加入了纳粹党。明斯特地方农会推荐
他去格拉芬内克工作,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在屠杀中心附属的农庄里干活。后来他
去了哈达马尔当了一名司炉工。1942年他去了特雷布林卡,后来又去了特里埃斯特。
从他的背景中人们根本就想象不到,在特雷布林卡,他在所谓的医务室里枪杀新到
的囚犯,因而犹太囚犯把他称作“死亡天使”。
我们所举的例子中还有6 名是男护士,但是他们在T4 的工作却与医疗毫无关
系。恩斯特·泽尔克出生于19(Y3 年,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在他12岁的时
候便去世了。在完成了8 年的基础教育后,他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当过伐木工人,但
于1930年失业。同年他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并在纽鲁平医院接受训练,成为了
一名男护士,后来他又获得了公务员身份。1939年底,他被T4 雇佣;一开始被分
到格拉芬内克,后来又转往哈达马尔,负责将病人押送到屠杀中心。1941年底他还
曾在艾希贝格医院工作过。1942年1 月至3 月间,他参加了托德特组织,并去了俄
国,然后又返回艾希贝格医院;同年夏天他被派往贝尔泽克和索比伯,后来又去了
特里埃斯特。
海因里希·阿瑟·玛希斯于1902年出生于莱比锡,他的父亲是一名高级护士。
在完成8 年基础教育以后,他当上了一名裁缝,后来又改行当了一名护士。他在索
内斯腾医院接受了培训,并且在那里通过了考试,随后便去了恩斯多夫和布劳恩斯
多夫医院工作。他于1934年加入冲锋队,1937年申请加入纳粹党,但不清楚他是否
被批准入党。玛希斯曾在二战早期赴前线作战,后来被T4 聘用。他在T4 的图片
冲洗室里工作,并加入了T4 控制的托德特组织赴俄国工作。此后,他被派往特雷
布林卡,负责指挥“上集中营”的工作,其中包括用毒气屠杀受害者和焚烧受害者
的尸体。他后来又去了索比伯和特里埃斯特。
奥托·斯塔第于1897年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名股票交易员。在完成8 年
基础教育以后,他当上了一名信差。此后,他在伯恩斯坦医生设在柏林的治疗皮肤
病和性病的诊所里工作,后来又在一家犹太人开设的诊所里接受培训,当了一名护
士。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当过医疗护理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布里斯洛定居。在失业几年以后,他在柏林的沃尔海德国营医院当上了护士,并
且一直在那里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于1933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39
年,他应征当了一名前线医务护理人员,参加了对波兰和法国的战役。随后他又被
T4 雇佣,被派到伯恩斯堡屠杀中心当一名客车司机,负责将病人送到屠杀中心。
1942年他被调往特雷布林卡,在那里担任弗兰兹·斯坦格的勤务兵,后来又去了特
里埃斯特。
奥托·霍恩于1903年出生于莱比锡,他的母亲埃玛·伊达·霍恩是一名工人,
他是由他的外祖父和祖母抚养大的。在完成8 年的基础教育以后,他先是进一家工
厂当工人,后来又去了农村从事农业劳动。1926年他开始接受护士培训,并且在索
内斯腾通过了考试。随后便在莱比锡—多森医院和安斯多夫医院当护士。他于1937
年加入了纳粹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军方招募,当了一名前线医务护理
员,参加了对波兰和法国的战役。1940年底他被派往沃尔特兰。他参加了纳粹对俄
战役,很可能目睹了发生在恩萨茨格鲁平的屠杀;随后他退役并且回到了他原来所
在的安斯多夫医院。后来,他被T4 所雇佣,被派往索内斯腾屠杀中心工作,但时
间很可能是在希特勒下达停止屠杀的命令之后。随之他又去了T4 的总部工作,负
责影印病历资料并对它们进行归档保管。不久,他又再次被德国国防军招募,但T
4将他留下,让他继续负责文件管理工作。此后,他又加入了T4的托德特组织,去
了俄国。回国后他被派往特罗尼基接受培训,再后来又去了特雷布林卡和特里埃斯
特。
威利·格罗斯曼于1901年出生于萨克森尼,是一名泥瓦匠的儿子。在完成基础
教育后,他去了一家工厂当工人。20年代末期,他去皮尔纳和兹维科的医院里接受
培训,当了护士。1939年他被招募进了德累斯顿警察部门,然后被派往索内斯腾,
在那里可能当门卫。随后他加入了托德特组织去了俄国。回国后被派往特雷布林卡,
然后又去了特里埃斯特。
我们已经提到过海因里希·恩维尔赫,他是我们所举出了18个例子中最后的一
个。他于1911年出生于哈尔兹山区的格斯纳地区。在土匹茨和纽鲁平的国营医院里
担任护士以前,他还曾在科尼格斯鲁特和纽鲁平市的管弦乐队当过乐手,并在冲锋
队和钢盔老兵组织中演奏过。他加入T4 后,在格拉芬内克和哈达马尔屠杀中心工
作,并加入了托德特组织去了俄国。回国后被派往贝尔泽克和特里埃斯特效命。
我们想知道这些人在到达卢布林以前对他们即将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是否已经有
所了解。在二战后,他们几乎全部都否认自己事先已经知道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他
们声称自己是在到达卢布林以后才发现事情真相的。甚至连T4 的高级人员也矢口
否认自己了解事情的真相。布朗特和尼采都声称自己对屠杀行动一无所知。布拉克
则声称他在1942年4 月希姆莱告诉他屠杀行动的一些情况以前对屠杀行动一无所知,
并且一口咬定布勒也是在同年5 月以后才知道屠杀的有关情况的。
他们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人事先已
经被通报了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内容。有证据表明,这是纳粹的一个例行工作程序。
弗兰兹·斯坦格在战后告诉记者吉塔·塞纳里说,他当时负责带领大约20名T4 工
作人员去卢布林;当塞纳里问斯坦格他是否事先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时,斯坦格回
答说:“后来我发现我们中间有3 —4 人已经事先知道了此行的目的;但当时他们
什么都没有说——他们没有泄露秘密。”阿尔弗雷德·伊特勒是T4 的一名簿记员,
他也是斯坦格小组中的一名成员,他后来与斯坦格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伊特勒后来作证说,他当时确实事先已经知道了他们此次卢布林之行的真实目
的,因为T4 的一名官员,不是罗伯特·罗伦特就是弗里茨·施米埃德尔,曾经事
先告诉他说他将被派往设在波兰的一个集中营担任业务官员,在那里,犹太人将会
有系统地被处决。因此斯坦格和其他人不清楚此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工作,为什么他们在到达这些集中营
并且目睹了发生在那里的暴行以后仍然留了下来。在战后,他们大多数人声称,他
们当时是受命行事,无法加以拒绝;这种说法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医生库尔特·
伯尔姆后来作证说,当时布兰肯贝格曾要他去卢布林工作,但是由于他知道这种工
作的性质,便予以拒绝,而且并没有因此承担什么不利后果。
有些T4 的工作人员曾经试图想要办理调动工作。然而,他们的这些企图与道
德准则毫无关系。阿尔弗雷德·伊特勒显然对于去特雷布林卡担任业务官员没有什
么踌躇,但是他后来被斯坦格重新分配去负责埋葬受害者尸体的工作,这也许是因
为他曾拒绝帮助斯坦格盗用公款为自己所用的缘故。伊特勒向T4 抱怨他的工作,
并且请求T4 重新给他安排工作。汉斯- 海因茨·舒特积极支持安乐死屠杀行动,
他在给他的兄弟的一封信中暗示说,他正在参与一项重大的任务。但是在作为一名
业务官员被调往东部集中营以后,他并不太喜欢那里的气氛。他尽量缩短在索比伯
的停留时间,呆在附近的策尔姆为集中营采购物品。
他后来向T4 抱怨,希望能够换一个工作,最后他被调回党卫队武装部队,上
了前线。
参与T4 屠杀行动的人在战后都声称,他们害怕如果拒绝参与便有可能会被处
死,这一借口是毫无根据的。埃里希·拉赫曼是—名由特罗尼基派往索比伯的一名
辅助警察——他是以前与 T4 没有什么联系的少数人之一——他于1942年至1943
年的冬天与他的波兰女朋友一起逃走,几个月后在华沙被抓获。他被党卫队和警察
法庭判处了6 年监禁;他于1945年4 月被释放,以便参加纳粹最后一次的顽抗。在
战斗中他被苏联军队俘虏,得以幸存。这一例子表明,即便是当逃兵当时也不一定
会被判处死刑。
最后,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被选中。除了一些主管和专家以外,由T
4派往卢布林的大部分人都是安乐死屠杀行动计划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会被选中也
许是因为他们的上级认为他们能够胜任在东部的屠杀任务,因为他们在T4 曾经认
真负责地完成了他们的本职工作;或者是因为T4 的某位头目看中了他们。虽然他
们大多数人都有可靠的纳粹背景,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其中很多人都是党卫
队或者冲锋队成员,有些人甚至还有在集中营工作过的背景,但也有很多人没有这
些背景。许多人曾当过司炉工或者是曾经押送过病人,因而具有这方面的经验;但
是其他许多人只不过是屠杀中心附属饲养场的饲养员,或者是厨师,或者从事冲洗
照片的工作。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弄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会被选中。我们还想知道为什
么他们中间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当过党卫队队员和司炉工的人,会在东部从事如
此野蛮残忍的工作。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任何人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在德国国
内,他们必须努力地从事炊事、洗衣和建筑等工作,更不用说是去焚烧尸体了。在
东部,他们所有的人立刻都成了主管,而且,他们握有决定别人生死的大权。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无法找出原因来解释这些看似正常的男人和女人为什么
会犯下如此惊人的罪行。思想上的动机和个人私利方面的考虑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
释他们的这一行为。
这些刽子手是那个特定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想在实验室里重复他们行为的尝试
注定要失败;即便有实验表明,比如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所进行的一项实验就表明,
任何地方普通的人都有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但是经过布置的实验环境与真实的屠
杀中心以及屠杀地点有着根本的不同。T4 的刽子手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受害者,
他们能亲眼目睹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和屠杀时的血淋淋场面。在米尔格拉姆所进行的
一项社会科学实验中,实验的主体缺乏对给别人所造成痛苦的想象力;而纳粹刽子
手们,即便他们完全地缺乏想象力,也不可避免地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们
看得见他们的行动是如何影响着活生生的人,同时他们也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
的后果。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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