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屠杀残疾犹太人
在纽伦堡法庭上,维克多·布拉克在宣誓后声称,安乐死屠杀中心并没有屠杀
残疾犹太人,他在说谎。卡尔·布朗特在纽伦堡也撒了谎;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对
残疾犹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参加屠杀残疾犹太人的医生,如赫尔曼·普法穆勒,
在被问到有关残疾犹太人的情况时,也撒了谎。他们所有的这些谎言都是企图掩盖
事实的真相。而这些说谎者都如其所愿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在纽伦堡及其以
后的审判中骗过了检察人员、法官和历史学家。甚至直到今天,他们的这些谎言仍
然在蒙蔽着我们,妨碍我们了解这些残疾犹太人的真实命运。而对残疾犹太人的屠
杀行动早在屠杀犹太人的一年前在被占领的苏联便已经开始了,它在纳粹的安乐死
屠杀行动和最终的解决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在1933年以后,在德国境内被收容的残疾犹太人的境遇便不断地恶化。这些犹
太病人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收容在一些德国和奥地利的非犹太人医院内。当然,许多
犹太病人之所以呆在那里,是因为他们在1933年以前便已经在这些医院里了。另外
一些犹太病人住在这些医院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这些医院的附近,或者因为这些医
院提供额外的服务。不管哪一种情况,只有极少数的犹太人医院可收容犹太病人,
而且只有一所精神病医院是专门为犹太人而设立的。这所名为杰科比医院位于塞恩,
它于1869年由梅尔·杰科比创办,并且随后一直由杰科比家族经营,一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底,该医院被帝国在德犹太人协会收购。在柏林的犹太人医
院的精神病房和巴伐利亚的洛尔医院的犹太人病房也有一些床位可供犹太病人使用。
在德国各地,一些犹太人团体也经营着一些养老院和护理所,这些机构也同时
接纳残疾病人。
到了1939年,德国政府排斥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排斥行动
有效地孤立了犹太人,并且剥夺了他们的财富。这些犹太人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中被排斥出来,不得从事他们以前的职业。纳粹当局在犹太人的特别身份证上盖上
了一个大大的字母J,并且强迫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再加上一个名字:男人加上
“以色列”,女人则加上“萨拉”。到了1941年9 月,所有的犹太人又都被迫在身
上带上黄色的六角星。为了躲避这些迫害,大量的犹太人迁徙到了国外,使得留在
德国国内的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大为减弱,而且留下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
人。纳粹当局继续施加压力,强迫犹太人团体担负起犹太人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等
所有责任。而且,德国警察部门还对这一工作进行监督。即便如此,对犹太人的处
理也并非为所欲为。除了实施排斥性的限制措施以外,原有的关于社会和经济关系
的法律构架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政府部门还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混血犹太人以及
与德意志人通婚的犹太人。
1938年11月19日,帝国内政部长、劳工部长和财政部长联合发布命令,禁止犹
太人接受任何社会福利。该命令从1939年起生效,此后,犹太人只能从犹太福利组
织那里得到资助。但是,当这些私人福利组织无力负担全部费用时,公共福利部门
仍然将负担犹太人的“吃、穿、住、医疗护理、对年老体弱者的护理、对孕妇的护
理和接生服务,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提供葬丧服务”。然而,这种将犹太人排斥
到公共福利制度以外的做法并不包括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重伤的退伍老兵。
1939年7 月4 日,《帝国公民法》的第十号令将地位相对独立的“在德犹太人代表
会”转变为在德犹太人协会,并强迫该组织负担犹太人的教育和福利费用。至于那
些与德国人结婚的犹太人的福利问题则一直悬而未决,这一点颇令纳粹当局头疼。
德国的地方福利部门千方百计地将犹太人排除到社会福利网之外,并且将这一
财政负担甩给由在德犹太人协会负责提供资金的犹太人福利机构。这种要求私人负
担起公共社会保障的决定同时也还适用于残疾犹太人,但是那些已经由法院或者警
察部门判决的残疾病人除外。在1939年以前,许多犹太人的住院费用都还是由政府
负担,甚至那些住在犹太人医院里的病人也不例外。例如,两个德国公共福利机构
曾共同负担了犹太病人迈克斯·雷德曼的住院费用。在1938年的法令下达后,这两
个机构竭力想停止继续负担这一费用。
雷德曼于1902年出生于德累斯顿。他于1920年被居住在兹维科的父亲送进一所
医院,1923年被转到位于柏林地区的一所收容痴呆病人的犹太人护理所。1930年后,
他的父亲已经无力继续负担他的护理费用,柏林的福利机构于是开始负责他的护理,
但是却将费用交由兹维科的福利部门承担。1939年,兹维科福利部门停止负担他的
护理费用,因为根据1938年11月的法令,雷德曼的福利费用应该由地方犹太人福利
机构承担。但是.柏林的福利机构仍然继续负担他的费用,因为犹太福利机构没有
资金。1939年5 月1 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柏林市与柏林的犹太人团体达成了一项
协议,从此以后,犹太人福利机构将负担所有住院犹太病人的费用,而柏林市的福
利机构则将继续负担其他犹太人的福利。柏林当局让兹维科福利机构负担雷德曼 1939
年前4 个月的护理费用,但是被兹维科福利部门拒绝。他们辩称:“1939年5 月1
日以后能做到的事情在此以前也是可能做到的。”为了澄清他们的立场,兹维科的
福利部门的负责人申辩说:“柏林市长相信柏林的犹太人团体已经没有资金了。但
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政府不断地宣称犹太人所拥有的财富平均是—般德国人的4
倍。因此,犹太人团体应该能够,没有任何困难地,筹集到负担他们的同胞福利所
需的资金。,’他的这番话显然说服了德国城市协会,该协会作为仲裁人,最后站
在了兹维科的一边。
对于在公共护理机构的残疾犹太病人而言,关于福利方面的决定对他们构成了
新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亲属已经逃离德国的犹太残疾病人而言,尤其如此。许
多犹太家庭逃到了国外,但是他们却无法带走他们住在医院里的亲属。移居国外的
犹太人向德国福利机构一次性地交纳了他们留在德国国内的住院亲属的护理费用。
由于犹太人常常手上没有足够的现金,他们想出了很多方法来负担他们的住院的亲
属。例如,普鲁士汉诺威省的一名住在一所国营医院里的犹太女病人的亲属便是以
如下的方式来负担她的护理费用的。他们将自己的房子以21 200马克的价钱卖给了
一个德国人;作为条件之一,房屋的买主将其中的5000马克付给国营医院。但是由
于他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国营医院向他提供抵押贷款,让他分期偿还,利率为4 .
5%。
在另一个例子中,一名合唱团的高级领唱员想负担他的女儿的住院费用,他自
己则准备与他的几个已经移居国外的孩子相聚。他的女儿是斯瓦比安的乌斯贝格医
院的一名病人。但是她的医疗费用却由汉诺威的福利机构承担,因为她在进入乌斯
贝格医院以前居住在汉诺威。这名父亲同意将自己的10000 马克的人寿保险单交给
该院,并且得到了替他负担保险费的犹太人组织的同意。该组织将他的保险费一直
交到了1939年底。此后,汉诺威福利机构将继续负担他的保险费,直到保险单到期。
这名父亲同意在他自己移民后,他将每年通知汉诺威福利机构一次他还活着。他还
答应说,如果他在历岁以前去世的话,他将事先安排通知汉诺威方面。
但是,那些没有亲属的犹太残疾病人的住院费用仍然由政府承担,除非私人犹
太福利组织可以为他们负担这笔费用。普鲁士萨克森省乌希斯普林国营医院的病人
汉斯·弗雷曼便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病人。他的母亲于1932年去世,他的父亲也已经
移居到国外。由于弗雷曼所在的德里希县没有犹太人福利组织,所以弗雷曼的医疗
费用由德里希县的福利部门承担。但是该县并不甘心负担这笔费用,于是便想搞清
楚究竟应该由谁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德国南部巴登州的住院残疾犹太病人的情况
也是一样。由于1940年10月整个巴登州的犹太人全部被驱赶到了法国,所以没有犹
太福利组织来承担住在医院里的犹太病人的费用。
德国政府让公共福利机构继续负担犹太人的费用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而是迫于当时的法律的规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它们便将这些犹太人甩给犹太
人福利组织。下面这个例子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西奥多·“以色列”·维色曼
在他的两个儿子(两人都是犹太混血儿)应征加入德国国防军以后,便开始每月从
社会福利部门领取62.9 马克的津贴。1940年,他的这两个儿子在对法战役中双双
阵亡。按照有关规定,维色曼理应享受更多的津贴。但是,帝国内政部裁定认为,
津贴中增加的部分应该由犹太人协会支付。德国政府就是这样逃避作为政府的责任,
强迫犹太人福利组织负担在战争中为了第三帝国和元首希特勒而阵亡的士兵家属的
有关福利,使得这些机构变得不堪重负,越来越穷。
与其他德国人结婚的犹太人则可以免于遭受这种排斥性的规定。但是配偶中德
国人一方已经死亡或者两人已经离婚除外。
维色曼显然已经没有配偶,因此,根据规定,他无法免于遭受这种规定的排斥。
但是,希特勒后来颁布一项命令说,如果与德国人结婚的犹太人的惟一的儿子在战
争中阵亡的话,那么他们便可以不受这一规定的影响。
在30年代,限制福利并不是排斥住院的残疾犹太人的惟一手段。一些私立医院
也开始歧视他们。在德国,大部分私立医院都与教会有关。它们不是属于天主教慈
善协会,便是隶属于新教国内布道团。这些私营的基督教医院往往收容犹太病人;
另外,根据《纽伦堡种族法》的规定,这些医院中的一些基督教病人被认定为犹太
人。在30年代末期,许多这类私营医院开始排斥犹太病人。
1937年3 月,德国最高财政暨行政法院对非赢利性机构的免税问题颁布了一项
法令。该法令规定,那些旨在帮助犹太人的机构不得享受免税的待遇。虽然这一法
令是在裁定与一家犹太人非赢利性机构相关的案件时做出的,但一些私营的基督教
医院声称,它们如果继续接受和保留犹太病人,那么它们便会失去非赢利性的身份。
就这样,西里西亚和符腾堡的私营医院开始拒绝接受犹太病人,并且要求州政府有
关机构将那些以前人院的犹太病人驱逐出医院。
位于汉堡的阿尔斯特多夫医院是一家新教国内布道团经营的医院,该医院实行
的政策说明了私营的基督教非赢利性组织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排斥犹太病人的。1937
年8 月11日,该医院拒绝接收两岁的弱智儿童艾玲·托比亚斯,因为她是犹太人。
汉堡市的公共卫生部门和福利部门要求该医院解释它实行的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些
政府部门想知道该医院今后是否会拒绝所有的犹太病人人院。
阿尔斯特多夫医院于8 月21日做出了答复。该医院院长帕斯特·弗里德里希·
伦施回复说,1937年3 月颁布的关于免税的法令迫使该医院拒收这名犹太儿童,否
则该医院将失去免税的资格,该医院已经请示了国内布道团的中央办公室,询问下
一步该如何处理。他还说只有政府表态说接纳犹太病人不影响该医院的免税资格,
那么该医院便可以接收犹太病人:“我们确实不能让我们全部15阗名病人中的20名
犹太病人使得我们丧失慈善性非赢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1938年1 月,汉堡大学医院精神病诊所向汉堡市的公共卫生和福利部门出具了
关于艾玲·托比亚斯的一份诊断报告,认定她患有严重的痴呆和癫痫症。汉堡市的
卫生和福利部门于是便找到了霍尔斯腾的里克林格医院,该医院是国内布道团的另
外一家附属医院,要求该院接收托比亚斯,并且同时告诉这家医院说,阿尔斯特多
夫医院已经拒绝接收这名病人。斯勒斯维格—霍尔斯腾地区的国内布道团中央办公
室于是写信给帕斯特·伦施,询问他们为什么拒绝接收这名病人,因为该医院想与
兄弟医院在一些做法上保持一致。伦施在回答中解释说,免税问题是拒收犹太病人
的主要原因,并且要求该院也不要接收犹太病人。
从1937年9 月开始,阿尔斯特多夫医院便开始催促汉堡市的公共卫生和福利部
门将所有的犹太病人转往国营的医院和护理所。伦施还向这些部门提供了一份住在
该院的犹太病人的名单,以及一份应该接收这些犹太病人的国营医院的名单。卫生
部门对此持迟疑的态度,而伦施则坚持自己的主张,催促他们采取行动。并且提出
建议说,如果这些国营医院接收犹太病人的话,他所在的医院愿意接收别的德国病
人。他的坚持态度最后终于取得的结果。1938年10月底,阿尔斯特多夫医院的大部
分犹太病人都被转到了朗根霍恩国营医院以及法尔姆森和奥博拉尔特内尔国营护理
所。剩余的少数犹太病人也于此后被转走。
阿尔斯特多夫医院最终驱逐了该院所有的犹太病人。
那个时候,私营医院的免税资格已经不会因为接收犹太病人而受到什么威胁,
因为帝国财政部已经作出裁决说,根据政府有关机构的要求,接收犹太病人人院不
会影响到该医院的免税资格。无论如何,战后发现的一些证据表明,这类官方的交
易只不过是一种伪装。阿尔斯特多夫医院的院长帕斯特·伦施就是想要将犹太病人
驱逐出院,所谓的免税资格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
1938年6 月,德国政府发动了对住在医院里的犹太病人的新一轮迫害。内政部
在一份通知中发布了关于犹太病人的新规定,该规定由负责医院事务的汉斯·普法
德特勒签署。帝国内政部提到了所谓的种族污染的危险性,并且作出规定说,犹太
病人必须与其他德国病人隔离开来,而且还要就这一规定的执行情况对国营医院和
护理所加以密切监督。
这一行政命令旨在最大限度地执行《纽伦堡种族法》,它使得主管国营医院事
务的有关国家机构大为惊愕。虽然这些官僚们同意该命令所要达成的目标,但是他
们认为,要发生种族污染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男、女病人都被安置在不同的互
相隔离的病房。他们还反对由于实施隔离措施而给医院带来的额外财政负担。即便
是最为残暴的纳粹分子,如黑森—拿骚省的威斯巴登医院的弗里茨·贝诺塔特也对
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他还表示,他已经尽了全力来设置这类互相隔离的病房。
即便如此,地方机构还是开始执行这一命令。在汉诺威省,政府机构要求各个医院
汇报各医院的犹太病人的人数,并且要求他们对各个犹太病人与其他病人的接触情
况进行记录。
在德国南部的符腾堡州,将犹太病人集中在一两个医院被认为是将犹太病人与
其他病人隔离开来的最佳方法。在普鲁士,各省都有特别的机构来管理收容残疾人
的国营医院和护理所。
与普鲁士不同的是,在符腾堡,这些机构是由内政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在符腾
堡的内政部,尤金·斯塔尔担任主任医学官员一职,奥托·毛特也成为了国营医院
和精神病治疗机构的专家。我们已经知道,斯塔尔和毛特两人都曾参与安乐死屠杀
行动,死心塌地地替纳粹当局卖命。
就像在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医院和护理所也拒绝接受犹太病人。1939年的3 月
和4 月间,斯图加特的犹太人福利机构找到符腾堡内政部,询问应将犹太病人安置
到什么地方。内政部没有答复,但是开始与医院协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地,
国营医院也找到了内政部要求作出裁决。1939年5 月,维恩斯堡的国营医院通知该
部说,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继续将犹太病人与其他德国病人安置在一起的话,德国病
人的亲属会提出抗议。
并且补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这类抗议事件,但是他们随时都会这么去
做。”
1939年5 月底,符腾堡内政部作出决定,将犹太病人集中到位于兹维法尔腾的
符腾堡国营医院,在该医院将建立特别的犹太人病房。毛特将这一决定私下地通知
了各个医院的院长。
随后不久,斯塔尔便下令正式将这一通知寄往各个医院。几乎是与此同时,符
腾堡的医院便开始要求将各自的犹太病人转移到兹维法尔腾。但是转移工作并不像
符腾堡内政部想象的那么容易。1939年5 月31日,兹维法尔腾医院便开始抱怨说,
该院已经人满为患,只有增加工作人员和床位才有可能接受更多的犹太病人。内政
部于是便决定延迟执行这一命令,同时考虑在找到办法解决兹维法尔腾医院人手短
缺的问题之前,是否可以将犹太病人转移的时间拖后。
1939年6 月24日,毛特在一次会议上告诉符腾堡的一些精神病医生说,将犹太
病人转往兹维法尔腾医院的工作可能要拖后。内政部还修改了这一转移犹太病人的
决定。兹维法尔腾医院只不过是一所精神病医院,它并不适合非精神病病人。内政
部于是发出通知说,兹维法尔腾医院只能接受那些患有精神病的犹太病人,而不是
所有的犹太病人。几个月以后,符腾堡内政部最终决定将患有精神疾病的犹太病人
集中到兹维法尔腾医院,而将其他患有痴呆、癫痫和其他非精神疾病的犹太病人集
中到黑格巴赫的天主教护理所。最后,在1939年12月,内政部向犹太福利机构发布
了如下通知:“在没有接到更新的通知以前,在符腾堡,患有精神疾病的犹太病人
将被安置在兹维法尔腾国营医院,而患有低能的犹太病人将被安置在黑格巴赫护理
所。”
一份幸存的文件表明了内政部官员对犹太病人及其亲属的漠视态度。1940年4
月18日,汉恩·吕斯代表她的妹妹夏洛特·施尔海默向内政部提出申请。施尔海默
曾从格品根的一家地方精神病诊所被转移到维恩斯堡国营医院,吕斯担心转院会使
得她的抑郁症病情正在不断好转的妹妹病情再度恶化,便请求将她的妹妹从维恩斯
堡医院转回原来的医院,所需的费用由她自己承担。内政部的一名官员,可能就是
奥托·毛特,对于她的这一请求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上面写道:“已经有
40名病人被转往维恩斯堡医院,其中包括一名犹太女病人。令人回味的是,我们马
上便收到了要求转出的请求。”他表示,从原则上应该驳回这一请求,但如果病人
亲属愿意自费将病人转到另外一家犹太人医院,则是可以允许的。
在同一封信中,内政部的另外一名官员在上面用笔写下了一段评语,这个人可
能是尤金·斯塔尔,他对这一请求用更加粗俗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犹太人的愤恨
:都死去了!还有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德国官兵的妻儿们!这个社会渣滓是战争的
祸端,根本不值得怜悯!看一看波兰战役吧1 1940年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开始显然对
犹太病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住院的犹太病人也成为强制性绝育的对象。有证据表
明,在汉堡的阿尔斯特多夫医院至少有一名犹太妇女被绝育,在图皮茨的勃兰登堡
国营医院至少有一名男性犹太病人被绝育。
1938年,限制犹太病人住进德国医院的行动因为那些被进行强制性绝育的病人
而后延。
很难想象,残疾犹太病人不会成为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牺牲品,而这一点正是布
拉克和其他T4 官员在纽伦堡法庭上所一口咬定的。他们申辩说,犹太人没有资格
享受对德国残疾病人实施的“慈悲死亡”的待遇。但他们无法否认,在1940年,一
批犹太病人被从德国医院中运走,从此杳无音信。在纽伦堡法庭上,美国人出示的
起诉文件中包括一份从埃格尔芬—哈尔医院被运走的犹太病人的名单。然而,T4
的官员们仍然能够在掩盖这些残疾犹太病人的命运上得逞,他们的欺骗在审判以后
继续误导着历史学家们。T4 的被告和证人们在纽伦堡所说的关于犹太病人的一切
都是假话。
犹太人从最一开始便成为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牺牲品。虽然他们被排斥在任何有
效的治疗手段之外,却被包括在任何消极治疗之内。撇开“犹太人没有资格享受慈
悲死亡”的说法不论,由于纳粹政权将安乐死视为最极端的排斥方法,因此,犹太
人便无法逃脱被包括在其中的厄运。被T4 杀害的犹太人人数如今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可以肯定受害者有好几千人。1940年初,帝国在德犹太人联盟估计,在德国的
公共医疗机构内至少住着 2500 名犹太病人。由于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数字,也由于
该数字不包括住在私立医院和奥地利医院的犹太病人(也不包括那些混血犹太人以
及那些与其他德国人通婚的犹太人中的病人,他们不属于该协会的成员),我们可
以推测,大约有4000名,甚至可能是5 Uo名犹太病人沦为了安乐死屠杀行动的牺
牲品。
在符腾堡州档案馆编著的一本纪念被屠杀的巴登和符腾堡的犹太人的书中,列
举了26名在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被害的残疾犹太病人。第一名犹太受害者贝尔塔·
曼德尔于1940年2 月7 日在格拉芬内克遇害。最后的两名受害者弗罗拉·卡茨和科
林·布雷撒切尔于1940年12月17日遭到杀害。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病人被列为死亡
地点不明。他们被转院的日期表明,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与其他非犹太人一起
被运到某个屠杀中心被杀害。例如,墨里茨·冈德尔芬格于1940年11月26日从马克
格罗林登医院被转走,此后不久他的兄弟便接到了他的死亡通知。
符腾堡并不是谋杀犹太病人的惟一一个州。1940年1 月18日,从埃格尔芬—哈
尔医院第一次向格拉芬内克屠杀中心运送的 25 名病人全部遭到了杀害。在这些受
害者中,路德维格·“以色列”·亚历山大被列在名单的第一位,他也是这些病人
中惟一的一名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名字表明,根据《纽伦堡种族法》,亚历山
大被认定是犹太人。从1939年1 月1 日开始,所有的男性犹太人都被迫在自己的名
字前加上“以色列”这个名字。这样,亚历山大也许是在安乐死屠杀中心的毒气室
里第一个被谋害的残疾犹太病人。零散的文件表明,还有其他单个的犹太病人在T
4的屠杀中心里遇害。例如,哈尔福利部门于1942 年1 月 6日写了一封信,询问该
机构是否能够向帝国在德犹太人协会索取阿尔弗雷德·“以色列”·勒文的护理费
用,而勒文是普鲁士萨克森尼省奥茨切尔比茨医院的一名病人。在这封信中,哈尔
福利部门提到,勒文于1940年12月11日在贝恩堡屠杀中心死亡。
德国医疗机构里的残疾犹太病人,包括那些与其他德国人结婚的犹太人和那些
只有部分犹太血统的人,显然也都成为了安乐死屠杀行动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残疾
人。纳粹当局就像对待其他非犹太病人一样,根本不管这些人的血统如何。正如我
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对所有的残疾病人,包括犹太人,T4 都要填写调查问卷表;
筛选犹太受害者的过程与筛选非犹太受害者的过程是一样的。但这一过程很缓慢,
一些犹太人——那些住在医院里但没有立即被转走的犹太人——被害的时间则相对
较晚。当然,这一过程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可靠;一些犹太病人因此有可能得以幸
存。显然地,T4 官员认为,按照标准的程序屠杀残疾人太慢也不太可靠,于是他
们决定改变策略,将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运输和屠杀。筛选的标准不是调查
问卷表的评估结果,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系统地谋杀仍住在德国医院里的残疾犹太病人的决定显然是在1940年的3 月或
者4 月作出的。当时,盖世太保和T4 已经开始着手收集住院犹太病人的统计资料。
3月或者4月初,各地的地方盖世太保组织开始要求犹太人团体向他们每月提供一份
报告,说明犹太病人的人数;此后不久,又要求汇报每个月犹太病人人数的变化情
况。1940年4 月15日,帝国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要求所有地方当局向内政部汇
报犹太病人的人数。在写给各州和各省主管国营医院和护理所的政府机构的一封信
中,他要求他们在3 个星期之内递交一份患有精神疾病或者低能的犹太病人的名单。
各个地方组织服从了这一命令,虽然有些地方没有能在内政部所要求的3 个星
期的期限内递交报告。在汉堡,当地政府机构一直拖到1940年5 月21日才写信给当
地的医院和护理所询问这些情况。它马上便收到了大部分医院和护理所的反馈,最
后一家机构在6 月1 日寄回了所要求的材料。6 月12日,林顿提醒汉堡政府机构说,
他仍未收到犹太病人的名单。6 月25日,汉堡政府机构将一份犹太病人的名单送到
了内政部。汉堡的5 家医院没有任何犹太病人;我们已经知道,这5 家中的阿尔斯
特多夫医院已经将该院的所有犹太病人都驱逐到汉堡的其他医院。有3 家护理所一
共汇报了32名犹太病人,一家大学诊所汇报了5 名犹太病人。位于朗根霍恩的州立
医院汇报的病人人数最多:30名男犹太病人和36名女犹太病人。
林顿所签发的这一通知的意图后来很快便变得非常明显。
不同医院和护理所的犹太病人被转移到少数几个作为集合点的医疗机构。从那
里,他们被T4 的运输组织格克拉特运到各屠杀中心。这一行动首先在普鲁士的勃
兰登堡省和柏林市展开。在那里,犹太病人被集合到柏林—巴赫地区的医院里,从
那里,他们被分成几批于1940年6 月和7 月间运到各屠杀中心处决。
一些幸存的文件记录记录了这一过程。在林顿于1940年4 月15日颁发通知后的
5天,波茨坦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要求勃兰登堡省的纽鲁平医院汇报该院的犹太病人的
情况。6 月7 日,T4 的格克拉特通知纽鲁平医院说,该组织将于6 月20日到医院
拉走约历名犹太病人。这一文件并没有表明这些病人后来是否真的被运走以及他们
被运到了什么地方,但是在7 月12日,勃兰登堡主管医院和护理所事务的政府部门
通知其下属的医疗机构说,柏林市最终同意接收勃兰登堡所有的犹太病人。根据协
议规定,这些病人将被送到柏林—巴赫医院。该协议使用了后来其他许多城市所使
用的措辞,精确地规定了被筛选的标准:“勃兰登堡和柏林的所有病人,包括那些
享受医疗福利和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病人,都在人选之列。但是,他们必须是百分
之百的犹太人,具有德国或者波兰国籍,或者没有国籍。任何程度的混血犹太人,
以及具有其他国家国籍的人(比如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等等)都不在人
选之列。这一标准必须得到非常严格的实施。”作为这一要求的回应,纽鲁平医院
于7 月18日将犹太病人转移到了巴赫医院。当然,这些犹太病人并没有就此呆在那
里。几乎是与此同时,巴赫医院给纽鲁平医院发送了一份于7 月20日从巴赫转移走
的41名纽鲁平医院的男性犹太病人以及于7 月22日转走的18名纽鲁平医院的女性犹
太病人名单。
在德国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做法。在德国北部地区,早在1940年9 月初,
纳粹当局就开始将当地的犹太病人转移到设在汉堡的朗根霍恩医院的集合点。1940
年8 月30日,内政部写信给石勒苏益格—赫尔斯腾省的政府机构,询问有关犹太病
人的转移情况;9 月3 日,这封信被转给了负责主管医院和护理所事务的有关机构,
这些机构又于9 月6 日将这封信的内容通知给了各个医院。内政部对这些犹太人的
转移行动是这样进行解释的:“犹太人与其他德国病人在国营医院和护理所混杂在
一起的现状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已经引起了医疗护理人员和德国病人亲属的不
满。”这一辩解显然是捏造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投诉的任何记录。内政
部在柏林—巴赫医院使用了同样的标准来定义那些人选的人,并再次警告说,不得
将混血犹太人和外国公民包括在内。在9 月18日以前,犹太病人必须被送到朗根霍
恩医院,然后他们将于9 月23日被转走。内政部的这份通知并没有表明这些病人最
终将被转到什么地方去,只是笼统地说,这些病人将从朗根霍恩医院“送到一个集
合点”。
地方医院很快便作出了反应。9 月10日,位于霍恩斯腾的纽斯达特医院向当局
汇报说,该院已经准备好将11名犹太病人转走,并提供了这些病人的姓名、出生日
期和出生地点。这些病人最后于9 月12日和13日被运到了汉堡。9 月14日,纽斯达
特医院将这些病人的记录档案送到了朗根霍恩医院。9 月23日,这些纽斯达特医院
的犹太病人,连同来自汉堡和其他德国北部城市的犹太病人,按照预定计划被格克
拉特运走。
在巴伐利亚,埃格尔芬—哈尔医院便被用来作为这些犹太病人的集合点。从洛
尔医院的犹太病人身上,我们便可以看到这—全部过程。1940年9 月4 日,巴伐利
亚内政部通知洛尔医院说,所有的犹太病人必须于9 月14日转往埃格尔芬—哈尔医
院,并补充说,犹太混血儿和外籍犹太人不在此列。19名犹太病人于9 月16日坐火
车离开了洛尔医院,并于同一天抵达埃格尔芬—哈尔医院。
在埃格尔芬—哈尔医院,来自巴伐利亚所有医院的犹太病人于9 月中旬被集中
在一起,并被安置到两栋互相隔离的楼内。
一名男护士后来这样描述这些犹太病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年迈的绅士,包
括一名来自莱茵地区的市议员,还有商人和律师,以及一名托马斯·曼恩的熟人,
还有年老体衰的女士们,以及一名来自格姆德、父母逃到英格兰的男孩。”9 月20
日,格克拉特派车运走了这些残疾犹太病人:33名来自埃格尔芬—哈尔医院的病人
和158 名来自巴伐利亚其他医院和护理所的病人,病人总人数为191 名。这一天,
埃格尔芬- 哈尔医院的院长赫尔曼·普法穆勒给位于慕尼黑的内政部发送了一份被
转走的犹太人的名单,并且简要地汇报了当天转运工作的成果:“我在此向内政部
报告,从今以后,我的医院里面所住的病人将全部都是雅利安血统的精神病人。”
其他地区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例如,在奥地利,400 名犹太病人也被集中到
维也纳的安斯腾霍夫医院,并从那里于1940年8 月底一次性地被运走。
普鲁士汉诺威省的温斯托尔夫国营医院是德国西北地区25所医院和护理所的犹
太人集中点。这一行动于1940年8 月30日开始。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首先是根据
内政部的通知,将犹太病人转移。9 月10日,内政部的赫尔伯特·林顿在电话交谈
以后又发了一封快信给汉诺威省的省长,信中列举了该省的医院名称以及住在这些
医院里、计划转运到温斯托尔夫医院的犹太病人的名单。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计划
进行。9 月27日,格克拉特运走了来自25个医院和护理所的158 名犹太病人,并把
他们集中到温斯托尔夫医院。
在黑森—拿骚省的卡塞尔地区,在1940年8 月30日内政部的通知到达以后,犹
太病人被集中到吉森国营医院。9 月25日,来自其他一些医院的犹太病人也被转到
了吉森医院。所有这些病人此后又于10月1 日被格克拉特从吉森医院运走。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病人都在同一时间被转走。例如,莱茵地区的犹太病人在1941
年2 月才被转走。1 月15日,格克拉特通知赫尔茨医生设在波恩的私人诊所说,内
政部已经发布命令,要求将该诊所的犹太病人转运到安德纳克国营医院;同时,格
克拉特组织将负责安排运输事宜。1 月29日,波恩市的公共卫生部门向该诊所提供
了德国内政部的筛选标准。最后,在2 月10日,5 名犹太病人由波恩被送到了安德
纳克医院。第二天,这5 名病人连同来自其他医院的47名犹太病人一起被格克拉特
运走。
’这些被运走的残疾犹太病人之所以被选中,不是因为他们的调查问卷表,而
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医院根据内政部的通知作出反应的结果。虽然我们知道,这
些犹太病人被直接送到了各个屠杀中心;但是,从幸存的1940年以来的德国政府官
方文件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些残疾犹太病人被送往的最终目的地,这些文件只是笼
统地提到“送到一个集合点”,所谓的集合点,是指被用来将犹太病人和其他德国
病人分开的医院。但不久以后,病人的亲属、福利机构、保险公司以及法院开始询
问这些失踪的犹太病人的下落。起初,这些医院百般推诿,回答说,根据内政部的
命令,病人与其他犹太病人一起被转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并补充说:“该医院的名
称我们也不得而知。”
温斯托尔夫医院于1940年9 月27日将该院的犹太病人运到了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该院的有关信件表明了他们是如何应付外界询问的。这所医院收到了来自德国各地
和几个国家的病人亲属的来信。9 月27日,也就是病人离开温斯托尔夫医院的同一
天,一名病人的姐姐从明斯特附近的索埃斯特写信说:“受我母亲之托,我向你们
打听来自索埃斯特的我妹妹玛莎·莎拉·赫尔斯的情况。我们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了,以及她的转院情况。
她在你们医院呆了多长时间?最后她去了哪里?附上回信邮资。”10月1 日,
一名病人的兄弟从荷兰写信说:“我接到通知说我的兄弟约瑟夫·弗兰肯斯腾已经
被转院,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但愿他一切都
好。我的兄弟能胜任布置给他的工作吗?他在从事何种工作?附上他的姨妈亨里
埃特和他的妹妹勒里诚挚的问候。”10月14日,汉诺威的里斯洛特·罗森霍尔兹写
信询问他儿子的情况:“我的儿子海因茨·以色列于9 月21日由罗森堡被转往贵院,
随后他又很可能与其他病人一起被送到别的地方。由于我收不到我亲爱的小海因茨
下落的任何消息,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痛苦。请允许我询问这些病人最后被送
到什么地方去了。”
11月3 日,维尔纳·“以色列”·费尔德——一名病人的双目失明的父亲——
从柏林写信说:“我怀着尊敬的心情向你们询问我儿子是否仍在你们那里,还是他
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作为一个父亲,不知道自己孩子的下落,这真是一件可怕的
事情。
我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我做了最坏的打算。”12月25日,海因茨·“以
色列”·斯腾从法兰克福写信说:“亲爱的约瑟夫!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了,我刚从哥廷根得到消息说,你现在住
在温斯托尔夫医院。你为什么不再给我们写信呢?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请告诉我
们。在此我附上回信的邮资,请你赶快给我们回信吧。”
温斯托尔夫医院对这些来信以及其他所有来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该院否认对
这些犹太病人的下落有任何了解。的确,这家医院并不知道这些病人最后究竟怎么
样了;格克拉特也没有向他们提供这些病人的任何消息。但是非官方地,格克拉特
显然以口头通知的方法规定了如何回答这些询问的指导原则。
第一,医院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不知道这些病人去了哪里。第二,温斯托尔夫医
院让那些打听病人下落的人去找帝国在德犹太人协会汉诺威办事处;虽然,该协会
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第三,温斯托尔夫医院将所有打听的人都转到了格克拉特那
里,并向他们提供T4 的这家运输公司的地址。然而,格克拉特对这些询问一概置
之不理。
格克拉特的确向医院提供了一些有限的信息,并且允许温斯托尔夫医院在一些
信件中提到一些犹太病人被转往位于波兰境内的一家医院,有时候还暗指这家医院
就在卢布林地区。1940年12月16日,温斯托尔夫医院甚至向前来询问的人提供了卢
布林地区附近的“克尔姆医院”这一名称,而这一信息显然是从格克拉特那里得到
的。帝国在德犹太人协会得知这些传言后写信给卢布林地区有关部门询问有关犹太
病人的情况,他们被告知,所有的在卢布林的病人已经被转移到华沙和克拉考,但
是不知道犹太病人是否也在其中。
将卢布林地区说成是这些病人到达的目的地不仅是格克拉特的一种伪装,而且
还是他们勒索钱财的一种方法。那些负担犹太病人费用的病人亲属、福利机构、保
险公司和帝国在德犹太人协会从病人被转移后的那一天开始便停止支付他们的病床
和伙食费用。因为T4 想在这些病人被转移后继续得到这些钱,它便不得不对他们
的询问提供某种答案。1941年2 月21日,格克拉特写信给位于洛尔的州立医院,要
求得到一份1940年9 月16日从洛尔被驱逐的、负担这些犹太病人费用的犹太人的名
单。
格克拉特声称自己代表接收这些犹太病人的医院,自然要收取犹太病人的床位
和伙食费用。在这封信中,格克拉特还提到,这些医院全部都位于波兰境内。格克
拉特就是这样把波兰说成是这些病人的最后目的地,以此作为伪装聚敛不义之财。
以上叙述是完全可信的。毕竟,从波兰将犹太人驱逐到尼斯科的事件发生于1939
年10月,而将斯特林的犹太人驱逐到卢布林地区的时间则为1940年2 月。因此,我
们知道,这些犹太人被驱逐的最终目的地是在波兰。我们已经知道,维克多·布拉
克以及其他T4 官员在纽伦堡法庭上辩称,波兰是犹太病人的最终目的地,他们并
没有在安乐死屠杀计划中被处决。他们后来又在德国法庭上重复了这一论调。
但是,犹太病人住在波兰医院里的这一谎言并不能维持多久。逐渐地,犹太病
人的亲属和公共机构就与被谋杀的德国病人的亲属一样,开始收到病人的死亡通知
书。但是,这些通知书并不是发自德国境内的屠杀中心。它们来自被占领的波兰,
信笺的抬头上写的“切尔姆精神病院,卢布林邮电局”。病人亲属的进一步询问的
信件则通常由“切尔姆Ⅱ,地方警察局”发信进行回答。但是,死亡通知书所使用
的信笺并不完全都是一样的。有时医院的名称为“克尔姆”而不是“切尔姆”;然
而,通知书的措辞、印刷、格式和外观N,j都没有什么区别。
与寄给被谋杀的德国病人亲属的哀悼信所不同的是,发自切尔姆的死亡通知书
言简意赅,直奔主题。通知书上只是说病人已经死亡,然后提供了死亡的时间和死
亡的原因。死亡通知书一式两份,由切尔姆Ⅱ或者克尔姆Ⅱ的登记官员签发。这些
死亡通知书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3 月期间向外寄发。显然地,T4 侵吞了病人从
被转院到签发该病人死亡通知书期间付给该病人的费用。
发自切尔姆的死亡通知书不仅寄给病人的亲属,而且还寄给各个公共机构,特
别是那些负担病人费用的机构。这些死亡记录都以德意志式的直白方式由地方登记
部门写在被谋杀的犹太病人的永久性出生登记卡上。这样,“死于切尔姆Ⅱ”或者
“死于克尔姆Ⅱ”的死亡通知书都被记录在这些犹太人的出生登记卡上。根据1939
年的规定,这些病人的名字前面还加上了“以色列”或者“莎拉”。
这一整个机构其实纯属子虚乌有,只存在于纸上。但是,认为犹太病人被运送
到波兰医院以及认为他们在那里死亡或者被杀害的观点在战后的历史书中得到广泛
的承认;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这一说法。甚至那些不相信这一欺骗说法的人也仍
然认为,一些犹太病人有可能被送到波兰。但事实是,这一说法是不对的。没有任
何残疾犹太病人被格克拉特送到波兰。事实上,在1940年,切尔姆根本就没有接收
病人的医院。1940年 1月12日,德国刽子手们杀害了位于切尔姆的精神病医院里的
所有的病人,此后该医院便被关闭,一直到战争结束。虽然我们不可能跟踪每一批
被转走的犹太病人的下落,但我们的确知道几批犹太病人的最终目的地,我们还知
道他们被直接送到了一家安乐死屠杀中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有关的证据包括一名证人的叙述。这名证人目睹了来自柏林—巴赫地区的犹太
病人在勃兰登堡屠杀中心被害的情形。我们已经知道,残疾犹太病人被集中到巴赫
医院,然后从那里于 1940 年的夏天被转走。一共有好几批犹太病人被运走,具体
运送的时间大部分是在1940年的7 月,虽然有一份文件表明运送犹太病人的工作早
在1940年6 月便已开始。这样,在1940年11月,柏林中央福利机构通知各地方的福
利机构说:“在一次特别行动中,德国首都和勃兰登堡省的医院里的几乎所有的犹
太精神病人都在1940年7 月间被送到了波兰。”
这名证明犹太病人遭到谋杀的证人名叫赫尔伯特·卡里希,是一名T4 电工,
他于1960年和1961年被德国检察部门讯问。有一次,他曾协助运输一批病人。他做
证说:“根据我的记忆,当时的时间是1940年6 月。”当时T4 的工作人员要么穿
着白大褂,看上去像医务人员;要么穿着绿色制服,看上去像警察一样。
我们开着6 辆德国铁路部门的大巴士抵达柏林附近的巴赫精神病院,在那里装
载了100 名妇女儿童和100 名男人,他们全是犹太人……我们将这些人运到勃兰登
堡市中心的一座旧监狱内,该监狱已经被腾空,并被改建成为一座火葬场。在病人
抵达这座监狱后,根据性别的不同,他们被关进了不同的房间。几乎是在抵达的同
一天,就有约 20 人被从房间里带走。这些人被脱得一丝不挂;他们被告知,他们
将会被带到另一栋楼里洗澡和去虱。一开始,他们将妇女和儿童送进毒气室加以处
决。为了安抚这些病人,医生对他们进行了草率的检查。随后,他们被带进一间屋
里,里面放着一些木凳,看起来就像一间淋浴室。但是在进入这间屋之前,他们的
身体上都被标上了序列号。在一定数量的人进入了这间“淋浴室”之后,房间的门
便立即被锁上。房间的天花板上安有淋浴喷头,毒气通过喷头进入室内。在15到20
分钟以后,工作人员通过窥视孔看到屋内的所有人已经死亡,屋里的毒气便通过风
扇被排净。根据早些时候的检查,工作人员记录了哪些病人镶有金牙,他们便通过
他们身上的号码对这些病人予以确认。金牙被从死者嘴里拔下。随后,驻扎在该监
狱里的党卫队队员将死者的尸体由“淋浴室”抬到火葬场。在一天之内,一整批犹
太病人就这样被消灭了。
在此后的问讯中,卡里希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供词:“在 1940 年6 月前后,
被运到勃兰登堡的这座旧监狱毒气室里被毒死的病人全部都是犹太人。据我的估计,
这些男女受害者的年龄在18岁到55岁之间。”
卡里希的证词并不是我们所掌握的犹太病人在德国领土被毒死的惟一证据。依
姆弗里德·埃贝尔于1940年所写的日记得以在战火中幸存。作为勃兰登堡屠杀中心
的主管医生,埃贝尔对运来毒死的病人进行了记录,并记下了受害者的人数。他用
大写字母“M”表示男性,用“F”表示女性,用“J”表示犹太人。:他的日记
里记录了大量的带“J”的病人,其中有一些人的情况与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完全吻
合。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来自德国北部地区的残疾犹太病人被送到汉堡的朗
根霍恩医院,然后于1940年9 月23日从那里被运走。格克拉特将他们直接送到勃兰
登堡屠杀中心,这些人在到达的当天便被杀害。在他的日记中,埃贝尔在9 月23日
星期一记录着“汉堡—朗根霍恩厂。
我们还知道,德国西北地区的犹太病人被运到汉诺威省的温斯托尔夫医院,并
于1940年9 月27日被运走。他们也于当天在勃兰登堡遭到杀害。埃贝尔在他的9 月
27日星期五那一天的日记中写下了“汉诺威- 温斯托尔夫J”。
在成批地屠杀犹太病人的决定下达后,T4 显然只想让他们消失。这样,“被
送到波兰”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就像后来他们声称被驱逐的德国犹太人被送到了
“东部”一样。但是贪婪——通过收取被转运的犹太病人的食宿费用——促使T4
捏造了子虚乌有的切尔姆医院的地址。
在一份关于贝恩堡屠杀中心的备忘录中,埃贝尔叙述了处理这些运到的病人的
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准备一些必需的文件材料。另外,他还附带提到了T4 中央办
公室不愿意记录任何在14f13行动中被屠杀的集中营囚犯的情况。埃贝尔对这一做
法表示反对,他说:“在这一情况下,我列举了1940年处理运到的犹太病人的亲身
体会。当时,柏林中央办公室也不想进行任何登记;但我命令在勃兰登堡进行登记。
后来的事实表明进行登记的作法是正确的。”
T4 后来同意埃贝尔精心保管登记材料的原因在于,该组织需要获得一些姓名
和地址,这样它才能要求那些负担病人医疗费用的个人或者机构继续为病人付款。
在其他的屠杀中心,要取得这些资料则更加困难。T4 并不知道负担来自埃格尔芬
—哈尔医院的犹太病人费用的人和机构的姓名、名称和地址,这些病人可能不是在
勃兰登堡被杀害的,而是在格拉芬内克或者是哈尔特海姆遇害的;而且,从格克拉
特写给洛尔医院的信中也可看出,他们后来不得不到处询问这些人名、机构名称和
地址。
由于残疾犹太病人在运到屠杀中心的当天便被处决,T4 不得不将病人的死亡
时间推后好几个月,以便骗到一笔钱。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欺骗病人的亲属、保
险公司和福利部门的。
例如,托尼·路易斯·李普曼于1940年7 月从巴赫医院失踪,他的家人于1941
年1 月6 日收到了发自切尔姆的死亡通知书;这样,T4 便可聚敛5 个月的费用。
一些由霍尔斯腾的纽斯塔特医院被运到朗根霍恩医院、后来又从那里于1940年9 月
23日被运走的犹太病人的死亡通知书在1940年12月4 日至1941年3 月31日才发出。
T4 于是便又收取了病人2 到6 个月的额外费用。
对于被谋杀的非犹太病人,T4 很快便会寄出死亡通知书。
因为它想避免公众的不满;但是对于犹太病人,它则完全可以不考虑受害者家
属的感受,更不用害怕他们会有什么反应。1940年8 月13日,居住在柏林—夏洛腾
堡的夏洛特·格雷茨询问她姨妈伊娃·“莎拉”·里希腾斯腾·内·格拉芙的情况。
8月15 日,巴赫医院回答说,她的姨妈已于1940年7 月15日被转走,她不久便会得
到接收医院发给她的通知。11月7 日,格雷茨再次写信,这次是写给柏林的中央卫
生办公室。该办公室于11月14日答复说,她的姨妈已经与其他许多犹太病人一起被
转走了,这些病人已经被转到华沙。卫生办公室还补充说,她可以从格克拉特那里
获得更多的信息。最后,1941年2 月17日,切尔姆写信给格雷茨说,她的姨妈已经
于2 月16日死亡,信中还附有一封死亡通知书。. 1940 年11月7 日,切尔姆通知
住在维也纳的弗罗拉·托布尔说,她的儿子已经于一天以前死亡:“我们必须通知
你,在我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的你的儿子阿尔弗雷德·以色列·托布尔已经死亡。
我们附上两份死亡通知书,也许你会用到它。,’毫无疑问,托布尔是一名于1940
年8 月底于埃斯腾霍夫医院被转走的犹太病人。我们不知道他母亲收到切尔姆死亡
通知书的确切时间;12月2 日,她写信给列在切尔姆死亡通知书信纸上的地址:一
个卢布林邮政局的信箱号,这个邮政信箱号毫无疑问是T4 的一个伪装。她写这封
信的目的主要是询问关于她儿子的安葬问题。切尔姆Ⅱ警察部门于1941年4 月7 日
回复说,他们12月2 日才收到这封信,但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回复晚了整整
3个月。这封信通知这名母亲说,装有她儿子骨灰的骨灰瓮已经根据上级的指示被埋
在医院的公墓里。弗罗拉·托布尔并没有就此罢休。1941年4 月16日,她再次写信
给切尔姆,这一次是关于她儿子的坟墓:她要求给她的儿子立一块纪念碑。切尔姆
Ⅱ警察部门于5 月14日答复说,他们不能满足她的这一愿望,由于负责安葬事宜的
医院并没有要她支付任何费用,她被建议说,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找机会给她的儿
子立一块碑。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后面的信件则没有幸存下来。
整个切尔姆体系主要是被用来为T4 的保险箱增加财富。其手法非常的粗糙,
简直是漏洞百出。所用的信纸非常简单,上面没有一般德国机构所具有的信纸抬头。
而且,该机构的名称也使人迷惑,一会儿被拼成切尔姆,一会儿又被拼成克尔姆。
就造假的水平而言,T4 的人完全是业余水平。然而,当时没有人,包括德国
的政府机构,察觉到这些破绽。他们收费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漏洞百出。卢布林附近
的切尔姆医院要求将钱汇到柏林邮政信箱17050 号,他们也不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
波兰医院会在柏林有一个账号。
这些骗人的信件实际上都是在柏林写的。负责这项事务的是T4 的清算部门,
该部门位于哥伦布大厦内。一开始,该部门由弗里茨·赫尔施负责,后来由格哈德·
西蒙接任。清算办公室主要负责屠杀行动的有关文书工作。该办公室的一个部门由
阿诺德·伯恩斯负责,这个部门直接负责伪造切尔姆发出的死亡通知书。T4 很可
能与德国的邮政部门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寄到切尔姆邮政信箱822 号的信件转到别
处,并且不直接从柏林寄出切尔姆的信件,而是由T4 的一名信差将这些信件送到
卢布林去邮寄。这样,卢布林邮政局的信戳就会出现在信封上。T4 的邮差埃里希·
费特克负责在T4 的德国总部和各个屠杀中心之间传递文件,后来又负责在柏林和
赖因哈德屠杀行动设在卢布林的各个屠杀中心传递文件,他很可能还负责邮寄切尔
姆的信件。
切尔姆这一体系表明,秘密的政府行动是如何变得无法控制的。T4 屠杀犹太
病人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但它决定虚构发自切尔姆的死亡通知书以便来赚钱则也许
并不是上面的命令。考虑到保密的需要以及担心元首府的真面目会被暴露,这种拙
劣的伪造手法给这样一项秘密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决定实施这一计划不仅表
明了他们的贪婪,而且还表明了T4 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受正常的行政制度的制约。
他们伪造证件的一个案例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理查德·科汉在位于哥伦布大厦的T4 组织内工作。他于 1942 年8 月被盖世
太保逮捕。科汉后来被柏林的一个主要负责审理政治犯罪的特别法庭审判。他于1943
年2 月10日被定罪,并且被判处死刑。3 月16日,他在普罗特泽西监狱被处决。对
他的欺诈的指控非常暧昧,而且在审判中被告不允许解释他的犯罪过程,法官也不
允许提任何问题。在元首府工作的两名秘书在法庭上做证说,在他们俩人的协助下,
科汉使用了伪造的文件来冒充一名警官,骗取了大量钱财。科汉和另外4 名T4 的
工作人员显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伪造的文件来取得一些特别的待遇,包括免费坐火
车旅行以及在海滩上得到免费的躺椅。科汉还使用伪造的证件来让犹太人相信,他
可以给他们搞到出境签证,以此来骗取钱财。这都是一些轻微的犯罪行为,但是对
他的秘密审判以及对他量刑的严厉性表明,元首府认为这个案子严重威胁到了他们
的秘密活动。
屠杀残疾犹太病人的决定构成了从安乐死屠杀行动到最终的解决的一个重要环
节,因为它表明了纳粹当局加快了将越来越多的群体列为屠杀对象的步伐。虽然我
们没有材料和证据说明究竟是谁作出决定将犹太病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转移和屠杀
的,但我们知道,通过非正常渠道执行的这一决定只能是希特勒的两名安乐死屠杀
行动的全权代表卡尔·布朗特和菲里普·布勒做出的。由于他们是在希特勒的总部
做出的决策,因此在将残疾犹太病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屠杀的决定颁布以前,他们
很有可能事先征询了希特勒本人的意见。1941年6 月底,德国的屠杀行动扩大到包
括所有的犹太人。在此以前,犹太受害者仅仅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的残疾犹太病人。
纳粹当局于1940年春天由最高层作出决策,将残疾犹太病人作为一个群体加以屠杀,
它预不了,甚至可以说是预先注定了1941年的最终的解决。
位于本多尔夫—塞恩的犹太人医院的病人则没有成为屠杀残疾犹太病人行动的
牺牲品。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德国社会中孤立出来,所以他们起初并没有引起纳粹的
注意。1940年12月12日,在德国的大部分犹太残疾病人已经被谋杀以后,内政部的
赫尔伯特·林顿发布命令说,今后犹太病人将只允许住进在德犹太人协会下属的本
多尔夫—塞恩医院。然而,该政令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实施,因为本多尔夫—塞恩医
院并不具备足够的设施来接纳犹太病人,那些希望将所有犹太人收容到一家犹太人
医院的人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侥幸逃脱强制性转院的犹太病人或者那些新人院的犹
太病人后来不得不临时被收容在德国的医院里。
另外,由法庭判决人院的犹太病人也不能被送到本多尔夫—塞恩医院,因为私
人医院不能行使政府职能。1942年2 月6 日,帝国司法部因此向所有的检察长发布
通知,命令从今以后各个地区判决进入国营医院的犹太人必须进入指定的医院。这
些所谓指定的医院是一些臭名昭著的安乐死屠杀中心,它们包括朗根霍恩、戈登、
塔比奥、安斯腾霍夫和埃格尔芬—哈尔等医院。
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进行系统的驱逐开始于1941年10月。此后,犹太病人
干脆连同被驱逐的犹太人一起被送到了东部。这样,本多尔夫- 塞恩医院的残疾犹
太病人于1942年3 月22日、4 月30日、6 月25日和7 月27日随同考布伦茨的犹太人
一起被驱逐出境。在驱逐行动结束后,本多尔夫—塞恩医院变得空空如也,只有3
名工作人员留了下来,其中包括威廉·罗斯劳医生。医院大楼被没收,在考布伦茨
市政府、盖世太保和不同的纳粹组织机构内部的一番争夺之后,该医院被用作考布
伦茨市的一所备用医院。
医院的犹太工作人员和病人被驱逐到了卢布林地区后,他们的命运和别的犹太
人是一样的。那些残疾犹太人尤其容易受到迫害,因为他们十分显眼,地方纳粹分
子注意上了他们。纳粹宣传机构报道说,到达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中有89个彻头彻
尾的白痴。他们指的可能是来自本多尔夫- 塞恩医院的病人。这些来自东部的记录
材料有可能误导了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 1942 年残疾犹太病人抵达波兰证明了
1940年被格克拉特运走的残疾犹太病人的最终目的地便是波兰。但是,发生在1941
年到 1942 年间的驱逐犹太人的行动与T4 毫无关系,与1940年将残疾犹太病人运
到切尔姆或者克尔姆也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他们是被大规模地驱逐到东部的德
国犹太人的一部分。在东部, 1942 年被从本多尔夫—塞恩医院驱逐的残疾犹太病
人与其他被驱逐的残疾犹太病人一起被杀害。
即便纳粹不断地进行屠杀和驱逐行动,残疾犹太病人还是继续不时地出现在德
国医院里。有鉴于此,赫尔伯特·林顿于 1942 年11月10日又发布了另外一项命令
说,本多尔夫—塞恩的犹太人医院业已关闭;今后,所有的犹太病人将被送到柏林
的犹太人医院。但是,即使这一最后的命令也没有能够得到完全的实施:位于柏林
伊朗尼施大街的这所犹太人医院已经没有足够的病房来容纳更多的病人。无论如何,
当时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悬而未决。纳粹当局继续不遗余力地驱逐德国和奥
地利犹太人;不久,在德国和奥地利,所剩的犹太人已经寥寥无几。屠杀犹太人的
行动早在谋杀残疾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时便已开始,但这一事实由于纳粹在东部疯
狂屠杀来自所有欧洲国家的大量的犹太人而为人们所忽略。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