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 这可是违犯粮食政策的严重“罪行”啊!得到的惩罚是:取消一个星期的食堂 伙食供应。惨了,一家人靠吃什么活着?只有野菜充饥啦。 事发的时候,父亲早就调到很远的学校了。听说之后,他当即决定搬离那家窝 棚,到离那里以北6 华里的二道房定居,免得再出什么不愉快的麻烦来,因为“告 发”母亲的正是我们的房东。 在姓郭的房东那住,我们是“二进宫”了。1957年晚秋时节,我家搬出了那家 窝棚,搬到离那20多里路的郭家沤麻坑,父亲调到那里教书半年多了。1960年春又 搬了回来,还是住在老房东那。 我们去的二道房,严格说叫“大桥”,北面紧靠沈北大堤,东为沈法公路,西 临现在的二道房村,与其接壤。我们要去的地方属于德盛堡村。 可惜“德盛堡”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了,如今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名就是 这三个字。我第二代身份证上显示的都是“德胜堡”!很多人干脆称“德盛堡”为 “得胜堡”,这么叫,也这么写,遗憾了!要晓得,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下文再 说吧。 搬家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寒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次搬家竟是搬进了马老师的家! 马老师同父亲是老同志了,早年就十分熟悉。马老师在父亲从新安堡学校调出 来后,转到二道房学校教书,家也从那家窝铺搬到了大桥。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可骑, 老师们自好人走家搬,四处游荡,居无定所。 搬家那天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马老师没有在家里,是父亲和马老师的夫人商量 好的。等马老师回来,父亲又上班走了。 马老师莫名其妙地撞上了我们一家7 口,浑身上下没有舒服的地方,整个脸都 是埋怨与怒气。他冲着马师娘喊:“你怎么乱当家,两家人住一个屋,怎么过日子?” 是的,那是两间很狭窄的土草房,房主姓刘,受不了饥饿跑到黑龙江找饭吃去 了,马老师就在那暂时蜗居,用不着花房租。 马老师吵吵嚷嚷,气得他浑身直哆嗦,看来一时半会不会停止下来。他这样对 待我么一家人,就是“逼寡妇出门”。母亲和我插不上话,也没有话可说。奶奶一 个劲地赔不是:“马老师,你别着急,我们搬家也很急,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宿的, 会搬走的。” 马老师没有什么反应,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呼呼地喘气…… 果然,我们一家只在那住了两宿,也让马老师委屈了两宿,就搬走了,搬到后 街的李老奶奶那。 李奶奶的年龄比奶奶稍大些,可看上去要比奶奶老多了。老人家满脸的皱纹, 尖下颚,两腮也凹了下去,使得脸更加消瘦。她是个很热心的人,说话也是快言快 语的,我们去了,像是欢迎久别的家人。所以,那屋子虽然很窄小的,倒让我们一 家人心里感到宽敞得很。 这两间土草房和马老师住的那个大小差不多,但却住了三家人。我们没去时李 奶奶自己住里屋的南炕,北炕住着老孙家四口,一个大婶领着一儿两女。孙大叔不 在家,跑“盲流”去了,说是在黑龙江。 现在,一铺不是很大的南炕,怎么能住得下李奶奶和我们两家人啊。没有办法, 我的妹妹们就去孙婶那挤。算起来,这个不足14平米的里屋,一共住了12口人,整 天都像笼屉里的饺子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翻个身都很难。 李奶奶一个人生活,在那年月比人口多的人家好维持。在兄弟妹妹的心里,李 奶奶吃的饭菜就是过年,令他们垂涎。李奶奶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掉在人家 的饭碗里了。所以,每到李奶奶吃饭的时候,妈妈或是奶奶就令他们到外面走走, 尽管那时的天气已经滴水成冰了。 春节快要到了,孙大叔也从黑龙江赶了回来,那屋子就变得越发的狭小了。那 时父亲也放假了,三个没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刹那间让女人和孩子们感到有了依靠, 家也有了难得的笑声。 说起孙家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呢。孙大叔的亲堂姑姑,是我爷爷的第 3 房妻子,孙大叔叫我父亲为八哥,他们早就熟识。 李奶奶有父亲和孙大叔这两个侄子对她的尊敬,她快活多了,不再那么思念她 的儿子了,尤其是逢年过节。 李奶奶出身贫苦,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儿子和一个早就出嫁的女儿。儿子30 多了也没有成家,家贫啊。听说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好上了,因此而触犯了 “法律”,在监狱服刑好几年了。要是放在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啊?据说那时因 为他没有什么靠山,他又是个小干部,工作上很“左”,得罪了人,被人“鼓捣” 进去了。李奶奶就盼着他出来,总在嘴里叨念着,掐着指头过日子。 我们三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年也显得有几分热闹,就算是苦中作乐吧。记 得过年的时候,父亲还贴了一副对联,他自己写的,我只记得下联,叫做“三家两 性和”。 过完年我就开学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那个学期我不回家,一是离家很远, 25华里没有车辆,靠徒步得走两个半小时。二是我野心勃勃,很想深造念大书,就 得寒窗苦读。三是回到家里也很不方便,天热人多……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我毕业了,在家耐心地等待升学考试的消息。 一天傍晚,教我们代数的马文庆老师找到了我家,是来给我送“新民高中录取 通知书”的,他说全校近350 名毕业生只考上23名。马老师住在我们的后街,他比 父亲大许多,德高望重。 接过录取通知书,我好欣喜,好多人都围拢过来看,说还是人家当老师的孩子 聪明,有出息。送走了马老师,我第一次舒心地坐在炕上,细看那录取通知书,体 味着那个小屋是我的一块福地,遐想无限。 在团山子小学,我就认识了马文庆老师,他教高年级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崇拜 他。马老师属于少言寡语那类的,特稳重深沉,举手投足都像有格尺在规范着他似 的,俨然一副长者学者的派头。解放前,他是吉林某地的税务官,解放后就回到老 家当了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马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很喜欢我,因为别 人不会的问题,我准能让马老师得到满意的答案。公开教学的时候,我是他提问最 多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师生就是说双簧的搭档,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二道房学 校,我们同朝称臣,那是后话,我不能不说。 从打搬出马老师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马国忠老师被造反派定为“国民党特务”。 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后来, 造反派让我父亲出一份证实材料,来证实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可笑的是,还没等 马老师涉足“特务”的行列,我父亲早就被发配到“走资派”的队伍里去了。让 “敌人”来证实“敌人”无罪,这逻辑实在是滑稽。不想,父亲的证实竟然在不久 后生效了,马老师获得了新生。 经过一番战天斗地洗心革面的虚惊,马老师像换了人间。无论他为人处世还是 为人师表,都大为改观。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改天换地重新做 人的功能啊? 古时候有一支军队叫“乌鸦军”,以着黑衣而得名。我戏称我早年的老师为乌 鸦老师,本意也不是穿黑衣、存黑心,而是他们都是“黑五类”、“黑七类”之老 师。黑色本该能掩盖一切的,可又偏偏因为黑色很醒目,被人瞩目,结果暴露无余, 欲盖弥彰。那么,“红老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