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 行文中,我曾对这个题目“三易其稿”。开始叫“我的职业”,思来想去认为 不妥。虽然有人开过这个先河,把“农民”也称为一种职业,但多少这有点幽默了 吧,对农民和我自己这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 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 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 月1 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 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 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 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 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 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 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 方式,唯一的渠道。 8 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 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 我的书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 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 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 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 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 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 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 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 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 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 水。8 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 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奇痒无比。我没有 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 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 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 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 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 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 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 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 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 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 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 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书,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 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 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 的工分 ;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 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 天等于以前干5 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 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 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 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 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 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 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 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 分”社员。 7 分就7 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 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 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 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 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 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 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 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 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 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 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 分”还是 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 分吗?” 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 的工钱是“整人”的7 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 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 分”就是大半 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 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 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书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 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 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 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 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 “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 维书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 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 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 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 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 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半分。这半 分我没有得到,但我不再是“7 分”了,以“转正”为整劳力,来平衡那半分的 “失衡”,会上还是以无声的形式通过的。 一个生产队有几十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记工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淡墨星, 更要有好记性”,否则队长不会选择我。 以前的记工员由会计兼任,时常因为记错了工分被纠缠得焦头烂额。队长一咬 牙,就豁出去那个“半分”的代价任用了我,反正我早晚也得挣10分。这么算起来, 生产队还便宜了“半分”,何乐而不为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每个人的出勤情况我必须做到心中有账又有数。有人说 我“记错了”,你必须指出他某月某日你因为什么矿工,甚至去哪了都得说得清清 楚楚,对答如流。最为关键的是,队长、会计等上层人物的工分账更要精细,有人 问你他们干什么了,你务必了如指掌,不能随意勾画。社员对他们的工分账,别看 有时候嘴上不说什么,眼睛上使的劲但能把记工员的心看透,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俗话说,“大小是个头,强于蹲岗楼”。记工员这个“头”,没头没脸,处处 在接受别人的监督中做事,时时倍加小心才可以胜任,尤其是给自己记工分,更得 准确无误。为了这个,我从来不敢耽误一个工,月月满勤。 随着“脱粒送交”接近尾声,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开始了,尽人关注。一粒粮食 不仅仅是血汗换来的,每个人都把它视为生命,担心帐目的混乱也就理所当然了。 原来的会计是队长的亲堂弟,哥俩个一个是队长,一个当会计,社员更加不放 心。李会计小学文化,几年来的帐目都是“豆腐账”,稀里糊涂一锅粥。作为党员 的李队长,他本身又是会计出身,对于这一点,他很清醒也很理智。不久,他把他 堂弟安排到大队的粮米加工厂去了,我做了上产队的会计。 一个上中农当生产队的会计,全公社只有我。在那时,一切权利都归贫下中农 所有!我没有想过我会是生产队的会计。 我走马上任一个月干了3 年的工作,替原来的会计干的。社员与生产队的往来 帐犹如一团乱麻,谁家欠生产队的,生产队欠谁家的,谁挣多少工分……都得一丝 一缕地梳理,纷乱繁杂。 好不容易理清了陈年旧账,1964年的秋收分配迫在眉睫。那可是涉及政策和民 生大计的工程,是不可运算失误的方程,这里没有多个“解”,只有一个“根”, 一个上下满意的结果,包括自己和家人。 我喜欢民间文学,记得住那个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按顺口溜对号入 座,我是四等人,懂得做会计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有什么闪失。那顺 口溜里就有“闪失”啊!闪失,就是共产党的“秋后算账”,我担心。 一等人党支书,贵重礼物送到屋; 二等人党支委,孩子老婆一起美; 三等人当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 四等人打算盘,抽烟喝酒公家钱; 五等人管现钱,花多花少没人拦; 六等人保管员,铧铁绳头换零钱; 七等人赶大车,种子马料换酒喝; 八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九等人遛垄沟,跑着干活撵着扣; 十等人是四类,大声说话也犯罪。 “打算盘”就是会计,给人的印象向来不好,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在农村,会 计是文化人,精明人,掌管生产队的财经大权,会做账,吃吃喝喝队长拿他都没有 办法。“打算盘”是美差,人人想干,赶不上的就看你的小脚,鼓捣你,让你身败 名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台巴掌响”,拥护你,想从你那里得到些实惠。得 不到,就揭发你,落个“下台绳子绑”的下场。 从我当会计的那天起,我不喝酒也不吸烟,没有胡乱地花生产队的一分钱,无 论大事小事都请示队长作主。我不是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本质决定的。我 也知道,我的脑瓜皮儿比别人的薄,经不住敲打。再说了,上中农的成份是经不起 任何风吹草动的,怎敢给自己挖个陷阱呢?奶奶和父亲对我更是耳提面命,提醒我 好好做人做事儿。我当会计的时候,连一支钢笔都没有,用的是“蘸水钢笔”和圆 珠笔。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别人当会计,有个一差二错的遮遮掩掩就算了,轮 到你身上,谁替你遮掩……” 尽管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依然遮掩不住我当会计的现实,灭顶之灾 一步步向我逼近。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