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的上司(囚徒书记) 李大叔走了,8 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 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 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书记也是“大队”,大 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 “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书记,但敢和 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长”不是反党, 爱咋咋的。 大队没有办法,只好让8 队海选队长,社员的目标聚焦在于海泉身上。 于海泉,本地人,当年40多岁。早年间因为受不了3 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背井 离乡跑到外地当了“盲流”。1968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和我住一趟街。老于跑盲流 之前不怎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个“个别社员”,就像我在学校是个个别生 似的背个“污点”。在官方眼里他有“污点”,在社员心中他是个有“道眼”的能 人。大家就得意他那个“不听邪”的脾气,认为“不听邪”就是不听“上边”的话, 才能吃饱饭。 经过海选,于海泉走马上任了。上任前,老于把“责、权、利”摆得很明白: “既然我是大伙选上来的,大家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分值整到全公社第一!” 老于当队长勤快,跟社员一样的干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做好, 自己的子女更不例外。一次,他的女儿铲地落草了,老于当场让我这个会计扣她的 工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六亲不认”,都说老于太厉害了。 他这样治理8 队,效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秋天结算,老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分值突破了1 元2 角,粮食单产一跃 名列全公社第一,党委书记亲自给他披红带花。 他当队长,我做会计,我们合作了2 年。1970年我要去学校了,老于再三挽留 我,无奈我决心已定。老于很惋惜,他说过,当会计不吃不喝不贪不占的太少了。 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队长基本上都是大老祖,不懂得帐目,好多生产队实际上 是会计当家。会计使个花招贪点花点,队长都找不到北,连憋气带窝火,和会计往 往合不来。 我走后,老于又干了2 年队长,说什么也不干了,大概和会计有关,心灰意冷 了。他自己也知道,骂他的人太多了,都是原来生产队“八等人”以上级别的人。 他当队长心眼太死,总不给这些人一点便宜,于是,“八旗子弟”们个个跃跃欲试 都想当队长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会孝敬他们的“太上皇”。 老于之后,8 队几乎所有的老少贫下中农都当过队长,就像隋末的18路反王, 乱了8 队的江山。大队和8 队的“江山”一样地“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也 是我的上司,因为我做过生产队的会计,做过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啊,与他们都有扯 不断的瓜葛。 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原来的书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 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书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 刘书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 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 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书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 到我们大队当书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 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 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书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 队长都不行,哪能当书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 立鸡群,当书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书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 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 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 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 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书记。 刘书记走后,李书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 月牙河念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 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 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书记告老还乡, 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书记。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任命”,就是张书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 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书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 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 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 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奇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书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 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 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 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 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 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 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书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 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书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书记,他说我有文化, 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 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 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书记的亲戚,并没 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政治背景让我心境轻松。那时,亲戚的情谊早已被淡化得如 同辽河的冰水,被视为最寒冷最没有价值的人性链条。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那 个年月更显得脆弱,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强势冲击,早就消失在严峻的政治气候 中了。 不可思议的是,把我赶下政治舞台的是李大叔,让我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漩涡, 几乎命丧九泉的则是张大叔,后来证实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颓唐没落,自暴自弃的心态尽在言谈中。 “会元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我比你大多了,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没有 外人,我才敢这么说……” 我到他家来慰藉,他才感到亲情温暖的存在,才认下我这门亲戚。说实话,我 当团支部书记没有一点亲情的成分在其中,确实是张国生按原则办事,一心秉公的 结果。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 不定你又是书记了”。 他苦笑着,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沮丧尽在不言中。 “三支两军”像很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张国生在“文革” 中离奇般地被打倒,又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再次当了大队的书记。因为他提拔我没 有亲情在其中,得到了证实。 官复原职使他所料不及,也使他追悔莫及。他悔恨当初仅仅凭一时热情高涨, 提拔我当团支部书记,害得他赶大车喝尽了西北冷风,受尽了骨折之痛。他重新上 任之后,不像原来那么“热血沸腾”了,变得“沉稳”,变得“成熟”,但紧跟政 治形势的宗旨则更加强烈。没有这一条,他不能生存,不能抗拒数不清的风云突变。 于是,他选择了做“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先锋,做彻底的革命派,和一切反动势 力做不调和的坚决斗争。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受害者,又有了牢狱之灾,又一次证 明他和我没有亲情关系,过去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 流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