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天,江仔刚做完自己的事,听到有宪兵叫他。他赶紧躺下,跟着又一咕噜爬 起来,揉着双眼开门,嘟囔着问:“什么事呀?”一见是个补助宪兵,马上一脸孩 子气、笑嘻嘻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前后来回摆动几下,问,“糖的?” 补助宪兵点点头,用大手揉揉江仔浓密的头发,拍拍他的脸蛋,然后递给江仔 两块钱“军票”(香港沦陷后日本发的货币为“军用手票”,简称“军票”)。 江仔抓着“军票”一转身跑了。在附近一个小杂货铺里,他用这两块军票买到 了一包红片糖。返回宪兵部的时候,突然觉得这包糖十分沉重,拿着它再也没心情、 没力气了…… ……宪兵部后面的底层拘留所。在押的中国人一天只有不大的三个饭团,晚上 睡在光光的水泥地上。严重缺乏营养和极度潮湿,加上肉体遭受的残酷折磨,一个 个都濒于死亡边缘。为能活下去,他们的家属托看守所的补助宪兵给买点红片糖。 但这些该死的看守人,不管拿到了中国“犯人”家属多少钱,每次只供给两块钱的 红片糖,剩下的大部分钱都装进他们的腰包。这情况江仔全知道。他恨恨地骂了一 句“真卑鄙!”常常把红片糖交给日本人时,他扭过脸,有意不看对方。因为他恨 他们从中国同胞身上这么野蛮地刮钱。开始让他干这差事时,他装听不懂,摇头摇 手,借口不去。他把这事向张大哥倾诉时,眼泪汪汪的。 张大哥听后,凝视着面前的这个极富正义感的男孩,喜爱地笑笑,然后耐心地 开导:“江仔啊,你不能凭感情做事呀。你要学得乖巧一点,让日本人喜欢你,信 任你,你才站得住脚。就买糖这事,不错,日本仔是刮了中国人的钱。可你不买, 中国人照样挨刮。要是他们吃不到这些东西,身体顶不住了,不是更惨?凡事要想 大处,不要只看小地方。懂吗?”江仔被张大哥说服了。但孩子就是孩子,有一次 他有意捉弄日本人,买了一包粗盐,递给当班的日本人。 日本看守打开一看,气坏了,可他不敢发作,因为怕别的日本人知道,只得又 求又哄,陪笑脸,说:“再去,这个的,糖的,明白?” 江仔这么做心里是有底的。这些日本人都很虚伪,个个看守都这样,表面都是 假正经。当然他又跑了一趟。他想,不是为你日本人,是为中国人。江仔为了当好 杂役头,实际为了不能公开的目的,他拼命地学日语。别看他肚子里墨水不多,脑 子却十分灵敏,尤其语言天赋高。不到半年,能听能说不少日语,有日本俚语,也 能凭说话人的眼神和面部表情领会到八九分。 江仔这一点让日本人很欢喜。有的宪兵夸奖他:“这孩子很聪明”。第一任队 长米野忠生,是个典型的日本军人,中等个头,鼻梁上架副黑胶框眼镜,从来不苟 言笑,他听到江仔说得挺有味道的日本话,也咧嘴笑了:“好的!好的!” 这里的日本人个个都是好色之徒。每天晚上,他们脱下军装,或换上西装,或 穿件对襟唐装,大官们堂而皇之走出大门,宪兵悄悄从旁门溜出去,都是去找女人。 大门有印度警察把守。旁门的钥匙在江仔的手里。哪个日本人从旁门出进都逃 不过江仔的眼睛。日本人彼此心照不宣,但对江仔,必须“交底”,为的是万一晚 上发生什么事或上头有急事找,好马上回来应差。 江仔在听日本人“交底”时,总是垂下眼帘,什么也不说,只点点头。对这类 事,他打心底厌恶,也有羞涩。但晚上真的有紧急情况,有资格坐车的他马上派车 去接,有电话的立即拨打,没车也没电话的他则拔腿跑去找。在近900 个夜晚里, 九龙宪兵部的日本人,在“敌情”紧张情况下,竟没耽误过一次公事。所以这里的 日本人都认为江仔是个听话、可靠的人。也当然对江仔就不加警惕。 宪兵部每周一次举行工作汇报会。在那间原先是英国人当审判厅的大堂里,一 张比乒乓球台还宽大的长桌四周,坐着本部的各课课长和十几个九龙地区各派遣队 队长。往往都是秘密会议,除与会者外,其他人不准进入。 江仔例外。他一趟趟从宪兵部对面的后勤部(原拔萃书院)提来茶水。与会的 人吃饭也在这里。开饭时,他要把饭菜送过来。他走马灯似地进进出出。日本人对 他一点不避讳,叽哩哇啦照讲。他这么地进进出出,自然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江仔进了会议室后,当然不敢眼观六路,但他可以耳听八方。斟茶、送饭、抹 台,一律是慢动作,他让日本人看到他是多么的小心、殷勤。每当这时,他的大脑 就在快速运转、储存。虽然这种情况下他的日语显得不够用,加上又是断断续续, 有些事的头尾常接不上茬,闹不清他们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极为重大的事他 是能猜准眉目的。每当这时,他因为心里焦急,额头常淌下汗,两手也是汗,即使 冬天,送一壶水出来,贴身的衣服也湿了。 小杂役头白天几乎没一刻钟停歇。有时他盼夜晚快来临。他可以找借口飞出去 寻找他的快乐和光明。终于天色暗了下来。他把头发梳理得有模有样,拐到加士居 道的横街上,或在普庆戏院附近的餐饮店,“巧遇”张大哥。江仔有时让张大哥吸 他带的光牌香烟。递烟时常常得意地挤挤眼睛。张大哥有时会带给他一两本大部头 小说,如《家》啦,《子夜》啦,等等。他们有时在街上悠闲散步。江仔感觉着就 像是和亲人在一起,心里熨贴极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江仔都会巧妙地用他们之 间的语言,把他脑子里“储存”的信息徐徐传递给张大哥。 有时江仔穿着他那身黄衣服出来。匆忙行路的中国人中,常会将狐疑、乃至怨 愤的一瞥投向他身着的黄衣服上。 江仔对这一瞥十分敏感。有一次,他在挨了这“一瞥”之后,和张大哥走进附 近的大华戏院。那天上映的是《支那之夜》。主演是满映女明星李香兰,她的妖艳 和她的歌声,把座席上人的眼睛牢牢吸住。可江仔总觉得有很多人在看他这身黄衣 服。他感到羞辱。他忸怩不安,他想逃出戏院。 张大哥很快理解了身边小老弟的心情,为此马上站起来,拉着江仔走出戏院。 然后在灯光明亮的大庭广众之中,不仅把手搭在江仔的肩上,还有意把江仔紧紧拢 在身边,谈笑风生。他的用心,使江仔很快恢复了常态。临分手时,张大哥格外叮 嘱了几句:“任何时候,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因小失大。” 江仔听后,点点头:“我懂了,以后一定注意。” 江仔确实成长得很快,有勇有谋。1943年春,一位市区中队副,因大意被日本 人逮捕。中队为防万一,立即通过张大哥要几个中队的战士撤退,江仔是其中之一。 但要求他先利用他的身份护送两个战士通过市区与郊区的大浦渡卡。江仔用了一计, 穿着他的黄衣服,和被护送的人坐在一辆小三轮货车上。到了渡卡,哨兵问:“干 什么的?”他大声答:“新界派遣队搬东西!”这样分两次,把两个战士紧接着送 回了安全地。后来因形势平静了,他就没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