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审理“两案”(2)
在我进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以后,有一天,我原来的工作单位给我送来一个平
反决定,主动纠正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错误批判。我把它交给了张启龙同志,
他看完后开心地笑了笑,说:“这没什么的嘛,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这才把康生
为江青开的那个名单给我看,并说:“你送给人事室吧,有个东西也好……”江青
在延安时是张启龙的学生,他常抱怨:“嘻嘻,我教出了这么个学生……”可他仍
想劝她悔过认罪,交代陷害大批干部的真相,拉她一把。张启龙同志的耿直,是令
人敬佩的。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材料,他逐句逐字地审阅那个材料,阅后对我说
:“哧哧,你这个大学中文教研室的主任,还让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员来给你写的文
章改标点符号,嘿嘿嘿。……”对王鹤寿、张启龙这样1925年就参加革命、参加党
的高级干部,我原来以为他们的生活不知有多么好。有一次,王鹤寿同志来到办公
室就提到他新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了一只鸡,真好,赞不绝
口。我却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炖一只鸡吃,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每月98
元,真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做到。他一个人单独生活吃一只鸡,竟感觉无比幸福,
可见其生活的简朴。我跟张启龙一起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大院里,他们全家住在
一幢别墅式的房里,每到傍晚,我从他的门前经过,他常爱叫住我,跟他喝上一杯
白酒。菜,也就是四五个七寸盘的小菜,只有一个是带荤的。他老给我挟,也挟不
了几下子就光了。后来我到广东、浙江、福建,碰到一些对我左尊一个“首长”,
右尊我一个“首长”的部长、局长,餐中却是鸡鸭鱼蛇齐全,海鲜大菜满桌,真是
感慨万千。曹瑛是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以前担任过驻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的大
使。人们常议论,要说干部资格老,曹老真算一个,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人家就干
革命了。据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位
老人家耿直、坦率,对党、对同志披肝沥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说话常犯忌。他
对任何人的错误都敢于批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到东四报房胡同他家去过几
次,在他家吃过一次青菜熬稀饭就四川的白菜豆腐乳,对他家的古玩、陶瓷、玉器
那么多,曾在思想上产生过疑虑。直到曹瑛同志逝世后,得知他立下遗嘱,将他所
有国内外亲友馈赠给他的古玩、陶瓷、玉器,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国家,才认识
到他不仅平易近人,对同志肝胆相照,而且高风亮节,显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崇
高品质。“文化大革命”中,张启龙、曹瑛都被“四人帮”投入了监狱。刘鸣九也
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张启龙、曹瑛的党龄要晚十年以上,是警卫员出
身,在冀南当过王从吾同志的警卫员。据说,在他少年时代,有一次去冀、豫、鲁
三省交界的河中游水,回家时正遇上敌人到他家里抓他。他老远老远就发现了敌人,
于是,他穿着短裤,光着身子,就跑到八路军驻地参加了革命。“文化大革命”中,
他在国家建设部担任监察工作,军管领导人一看他的情况:贫农家庭出身,自小参
加革命,又是在解放区,没有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决定结合
进部的革命委员会,而且过两天就要召开大会,宣布鸣九为主要领导人。正在此时,
造反派抄另一位部领导同志的家,发现几个部领导在一起,议论江青,骂江青,其
中就有刘鸣九,而且他骂得最凶。
这可了不得了,根红苗正的人,原来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立
刻将他投入监狱。他又“不老实”,“四人帮”的审问官审讯他时,骂他是“现行
反革命分子”。他却偏着脑袋反问:“我怎么现行了?你说我怎么现行了?我说了
些什么?怎么反革命”?“四人帮”手里拿到的材料上都是他斥骂江青的话,是不
敢重复的,弄得僵持不下,只得殴打他,折磨他。他个子大,在监管中吃不饱,每
逢放风,就到管理人员种的地里挖白薯、摘辣椒生吃,一被发现,又是挨打受侮辱。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刘鸣九为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委员。他到山东、河北、河南检查工作,由于要求严格,常与当时的省委书记、
省长们( 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 发生争议。争议时,他一时火起,总是说:“你们
山东这么不肯认错,我不做山东人了”;“你们河北这么坚持错误,我不做你们河
北人了”;“你们河南简直没有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我坚决不做河南人。”
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家所在的县,他家所在的村,处于三省交界。我们二组有的同
志曾跟他开玩笑说:“你跟这三个省的领导都闹翻了,看你今后在什么地方安家?”
他哈哈哈哈地笑着说:“只要我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我就不信三省
的群众会不要我刘鸣九!”在二组的成员中,排排历史,还算我跟刘丽英,是解放
式的。在重建的第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个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当过部
长、副部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的,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我
与刘丽英等四五个人,虽已是四十七八岁,却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刘丽英原任沈
阳市公安局的人事科长。她的爱人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遭到坏人的仇恨,“文
化大革命”一来,就被打死了。紧接着,她的公公、婆婆也相继而死。她是经受了
“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来清算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综上所述,二组
这么一个班子,是不弱的。
但是,当时江青集团的案件,堆积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要看,还有大量的揭发、
控告、申诉信件,还要找一些人查实其主要错误和罪行。一组负责审查的林彪案件,
情况也相仿佛。有一次,张启龙同志布置我和刘丽英同志找康生的原秘书来谈一次
话。因为他是负责整理“四人帮”罪行材料的( 指第一次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层层
传达的那个罪行材料) 。人来了,坐在我与刘丽英办公室的沙发上,脸色苍白,好
像双腿有点筛糠,屁股还不敢坐到沙发里面去,挂一半在沙发边上。我们那个沙发
是很旧的,边上都成斜坡形了,害得他几次几乎滑在地板上。但他一口咬定他没有
包庇“四人帮”的罪行。我们肯定了他负责搞出的材料,在揭发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丑恶的历史、复杂的社会情况方面,是下了工夫的,是在大量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揭露“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方面,则
严重不足或根本没有涉及。同时还说明这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在搞这些
材料时候的受条件局限。他还不服。我就拿出他搞的材料,指出他的一个标题是
“四人帮”诬陷周总理和康生,而下面引用的材料,却没有揭露诬陷周总理的内容,
只有有利于康生的东西。我说,“这里,被塞了私货么!”他这下紧张起来了,面
红耳赤,不得不点头说:“是那样……是那样……”。谈话完了,我们叫他想起什
么新情况和问题,再找我们谈。他竟畏畏缩缩地不肯离去。我们诧异了,问他:
“你是不是没有车?我们可以派车送你回家。”他又说他是有专车的,是坐专车来
的。这样才放心地离开了我们的办公室。后来,我把这些情况对张启龙同志说了,
启龙同志鄙夷地笑笑说:“康生他们过去就是这么搞的,找干部来谈话,问上几句,
说你走吧。干部一出门,就被战士押走了。他以为你们也会这么干。嘿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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