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发展(2) ⑤许多国家政府对于志愿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保证其建立合理的资 金筹措方式和渠道。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除了在国家发展计划以及领导人的讲话 中倡导开展志愿者活动外,还没有在资金支持方面做出任何规定,使得中国志愿者 在资金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 ⑥在发达国家,志愿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往往和政府一起工作,共同面对社会问 题。中国政府对于社会团体管理、民间非企业单位管理做出过法律定位,但是对于 志愿者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规定。 ⑦国外的志愿活动领域扩展到社会福利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国目前志愿者 活动领域基本限于文化、体育、娱乐、个人社会服务、宗教、国际志愿者、卫生和 环境保护、就业和扶贫等领域。 ⑧在发达国家,社区成为志愿者活动的重要载体,志愿活动是在社区这个社会 结构的草根层次上进行的。但中国社区建设有它的特点: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自上 而下开展起来的。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按照它的上级机构——街道办事处的计划 进行的,居委会对于居民的凝聚力不是很强。而且人们对于单位的依赖远远高于对 居住区的依赖。社会组织之所以受到制度约束,主要因为人们夸大了社会组织的负 面影响。在中国,一提起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国外的压力集 团、反政府组织等。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巨变和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大闹西雅图世贸 会、世行年会以后,媒体对非政府组织负面的报道较多,使人们对其认识带有某种 局限性。其结果是,社会转型中需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 职能,同时担心非政府组织壮大后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认识下,社会组织 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缺少自治,与政 府联系过于紧密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即使自发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之后也会 很快被纳入行政体制之内。邓国胜:《中国非政府组组织发展的新环境》,参见香 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网。 从长远看,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实际上,对社会的自发性 参与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比如,网上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人群参与 讨论,虚拟社区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吕英(25)在就读在职研究生之前 对社会问题一直不感兴趣,但后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听她解释,主要原因是有 的同学比较关心社会问题,在班级网页上搞了个论坛,大家经常在上面讨论一些社 会热点和理论问题。她逐渐对那些讨论发生了兴趣,开始关注新闻时政,并读了一 些书。现在,她俨然成了论坛里的常客,并经常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预见, 如果未来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将为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提供前所未有的组织平 台与机制,中间阶层缺乏社会参与的现状也将大为改观。这种趋势有助于中间阶层 加强社会联系,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更多的影响力量。 专栏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 6 月24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动物园是否搬 迁之事并没有决定。 虽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 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据《瞭望》周刊披露,2 月至4 月间,北京市 发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 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但是,进入5 月,媒体与公 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 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 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 摘编自唐建光:《 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总第186 期。 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 NGO 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 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 的 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 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 的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北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 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 的作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