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6) 杨兆龙从法制的观点质疑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要求处理问题应有法律依据, 而不能光凭政策行事,可悲的是,他这回所遇到的是更大的政治运动,他自己被定 为右派分子,却仍然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策条文。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划 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总共只有一千多字,条文订得非常笼统,执行起来 伸缩性很大,加上本人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就必然带有很多的主观随意性了。 陈子展在1949年以前原是个左翼作家,革命教授。他20年代在湖南自修大学里 与毛泽东、谢觉哉、李维汉等有过革命友谊;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等人并肩战斗过, 在文化界很有些名气;40年代在重庆差一点被国民党CC派从大学里除名。但是,他 有一股湖南人的犟脾气,所以与新当权者难免有所冲突。最初是为“公馆派”的事。 所谓“公馆派”者,是指当年时常进出于校长章益公馆的一批人,而章益与国民党 CC派有关,所以陈子展与之斗争甚力。后来,章益虽然调走了,而围绕着章益的一 批人又围绕着军代表、党委书记李正文转了,这使陈子展很愤愤,又重新展开新的 一轮斗争,这就与新的领导对立起来。其实,鲁迅早就说过,旧的猛人倒掉之后, 包围着这个猛人的一批人,必然会去包围新的猛人;猛人可倒,而包围者是不会变 的。陈子展之所以愤愤者,是由于他对世情远没有鲁迅参得透的缘故。但这样一来, 他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其实,陈子展在1957年并没有参加鸣放,因为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 伤害之后,就拒绝到校上课,同时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但学校却并没有放过他,派 了一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去逼他到校开会。那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狐假虎威,对他 申斥道:“我代表党,通知你到校开会。”这很激怒了陈子展。因为陈子展一向很 看不起此类溜须的人,现在此人居然以“党”的名义命令他,他不禁脱口而出: “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句话应是指这个人所在的党派,不料此人汇报上去,成 了陈子展骂共产党是狐群狗党了。这当然是十足的反党罪行。但陈子展根本就不承 认他是右派分子,也仍然不到校开会上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学生逼 着到校。 王中的革命资历虽然没有陈子展那么老,但他是随军南下干部,是接管上海报 业的军代表之一,也算是老革命了,而且还做着现官:复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 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听说复旦党委并没有主动想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是由 于外界的压力太大,不得不打。王中之所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于他担 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以后,矢志搞新闻改革之故。他提出报纸的二重性理论,即认为 报纸既有宣传性,又有商品性,所以办报必须照顾群众的口味。他批评《解放日报 》一片机器声,一副寡妇脸。他还带了一批人到各地去进行新闻改革的调查,准备 写作《新闻学原理》;同时也一路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观点。他的新闻观点,在 鸣放期间当然是受欢迎的,而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众矢之的。有家权威报刊, 竟然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复旦大学虽然并不是 主动发起者,但批判起来,却也毫不手软,校刊上做出通栏标题:《坚决和右派分 子王中斗争到底!》。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还配以漫画,其中有四幅连续画给 人印象甚深,题目是:《剥开右派分子王中的四层画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 2.反教条主义的幌子;3.学术问题的外衣;4.自由主义的帽子。这就是说,王中的 问题,决不是学术问题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挂着老革命的招牌, 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种将批判人物漫画化的 做法,在复旦,大概就是从王中开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左派们打 得上了瘾,只想再打些大的。历史系有些党员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 城在各种会议上鸣放出来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判 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却大谈什么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这说明 他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于是他们整理好材料,上交党总支,总支书记不敢定夺, 直接向党委书记杨西光请示,杨西光笑笑,也不表态,说要请示一下市委。一周以 后,他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找到历史系总支书记,说:你们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罢, 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动他。这事也就作罢了。 基层党员毕竟政策水平不高。他们没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划定,不是根据 法律条款,而是根据政策,那么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 些,不可能一律平等。这层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点透了。连彭真 所说的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都被批为资产阶级观点,更何 况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听说,杨西光在“文革”以后曾多次对复旦的教师说,他是懂得办大学是需要 很强的师资力量的,所以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保了一些业务骨干。这话不假,复旦的 确没有像华东师大那样,将一大批骨干教师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气大伤;复旦虽然 也损伤不少,但毕竟还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保了一个,就得用另一个去填补。比如,杨西光保了 蒋学模,保了苏绍智,却把洪文达顶了上去。其实,就资历和业务水平而言,洪文 达与蒋、苏都是同一档次的。洪文达的罪状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笔谈, 说是“几年来,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结合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声 威,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这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 看法,其实并非洪文达的发明,原是最高领导的意见,但后来又说是当前的主要危 险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洪文达的话就是右派言论,洪文达也就成为 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