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
2004年两会,人们在经济领域内的最大热情,全部倾注在科学发展观上,几个
定语准确地显示了它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媒介
将这一至少主导今后四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观点,大而哗之地概括为“人本
主义”对“GDP 时代”的终结。
事实上,这一标志性的转变,并非起于两会。早在此前一年的秋天,中共十六
大三中全会,即旗帜鲜明地表露出这一倾向。如同中共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三中全会,
是次全会主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官方通讯社以一贯的“强调”,点出五
个统筹的要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庙堂学者”迅即用学术化语言,将之诠释为中国的“第二代发展战略”,以
区别于邓公1970年代末期提出的“第一代发展战略”。我以为,如果说第一代发展
战略,可以表述为“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第二代发展战略,则可以表述为“公正
也是硬道理”。前者注重的是效率,后者注重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需要强调的
是,“第二代发展战略”不是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
下,对第一代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它不是否定效率,它是在效率的前提下,寻
找公平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
中国的事情似乎总是这样。尽管GDP 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幸福指数,只是经济学
中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官员和名流们好象直到此时,才顿悟惟GDP 是从的偏颇。
人们开始重新品咂那些来自全球学界和传媒界的声音:
《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请大学生们一起审视
“GDP 论”的缺陷:片面强调物品和劳务的增长,却忽视了增长中的环境、资源的
损失,以及人的福利。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GDP 没有考
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并且只记录了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对其他
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则视而不见。他认为,中国的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
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较之秦、牛,美国经济学家Patha Dasgupta研探的话,差不多让我们汗流浃背,
他说:若以资源等综合指数为标准衡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GDP 速度,那么包括印
度和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财富在近20年来增长极慢,甚至在
衰减。
反思GDP ,我们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完成的。虽然我没有在预测十六届三
中全会的报导中,窥见人本发展观的意图,但我和南风窗的同事们早在此前三个月,
便从淮河灾难和上海地铁坍塌事故中,瞥见中国建设的误区,我们表达出婉转的批
评,且言辞恳切地吁请中央政府,将原本倾斜的天平挪移到农村这一头。接下来,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一位首席科学家一起,对话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消失,一边感
叹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一边警醒有司们和谐的丧失。末了,我们把放大的视角触
及到中国农村的医疗、教育诸多社改难题。当下,我在整合经济领域反GDP 主义的
时候,发现东北开发的不可或缺。8 月里,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有两次
事关东北开发的对话,彼时,我们的落点在东北开发的法治时空。现在,我将先前
采访的东北工人变农民的片断存放于此,我相信,有心的人们,一定可以从中发现
新政府新的政策兴奋点的逻辑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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