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河边的青春(1)
安德森桥的栏杆由灰色石砖砌成,攀着深绿的藤蔓。桥下,两只细长的小艇随
波逐流,艇上的人偶尔划两下桨。
我和爱丽丝一人拿着一杯Frappuccino 咖啡,并排站在桥上。刚才我们去查尔
斯河边的肯尼迪公园,没找到宿舍的人们——大草坪上只有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在
玩飞盘。
我们有点拘谨。我问爱丽丝实验做得怎么样,她说还好,转而问我功课如何。
我说功课总是那样。然后我们默默走下安德森桥,拐了个弯,沿着河边的小路走,
避开喧闹的车流。河岸的草坪上,一群毛色鲜亮的野鸭子笨拙地摇来荡去。一个七
八岁的小女孩正抛面包屑喂它们。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新鲜而神秘,虽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走在河边。我突然想到
自己来这里半年多了,连东南西北都没分清——如果不是那边的夕阳,我几乎可以
说迷路了。柔和的阳光映在河面上,河面的淡淡水气一片迷朦。岸上连绵的春草、
喂野鸭子的女孩、天边的红晕,这些似乎都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才在此刻出现在我
们眼前……我感到有些不足:无数暖和的傍晚,学生们在对岸的实验室里、计算机
前,费尽心力,企图洞察自然和人生的法则。可相隔在中间的是实验室的厚墙、一
座座建筑、一条条街道。他们根本没注意河边梦一般的景色。河边的世界如此复杂、
精妙、完美,我即使研究一生,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爱丽丝走走停停,时而转头看看夕阳。她要掠一掠头发,先把手里的Frappuccino
挪到另一只手上——就连这个动作,也显得优雅而别有深意。有时她低下头,好像
在想什么要紧的事。然后她忽然一笑,讲起系里的一位教授——此人手下有三个学
生,恰好都是瘦子,简直是皮包骨头。
“一定是在教授的压迫下才瘦成这样的。毫无疑问,这位教授是奴隶主,我绝
对不选他当导师。”
我点着头,又愣了一下。爱丽丝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她加快了步子。面前是另
一座石桥。我们从桥上回到河那边,沿着河岸继续走。
仿佛只过了不久,我们就走了很远。太阳落了,风有点凉。爱丽丝望了望天边
的余霞,微笑着转向我。她的笑容欣喜里带着一丝嘲弄。当时我看起来肯定又幼稚
又傻气。但我丝毫不觉得尴尬。周围的一切揉为一体,在我脑子里留下一种新奇、
美好却熟悉的印象。发生在此刻的,我仿佛已经经历过;我和爱丽丝仿佛自小就相
识;我们从来都在一起……可看她就在身旁,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期待。
从河边回来,我们在Border Cafe 吃了晚饭——这是哈佛广场一家红火的墨西
哥餐馆,周末门外总有人排长队等吃饭。然后天晚了,该回去了。
哈佛广场上一阵喧闹震耳欲聋。地铁站出口处围着一圈人,当中是几个小伙子
在敲垃圾桶——听上去和录音机以及电视里的摇滚乐也没什么区别。哈佛广场总是
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无家可归者、政治活动家、酒鬼、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虔
诚的教徒。今天广场上大多是反叛青年。他们服饰新奇,头发五颜六色。
从哈佛广场进了围墙就是Harvard Yard。我们本来要回宿舍,在Harvard Yard
中间,爱丽丝信步转了方向,拐到Widener 图书馆前面。四下寂静无声,一级级长
长的石阶上洒满洁白的月光。我们在图书馆大门口的一根石柱旁边碰到了一对恋人。
小伙子皮肤黝黑,肌肉结实,像一尊希腊雕像;姑娘的眼睛极明亮,脸上是一种宁
静的美。姑娘看见我们,调皮地招招手;小伙子把抱在她肩上的手抽回来,也打了
个招呼,憨憨地一笑。
石阶两侧各有一个大石墩。我和爱丽丝在一侧的石墩上坐下。头顶是一片明净
的天,群星闪耀。我想跟爱丽丝讲讲星座、银河、牛郎织女,可这样似乎有点造作。
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样的天空让我想起济慈的诗《明星》——我最喜欢他这首
诗了。”
我请她背一遍我听听,她也不推辞,开始背起来:“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adfast as thou art -- Not in lone splendor hung aloft the night(
明亮的星,唯愿我像你一样长久——但不是高挂在夜空中的孤独的亮光) ……”
这时石墩下走过一个警察。他身子十分粗壮,制服紧紧勒着,腰带挂着一串钥
匙,在他屁股上叮当叮当响。我们的注意力全被警察吸引住了。等他过去后,爱丽
丝也不背诗了,笑着说:
“这位胖警察倒让我记起了一件事——是俄国文豪契诃夫死后的事。”
“契诃夫是患肺结核死的。爱丽丝,咱们别谈这些悲伤的细节吧。”
“确实悲伤,不过也很有趣,”爱丽丝说,“契诃夫平生一贯幽默,如果他知
道自己死后发生了这件事,肯定会忍不住笑出来。”
“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有了兴趣。
“契诃夫死后,一辆货车把他的遗体运到了莫斯科——那货车车皮上还写着‘
新鲜牡蛎’几个大字。那天恰好有个将军的遗体也被同时运到,结果不少在车站等
候契诃夫的人一下子跟着将军的棺材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有些疑惑——大文
豪的葬礼怎么偏偏遵循了庄严的军事礼节?等这些都澄清了,一队百余人护送着契
诃夫的棺材去墓地……据高尔基回忆,队伍里有两个律师,都穿新靴子、打领带。
一个在谈狗的智力,另一个在谈他乡间舒适的别墅,以及别墅周围美丽的大自然。
一个穿紫色套装、撑花边伞的女士一直试图说服她身边一个戴大眼镜的老头,说死
者如何有魅力和幽默感,老头则根本不相信。队伍里领头的人是个粗壮无比的警察,
正骑在一匹肥硕的白马上,庄严地向前进……高尔基对这些都很不满,认为有辱大
文豪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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