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八所的门诊部和警卫处
在西八所办公的,还有行政处、警卫处的部分单位和工作人员。
靠在西八所院落南出口的,是中南海门诊部,在这一带办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包括他们的孩子,患点小毛小病,都在这里诊治。这个门诊部规模不大,只有几位
医务人员,主任是郑学文,医生有刘杰、马苏高,还有一位医生,就是那个80年代
末到美国,出版了那本许多内容由美国人操刀的回忆录的李志绥。
李志绥在其回忆录里说,有一位住在瀛台的工作人员,患流行性大脑炎因误诊
耽搁而死亡。此事在中南海引起小小的震动,瀛台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建筑群很
近,门诊部的主任因此被撤换,他自己随之调进中南海门诊部。
李树槐女儿李延梅印象里确有患大脑炎其事: “我的弟弟也是在那段时间患大
脑炎的。我家住丰泽园内,周围都是中共领导人,为防止传染他们,我妈妈就带着
我弟弟搬到了丰泽园外、隔着一座桥的瀛台住了。”
在这一带占办公室最多的机关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及几位副处长的办公室,
处办公室、警卫科、保卫科、治安科、摄影科、保健科都在这里。但警卫科的人整
天围着自己警卫的首长转,难得有暇安坐在办公室里。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大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间,还有两位高鼻梁、蓝
眼睛的外国人,他们就是由公安部聘请的、给领袖保卫工作做顾问指导的苏联专家。
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好,苏联对帮助中国的保卫工作现代化、正规化也很重视,
来的这两位专家在国内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负责食品和保健的,叫斯乔宾,是克
里姆林宫的保健医师;一位是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叫尼契耶夫。
两位专家住在公安部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上班在中南海警卫处。他们带来了一
大堆条例和规定,有些是有参考价值的,但也有一些过于繁琐,把首长警卫搞得过
于神秘化。
例如斯乔宾,他对工作的确很负责任,整天手里拿着块白手巾,到处擦,发现
哪里有一点灰尘和油渍,就要对有关人员批评一通。
他还要求所有的食品都必须化验,不问来源。警卫处方面则强调控制来源,抓
供应基地,封闭经营生产,让敌特没有下毒的机会,减少化验的工作量。但斯乔宾
比较死板固执,为此经常发生争执。
负责警卫指导的尼契耶夫,也搬来一些脱离中国现实的做法。例如他提出许多
类似沿着中南海围墙内装一圈探照灯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中共领袖那里,显然是通
不过的。警卫处方面都没有样样照办。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他们就走了。
在警卫处办公的院落前面,有一片空场。保健科成立时担任科长的徐福静的长
子张纪宇,还清晰地记得在这片空场上发生的事。
那是在1951年。在这一年的3 月3 日,山东省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在
一次军区政治部会议上遭人刺杀。刺杀他的人叫王聚民,是“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
部宣传科副科长,1941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
杀。”
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被刺杀的案件,在建国后实属罕见,惊动了中共中央。毛泽
东亲自为此拟写了一份党内通报,希望“引起全党警惕”。毛泽东在通报中写道:
“据山东分局几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
命之际的报复行动。”
为防范再发生这类事情,毛泽东提醒全党:第一要“严防反革命的报复”;第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
无事”。
根据毛泽东通报的精神,中南海警卫系统从此将此事作为警卫教育的重要事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要求各单位,非警卫人员将个人保留的枪支上缴,当时称之为由
警卫部门“代管”。刚从战争年代过来,当初这些干部都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
许多人都有枪,有的人还不止一两枝。连田家英这样的秀才,都有一枝挺漂亮的手
枪。
“代管”的通知发出后,各单位都开始了收缴工作。康辉说:“我在我爸的办
公室里,看到一木箱子手枪,哪个国家的、什么型号的都有,是机要室里的老机要
们的。”
各单位收缴后,都送到警卫处保管。送到警卫处的枪,种类样式就多了。有步
枪、有卡宾枪,有长枪、有短枪,有老式的、有新型的,还有各种规格的。收齐后
的一天,警卫处将这些枪晾在办公室前面的空场上检点。
“我那天恰巧从那里经过,看到一地的枪,各式各样,眼都看花了。男孩子,
见了枪不摸一摸就手痒痒。我走进枪堆里,捡起这枝摆弄摆弄,拿起那枝比划比划。
恰巧一位常在蜈蚣桥头指挥交通的警察走过来,我认识他,就举起手中的枪对着他
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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