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急琴摧志亦酬——乔木同志的最后岁月和《回忆毛泽东》的写作 龚育之 郑惠 石仲泉 最后的一面 1992 年9 月15 日,在乔木同志谢世前的两个星期,我们三人赶到三○五医 院去探视。 这时乔木同志的病情已经恶化。跟上一次在三○一医院时看到的一样,他躺在 一张特别的病床上,身上插了这样那样的管子,骨折的大腿仍然被吊起来牵引着。 我们不忍目睹乔木同志遭受病痛的如此折磨,想多说些安慰的话。但是他头脑清醒, 很关心《回忆毛泽东》写作的情况。我们说,“回忆录”各篇的写作进展顺利,请 他放心。他仍像往常那样马上矫正说:“不是‘回忆录’。‘回忆录’是写自己, 这本书不是对自己的回忆,是对毛主席的回忆。”还说:“我病了,你们的工作在 我这里搁浅了。”这是指我们送给他的几篇稿子,现在搁在他那里,他无力审阅, 表示了不安。我们看到他精神还好,又向他请示编辑《胡乔木文集》碰到的两个问 题。一是五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起草和修改,乔木同志花 了很多心血,但是考虑到参加起草的还有许多位同志,提纲是以一个部门的名义颁 发的,我们觉得还是不编人文集为妥。他立即表示完全同意。还有一个是《中国为 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篇文章。此文题注说明是乔木同志1989年三、四 月访美时的一篇学术报告。1992 年人民出版社创办《学习》杂志,先出试刊,试 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话。但是这段话讲到了89年4 月以后的人和事, 从而出现了时序上的矛盾。我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思考了一下,决定删去涉及 的具体的人和事,只保留原来加写的话的大意,并且从正文中移出,改为一条附注。 在谈话中他还询问了一些有关党的工作的问题。看到乔木同志与疾病作斗争的顽强 意志,在病危之际还关心国事、眷念工作的忘我精神,在处理文稿中的实事求是作 风,我们都为之深深地感动。告辞时,他伸出纤弱的手与我们——握别。这短短二 十多分钟的探视,成了我们与乔木同志最后的一面。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受命负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工作已近三年。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这是倾注了乔木同志一生中最后的全部 心血而又没有来得及经他审定完成的一本书。现在围绕这本书的写作情况作些回忆, 以纪念离开我们两年的乔木同志。 写书的缘起乔木同志是1941 年2 月调任毛主席秘书的。这时正值国民党顽固 派发动皖南事变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紧张的日子。 毛主席身边急需人手协助工作。从这时起,乔木同志任毛主席秘书兼中央政治局秘 书,一直继续到1966 年6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长达二十五个春秋,尽管在六 十年代前期乔木同志病休的几年间减少了与毛主席的工作联系。在这四分之一世纪 里,乔木同志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情谊。对乔木同志来说,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 是直接的领导他的上级,又是他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引路人。他的成长与毛主席是分 不开的。有的老同志说:“没有同毛泽东的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乔 木同志对毛主席确有一种知遇之感。他很佩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气度,毛主 席也很赏识他的学养和才干,尽管他是秘书、是助手,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是敬 畏有加,而是“如鱼得水”。他也曾受过毛主席的批评,但工作中有不同意见仍向 毛主席提出,甚至跟毛主席争论,有时还很“固执”。这种“固执”,使毛主席 “烦而不厌”,还觉得有些“可爱”。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说:“毫 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 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 作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前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体 系,并在建国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毛主席的事业、威望发展到鼎盛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乔木同志与毛主席朝夕相处,帮助毛主席作了许多工作,出色地完 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许多任务。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在协助毛主席的工作上愈来愈配 合默契,毛主席对他的使用也可以说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这是十分难得的。在我 们党的历史上像乔木同志与毛主席这样的秘书与首长的合作关系,也是不多见的。 “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这是乔木同志七十自寿的诗句,表达了他对这段岁月的深情怀念。这不仅仅是个人 的情感所系,更重要的在于中国革命的这段岁月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毛主 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通过和平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有许多好的思想值 得研究。这是我们党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对这段历史经验的研究已发表了许多文章,许多老同志也出版了对毛泽东 的回忆文字,但是谁也不能替代乔木同志的研究和回忆。他的特殊岗位、素养,使 他对毛主席有别人难以得到的了解,回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有其特殊的心得。因 此,不少老同志和熟悉乔木同志的人们早就建议他写回忆毛主席的著作。 就我们三人而言,也早都希望他着手做这件事情。记不准是在1985 年还是1986 年的夏天,在北戴河,那时龚育之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曾为此专门到乔木同 志休养的别墅去看望,向他提出写这样一部书的建议。龚说: 如果乔木同志同意做这件事情,可以由文献室的毛泽东研究组和理论研究组出 一些人做助手,帮助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供乔木同志参阅,听乔木同志口述,准 备问题同乔木同志讨论,口述和讨论全都录音整理出来。这些材料是写书的准备, 对文献研究室将来写《毛泽东传》,也是极为宝贵的。乔木同志听了,说:“谢谢 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以后再说吧。”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恐怕是因为当时乔木 同志还在中央一线工作的缘故吧。 在1987 年党的十三大以后,乔木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起退下来了。 这时,建议乔木同志写回忆录的同志更多。但是,写回忆毛主席的书是个较大 的工程,牵扯的方方面面较多。乔木同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拿定主意。 几经踌躇,在1989 年下半年,乔木同志萌动了着手写“回忆”的念头。 有两件事对他起了“催化作用”。一是整理出版他的文集,看了些材料,勾引 起对四十年代的许多回忆;二是在这年10 月和11 月将逢先知同志写的《毛泽东 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审看了两遍,作了许多修改,并写了《校读后记》,他认为这 篇长文的“丰满的回忆”,使他也想起了许多事情,增强了写作回忆毛主席的书的 信心。他对逢说:我的两个秘书先写着,你来作顾问。 1990 年2 月,乔木同志找郑惠同志谈话,进一步表明了写书的意向。他说: 我想写点回忆毛主席的东西,着重写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写毛主席怎样领 导中国革命,克服挫折,战胜困难,打败反动派,取得最后胜利。 还是用他的著作、活动作主线,用当时具体的历史(党内、国内、国际的事件) 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贡献作一个比较条理化的分析,目的是想为宣 传毛泽东思想增加一点内容,对这方面的教育有所贡献。这次谈话初拟了五、六个 题目。接着在4 月至6 月间,他就如何试写一些题目同担任过他的秘书的东生同志 和正在任秘书的邱敦红、徐永军同志谈了几次。8 月下旬到9 月上旬,又找文献研 究室的石仲泉同志谈了三次。乔木同志要石仲泉也参加进来,再找几个人。他说: 先写四十年代,从1941 年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一直写到建国前夕。这既不是写传 记,也不是写这一段的全部历史,着重写我了解的情况,包括毛主席的重要决策和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涉及一些个人的回忆,但后者不是主要的。要说明毛泽东 思想怎样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能靠搬用抽象的理论,而 是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靠具体的政策。这本书就要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 具体政策和决策写清楚,把毛泽东思想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讲清楚。石仲泉领 了五个题目,作为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一项科研任务来进行。参加工作的同志 在多次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几个专题也进行了试写。后来,乔木同志花了两、三 个月时间写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其他同志手上都还另有 一些具体工作。这样,《回忆毛泽东》一书预定的写作进度受到了影响。 1990 年冬天以后,又有两件事促使乔木同志下了要采取措施加快写作进度的 决心,这年11 月,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送给乔木同志提意 见。乔木同志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两遍,认真提出了读后意见。乔木同志对薄老的书 评价很高,亲自写文章推荐,称赞这本书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后,乔 木同志多年倡导的、由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写出。乔木同 志抱病读完了其中较难写好的几个章节,甚为兴奋。他特意为该书写了题记,同样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两本书的写成和出版给乔木同志以很大启发。原以为在较短 时间内较难写好的著作,现在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促使他下定决心尽快成立编写 组来协助他展开工作。在参加薄老的书的座谈会后半个月,1991 年6 月26 日, 他郑重地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成立编写组在两年内写出这本书的计划。江泽民同志 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诸同志对报告都作了批示,积极支持乔木同志的这项工作。 乔木同志对中央的批示深感欣慰。8 月26 日,他找龚育之同志谈话。龚在参 与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后,原计划写一本《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 泽东》,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指导和支持。乔木同志对龚的写作计划, 一是表示支持,二是希望龚也支持他的工作,两者兼顾。 还说:现在不是那次在北戴河你来动员我写,而是我来找你帮忙。四十年代那 一部分已有部署,五十年代那一部分也要作出部署。先把四十年代写出来,你也与 闻一下。以后五十年代的部分你要多抓一些。 8 月28 日,乔木同志找郑惠、石仲泉同志谈成立编写组事,希望早一点把班 子搭起来。这次谈话议定了一些题目,并对龚、郑、石三人的工作作了初步分工。 这样,《回忆毛泽东》的写作即由酝酿阶段和先期工程进入有组织的实施。 乔木同志曾经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说过:如果不编出《毛泽东文集》, 我对不起毛主席。事实上,他是以同样的心情来对待《回忆毛泽东》的。从1991 年9 月起,他全身心地投入这本书的写作了。 基本的设想 当时,乔木同志的身体因癌细胞扩散已经很衰弱了。家人和医生还没有把病的 真情告诉他。他对战胜疾病、早日获得康复表现了很大信心。9 月6 日,他召集编 写组全体会议。一是与大家见面,彼此熟悉一下;二是交代任务,布置写作题目和 要求。他宣读了亲笔写的包括三十七个题目的写作计划。 这天,他兴致很高,询问了他过去不熟悉的同志的基本情况,对有不同年龄层 的同志组成的班于表示满意;对有几位年轻人参加更是格外喜悦。 乔木同志一贯对工作抓得紧,现在更成了一个“急性人”。他安排了一个相当 紧张的工作日程表,要求每个星期听取一次汇报,谈一个写作题目。 有时甚至不到一个星期就要谈一次。仅11 月份就谈了五次。大都是我们去他 家里谈话。后来他在三○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还找我们去谈了两次。从1991年9 月编写组成立致1992 年4 月的七个月内,或在全体范围,或召见少数有关同志; 或长时间,或时间较短,共谈话十多次。加上编写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谈话,共达 二十多次。 在这些谈话中,乔木同志对这本书的基本性质和写作要求,想的很多,很深。 在书的体例上,他明确指出:要写成一篇篇文章,而不是写编年史,也不能同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重复。 在谈到书的内容和主人公时,他多次强调:内容以回忆毛主席为主,全书以毛 主席为主体,是对他的回忆。不把中央整个活动放到里面。中央一些活动同毛主席 没有关系的,就不说了。因为是个人回忆,拟定的题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 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没有接触过,就不好写进去。有些事也许 没有那么大,但从个人回忆方面说,比较清楚,就列到题目里了。这本书说是个人 回忆,但有相当多的事也不能限于个人回忆。有些事我接触过,但详细情况不很了 解,这种事还是要写,因为它很重要,需要通过查材料讲清楚。这在四十年代中的 情况更多一些。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写的时候不要勉强 加入个人成分。勉强加入不适当,使读者感觉是故意把个人加进去,失掉书的主旨, 成为不是回忆毛主席,而是回忆自己。回忆成分多少要看事实。凡是可以回忆的, 个人接触多的就写进去,也还是以毛主席的活动为主。 在谈到叙事与议论的关系时,他指出:我们写的一部分稿子的基本性质应该是 文献性质,可以有些议论,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其为回忆了。 主要是把一些现在大家不知道的事介绍出来,体会、议论只能在这里面稍微有 点穿插,带有点题性质。回忆要以事实为主,不能以议论为主。 在谈到档案材料与回忆材料的配合时,他指出:材料来源,一是党中央保存的 档案;二是各种公开出版物,回忆录,文章,当时的记载(报刊上的): 三是个人回忆。三方面结合起来。仅仅靠个人回忆是不够的,不能把事情说清 楚。 在谈到每篇专题的篇幅时,他说:最早是想一篇只写一万字,现在看一万字不 行,可能要到两万三万。看题目涉及的内容,需要讲多少就写多少。 在谈到出书的时间与写作质量的关系时,他明确他说:出书的时间,1993年纪 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最好在那个时候出。这样,时间比较紧。当然还是以书的质量 为第一标准。如全书不能都写完,也可以分册出。 先写的两篇(篇章介绍之一) 关于苏德战争与中国政局,是乔木同志最早选定的一个写作专题。他与最初执 笔者徐永军在半个月内谈了两次。他说:苏德战争是毛主席最关心的。 它对国内抗战有很大影响。这之前,中国抗战是很沉闷、很危险的。国内发生 了皖南事变。国际上,英美等国有可能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利益,搞远东慕尼黑 阴谋。苏德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工作非常紧张,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后的国际形 势。苏德战场的各种变化引起中国国内情况的变化,这个问题现在不大为人注意。 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有话可说。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说:这个题目有大量的文字材 料可用,如社论、电报,也不复杂。要从战争爆发写到苏军大反攻。一方面;要反 映出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紧张、沉重的心情,毛主席当时怎样全神贯注于苏德战争 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反映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引起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利 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国的影响,则是由原来的击破远东慕尼黑阴谋, 到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谈话之后,他还用十六开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八页的 详细提纲,理出文章的思路,实际上搭起了一个初步框架。这八页纸,计约四千字。 后来的文稿基本上是按照乔木同志的上述思路和这个提纲展开的。现在,这八页薄 纸成了他指导写这部著作遗留下来的唯一的长篇手稿,尽管是未写完的手稿。 《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乔木同志较早提出要写的另一个专题。 还在编写组成立一年前,他就找执笔的石仲泉谈了这个专题。他说: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消灭共产党,至少消灭新四 军。但是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对日本人估计错了,对共产党估计错了。 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估计错了,对国际反应也估计错了。皖南事变后他的处境很 被动,陷于孤立。毛主席领导全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影响很大,比打退第一次反 共高潮的影响要大。我们党的政治进攻取得了胜利。这是抗战中国内阶级斗争最激 烈的一段。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运用得淋漓尽致。既分化 了国民党当权派,也加速了争取中间派向我党靠拢的进程。这次斗争的成功,表现 出毛主席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 党在政治上更成熟。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 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很精彩的一 段历史,也是很难得的一段历史经验。此后,蒋介石的反共再也没有那么大的高潮 了。我们党对王明右倾错误的认识更清楚了,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领导的威信大 大提高了。 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意义。 乔木同志除了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决策外,对于这个 题目如何写法,也谈了一些具体设想。他说:文章采用回忆方式,不是回忆整个第 二次反共高潮的历史过程,而是回忆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是全面地写这 段历史(那是包括重庆方面的斗争),只写毛主席怎么领导这个斗争,皖南事变的 背景要讲得简要明白,应当多讲事变过程中毛主席的分析、决策。这一段的资料很 丰富,只能选用其中少数重要的。这篇文章不要写长,可以写得很出色。 这个专题的初稿写出后,乔木同志又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并在初稿上作了 一些文字润色。比如,写到毛主席起草“佳电”时,原稿写得简单,说:“毛主席 最后敲定‘佳电’文字写了一夜,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乔木同志先在 “佳电”后加了个注“(韵自代旧,“佳”为9 日)”,还在“写了一夜”后加了 点描写的话,“写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这就使当时的情景跃然纸上。对于“佳电”内容,乔木同志评价很高。原稿写 道:“佳电”“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乔木同志改为,它 “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卖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 原稿对“佳电”有一段简短议论,说“它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 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的杰作”。 乔木同志在“刚寓柔中”之后添加了“情理交融,回肠荡气”一语,并加写了 “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 这段文字。这既是议论,同时也是抒情,把读者带到了当年那难以忘怀的战斗岁月, 使文稿增加了感情色彩。这篇文稿再作修改后又送乔木同志审定。1992 年4 月, 他看了这篇修改稿,还有另两篇送审稿(《整风运动:1991 年“九月会议”前后 》和《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满意地表示:如果其他文稿都能写 成这个样子,那就算可以了。 边区施政(篇章介绍之二) 《回忆毛泽东》这本书,虽然是根据大量档案材料来写作,但是乔木同志本人 还是竭力搜索记忆,提供了毛主席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具体资料,包括 一些鲜为人知的亲闻亲见的轶事,也讲了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就构 成了这本书的某些特殊价值。 除对上述两个专题讲了一些外,对其他专题也讲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史实和思 想材料。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和政治经济建设,是过去党史户讲的较少,放 在次要地位的一个问题。乔木同志以他的亲身经历谈了写这个专题的重要性。他说 :1941 年我在毛主席那里工作时,他正忙碌着搞《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 纲领最初不是毛主席写的,但他作了大量修改,费的心血比较多,同他写的差不多, 实际上也是由他全部定稿的。这个纲领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 是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运用。它对各个方面工作都提出了要求,规定 了政策,是一个系列。 乔木同志说,毛主席非常重视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从三十年代到达陕北后, 直到四十年代,毛主席多次他讲要尊重边区,搞好和边区的关系。他有两个著名的 论点:一个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一个是“洋包子和土包子。”他在延安时期 始终是这个观点。由此出发,才能谈到他对边区做了什么工作。毛主席为什么反复 强调这个问题呢?原因很清楚,从南方来了大批干部,一个时候集中在边区,对边 区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边区看不起,中央和边区的关系就不好处理。就我所知, 中央对边区工作始终关怀、支持,一直多方面地进行指导。当时关于经济问题,党 内有不同看法,在边区政府和边区党委之间有一场争论。实际上,是林老、谢老在 一边,高岗主持的边区党委在一边,关系比较紧张。林、谢二老年高德劭,居高临 下,认为他们说的活,高岗应该尊重。但是,高岗自恃正确,没有同他们处好关系。 毛主席派李维汉同志去,当边区政府秘书长,是很重要的一着棋。李有组织能力, 会处理这种关系,结果处理得比较圆满。 乔木同志说,这次争论的核心,就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边区人民的负担 是否过重?开始认为不重,后来认识到,公粮收多了。不是有一个“雷打毛泽东” 的故事吗?反映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怨言。处理这个问题,也反映出毛主席的特色。 他不但不去追究,反而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有这种意见。于是提出精兵简政、发展生 产,这是一个转机。林老、谢老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全局。从全局 来说,要减轻负担,但也要有必要的负担,包括在运盐这些事情上需要有一点强制 性措施,否则维持不下去的;为了干预这场争论,毛主席认真地研究了经济问题, 发表了那篇讲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关系的著名文章。但是,《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一书,不能说成全是毛主席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材料是李富春同志他们搜集的, 毛主席利用这些材料,加了许多分析,加写了许多文字,不愿意说这全是他的东西。 毛主席正确地解决了当时出现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 乔木同志还很动感情他说:毛主席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作自己的“亲儿子”, 非常爱护。不说这些事情,就不容易了解清楚毛主席、党中央与边区的深切关系。 1947 年撤出延安后,为什么毛主席坚持笛在陕北,而且在同胡宗南军队的作战中 胜利了?党、政府、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很深,是根本原因。 这是有来由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毛主席在陕甘宁 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而是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从这里讲起,就讲出 头绪了。不然,许多问题不容易说清楚。 延安的整风(篇章介绍之三) 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和整风,这是乔木同志在延安时期直接参与的主要工作之一。 讲这个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这方面的档案材料也最丰富,在这本《回忆毛泽 东》中,围绕这个主题写了一组共六篇文章。 乔木同志说:开始到毛主席身边作秘书,不知道怎么做,看到毛主席在校对《 六大以来》清样,便说:“我来于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 以后就接手这件事。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为七大作准 备。当时还没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王明从苏联回来,在1937 年12 月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他指责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许多正确作法,大肆宣扬 抗战主要的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思 想。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 原来的正确主张。会后,王明到武汉,公开发表了许多宣扬右倾思想的言论和文章, 蒋介石并不认为王明有什么分量,他那一套在武汉完全碰了壁。六届六中全会上批 评了他的错误。他始终没有接受批评,在延安重印了他在1930 年写的《为中共更 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 还是错,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要算历史账。编《六大以来》,可以让大 家看清楚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 乔木同志说,从1928 年召开六大到1941 年编《六大以来》。中间间隔时间 长,情况变化大。毛主席过去没空研究四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问题,在苏区时对这 些文件也不可能有很多接触。在编《六大以来》过程中,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些文件, 不能不考虑:四中全会是怎么来的,文件是什么性质的,有哪些问题,三中全会对 不对,该不该否定,六大对不对等一系列问题。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 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 “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 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 对学的历史的学习。《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乔木同志还说:毛主席编《六大以来》有一个副产物,就是在编辑过程中选择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九个重要文件进行解剖,写了九篇批判文章。毛主席对那些文件 非常熟悉,引用起来如数家珍。这九篇批判文章很重要,标志着毛主席对第三次 “左”倾错误的认识深化了。尽管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后来还有发展,但当时毛主席 的认识已经是比较系统的了。对他来说,这是对“左”倾错误认识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毛主席写的这九篇文章,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笔记。当时没有准备发表。这里 涉及到对个别人的评价,又与文章的形式过于尖锐有关。如果在整风开会场合,或 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不会这样讲。他只在很小范围给两三个人看过,既不是征 求意见,也不是讨论。我看到了,是因为秘书工作的方便,并不是正式给我看的。 六十年代中期看到“九篇文章”的人可能多些。毛主席很看重这些文章,在六十年 代还有修改。到他临死前不久还把这批文章拿了出来。但是这些材料没有进入社会, 连党内的社会也没有进入。 乔木同志说:“九篇文章”除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外,在哲学思想方面有 很多发展。好些问题在这里讲得比较清楚,毛主席过去的文章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这也表明整风是从思想方法着手的。“九篇文章”不仅讲了思想方法问题,而且还 贯彻了这个观点。到编辑《两条路线》时就完全是政治性的了。这时整风运动已经 开始。编辑《两条路线》是总学委的工作,不费什么事,我参加了编辑。那时对路 线问题的认识已经清楚。毛主席人《六大以来》中把题目选出来,然后大家再传阅 一下就定了。干部们对《六大以来》很感兴趣。有人提出,研究历史干脆从一大开 始,于是中央决定编辑《六大以前》。它有助于人们了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发展 的历史,也有助于把陈独秀同王明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作比较。这在当时已经没有 什么争论。 乔木同志继续说,编《六大以来》还有一个未成品,就是“历史草案”。 “历史草案”是“九篇文章”的姐妹篇。“九篇文章”写在前,“历史草案” 可能在后。“九篇文章”是毛主席个人的想法,“历史草案”是为着准备起草决议。 这是中央内部整风的结果。这个“历史草案”后来搁下来了,是因为这中间经过全 党整风,许多高级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感到原 来的有些认识就不够了。例如,说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就不 行了,实际上是从四中全会开始。那时,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 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还有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也不能不考虑。随着中央整 风深入,回顾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不能不重 新写。 乔木同志对整风运动谈过多次。他说:整风既要解决历史问题,也要解决思想 路线问题,要解决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对立面就是从教条出发。 从教条出发,关键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但是,中国革命要依靠中 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情况来工作,来解决问题。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 有依靠中国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搞整风,学习文件,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战处在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 相对稳定,前方根据地在缩小,我们处在困难时期。 如果不是那么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是很难理解的。整风的方 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表明我们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有世界意义的。 斯大林搞残酷斗争的一套,列宁跟斯大林不同,但是列宁进行党内斗争也跟我 们整风的做法不一样。这次整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思想方法高度讲路线斗争, 批评了过去党的历史上进行过的批“左”、批右的斗争。过去开展的那些斗争都没 有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阶级分析、思想分析,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分析, 因为有思想分析,接下来才有阶级分析。当然,整风运动也有缺点,一方面很民主, 一方面又很紧张。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 分。由于搞得很紧张,所以才会 一下子转到审干。尽管康生在这里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 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 乔木同志早在1985 年12 月和1986 年1 月就三次谈过历史决议问题。编写 组成立以后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作为毛主席的助手,对《决议》的起草 工作始终参与其事。《决议》的起草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 是他的。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搞,是集中一些人槁,以他为主。 《决议》起草委员会,许多老同志参加进来了。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 天天开会,开了几个月。有的人在会议记录上没有,但实际上参加了讨论。 参加讨论的人有几个是固定的,天天参加;有的是今天参加,明天不参加。 在枣园的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逐段地讨论,很认真。有些同志 从外地调回延安,手边没有什么工作,也参加讨论。对决议稿的每一句话,特别是 一些重要段落,讨论得很仔细。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每次修改都是以这 些讨论为基础。我多次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修改。后来拿到全会讨论,毛主席讲了什 么意见,我马上写进去。这个稿于修改的次数难以统计,不断地改,改了以后送一 些同志传阅。在委员会讨论时,任粥时同志管得较多,到全会讨论后,就是毛主席 自己挂帅了。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搞 过文件。这个决议在整风的基础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什么 要这么提?有这个需要。如果不提,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 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由这 里联想到八大,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 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他们刊用时都 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象征。 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也不是没有缺陷的。其中之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 其他人很少提到,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对党的历史叙述得也 不大周到。 从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到通过整风起草历史决议,这是四十年代党史的一个重 要内容。乔木同志披露的上述史实,使许多具体问题得到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乔木 同志的一些独特见解,使编写组人员对这段重要历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 国际和外交(篇章介绍之四) 乔木同志参与了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一些工作,知道不少情况。他说: 四十年代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接待美军观察组,同赫尔利会谈,都属于重要的 外交活动。国内没有一部写同美国人谈判的历史著作,许多材料没有公开发表,能 看到的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各种回忆。写这个题目,是填补很重要的一段空白。在1944 年为什么出现了与美国官方、军队合作的可能性?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当时出现 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二是美国正在考 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产生了观察组。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有求于 我。我们则抓住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情况并非是因为我们主观上抱了很大的 希望最后落空了;更不是说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当了。我们与美国的交往, 至少取得了这样几点结果:第一,了解了美国政府对我们的真实态度。当时国际国 内都要求中国进步,要团结,要民主,美国政策到底怎样,我们原先不很清楚。美 国后来对我态度的变化,说明它的根本利益还是和蒋介石联在一起,中共与美国的 合作不会完全成功。对美国政策摸底有一个过程,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必须要摸 才能知道。第二,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们有的人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我们的工作使普通美军人 员受到很大的感化。他们是完全自愿的,不是洗脑筋,而是开眼界。第三,与赫尔 利的谈判也是成功的。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毛主席对美国人表 现出很大的吸引力,使谈判者无拘无束。 他很机警,对有威胁性的话的回答很严肃。赫尔利这个人最后身败名裂。无论 是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后来与马歇尔的谈判,我们始终有理、有利、有节,取得 了与美国谈判的重要经验,为后来的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对战后国际形势如何估计,这是二次大战后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影响也较深远。 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谈话,同时由陆定一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反 映的都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非常英明的。战后国际形 势发生的最大变化,主要是英、美同苏的对立,从合作变为对抗。国民党对此大加 渲染,强调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共产党内也有不小的影响。党内党外为此忧 心忡忡。毛主席有洞察能力,不被喧嚣一时的议论所迷惑。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着重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美国同苏联的矛盾不是那么严重,美苏战争打不起来 ;第二,美国主要是同第三世界的矛盾发展了,美国利用反苏叫嚣侵略“中间地带”, 这是事物的本质;最后,美苏妥协,各国人民不必跟着妥协。毛主席讲的中心问题 还是中国问题。战后,同美国作斗争最尖锐的恐怕是中国。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担忧,在别的国家可能不像中国那么突出。蒋介石对打赢内战信心不足,把希望 寄托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毛主席发表谈话,就是要振奋大家的精神,把人民动员起 来打败美蒋进攻,坚持斗争,使大家看到这是目前真正的出路所在。这是关键之点。 当然,毛主席对国际形势估计也有些不准确的地方。 当时对美国人民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对美国人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对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矛盾都估计过高了。还有,当时寄希望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能 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后来爆发的危机的影响并不很大。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乔木同志认为还有一个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他说: 苏联始终对我党关系冷淡,援助不多。就是在皖南事变时,苏联的反应亦不如 美国。斯大林不信任中国党。我们同美国没有接触时他就不信任;同美国有了接触、 疑虑更多。苏联人要我们大规模出兵打日本,为它解除后顾之忧。 我们就是坚持打游击战,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 为我们不支持它。 1946 年马歇尔来华时,毛主席要恩来同志带话给马歇尔,说“我要出国首先 去美国”。毛主席讲这个话,一方面是策略,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摆出一个姿态; 另一方面,表明了对苏联有看法,苏联不援助,我们想争取美国的援助。但对我们 争取美国援助,斯大林又紧张。美国有材料传,1945 年初,毛主席曾考虑去美国。 这个事太大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可能是搞错了。讲到苏联,在抗战结束 时出兵东北,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塔斯社记者写的《延安日记》说毛泽东对 此闷闷不乐,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毛主席很高兴。至于解放战争后期,苏联是否 提出过“划江而治”问题,恐怕没有,但风声总有。我想,苏联正式提出这种意见 的可能性不大,但苏联也没有正面说,我们支持你们。苏联害怕我们同蒋介石打仗, 后来又害怕与美国人打仗,担心会引起世界大战。在要不要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 大林或是莫洛托夫曾对我们说,别想把我们拉到战争里去。苏联对美国估计过高, 对中国人民估计过低,这种倾向始终存在。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 1950 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 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当 然,要决裂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这都与考虑苏联的态度有关。全国胜利后, 斯大林对少奇同志说,“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表示过去苏联对中国的判断有误。 苏联没想到,美国也没想到,中国革命这样快取得胜利。从许多文件中可以看到, 毛主席坚持胜利的信念。好像历史的发展变化差不多就是他指挥的。 乔木同志的这些回忆材料是十分精彩的。它廓清了不少迷雾,对一些重大历史 问题作了具有权威性的说明和分析。 对于四十年代的其他问题和五十年代的一些问题,乔木同志也提供了不少史料 与见解。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遗憾与告慰 有如前述,写成和出版一部回忆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 著作,是乔木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立下的宏愿。但是,他着手实施的时间显然 是太晚了。他逝世以后,按照原来设想出书的条件已经失去。 当时的情况是:三篇经多次修改比较成熟的稿子,乔木同志又看过一遍,并作 了少量修改,表示大体满意;十一篇初稿,乔木同志看过或向乔木同志汇报过,他 提了修改意见和要求,但修改稿他没有能够再看;三篇初稿刚写出来,乔木同志均 未看过;还有几篇初稿尚未写出。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工作能否或者如何继续进行, 成为一个问题。 1992 年11 月12 日,编写组召开了一天全体会议,讨论怎样在乔木同志不 在了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实现乔木同志的遗愿。 大家一致认为,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用乔木同志的口吻写稿,用乔木同志的 署名出书,已不可能。根据长期的接触,我们几个人都深知,乔木同志对写作的要 求是非常严,非常高的。我们帮他拟个初稿,本来是希望提供一个基础,由他本人 最后仔细修改定稿的。过去我们也帮他写过别的文章,不但都是按照他详细交代的 意图起草的,而且都是经他三番五次修改,大段大段改写,才最后定稿,署名发表 的。现在写成的初稿,即使是他最后看过、表示满意的三篇,也同他过去反复修改 定稿的情况还有差距,其他各篇差距就更大了。如果就这样作为他的著作来出版, 这无论对于乔木同志,还是对于广大读者,都是不严肃、不妥当的。但是,大家也 认为,在乔木同志指导下撰写的十多篇专题文稿,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 料,对于研究党的四十年代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特别是乔木同志 本人的二十多次谈话,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又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按照原 始面貌整理出来,保持谈话特有的生动性和鲜明性,读者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原汤 原汁”。这样,大家最后拟定了调整方案,即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谈话录”,是乔木同志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 按照乔木同志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十九篇文稿。经党 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此后就按照这个方案组织实施。 这本书以目前这样的形式出版,就乔木同志未能最后审定全部书稿内容,“初 拟稿”难以达到他所期望的水平来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乔木同志毕 竟对审阅的部分文稿表示了满意之情,其他文稿也是努力按照他认可的标准来起草 和修改的。中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审阅这部书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评价。有的领导同 志对文稿一一批阅,或曰“此篇已看,以为很好”;或曰“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 料,好”;或曰“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记录”,云云。还对全书批示道:“整个看 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有若干篇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 不可能。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有的领导同志指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四 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最完整的著作,填补了这段党史的许多空白,可以跟 已经出版的这类力作媲美。 乔木同志在七十自寿的诗中云:“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实现乔木同志的部分遗愿,告慰乔木同志。 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大学者、理论家和辞章家。我们三人都有幸在长时 期工作中得到他的关怀、教诲和培养。这是终生难忘的。我们无不为他那广博的学 识、深遂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所折服。我们更对他在半个世纪中,为整理毛泽东著 作、为阐述和发挥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对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 始,在推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在整理邓小平著作、阐述和发挥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深表敬佩。乔木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非 常之多的。对乔木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遵循他的教诲,在他带领我们走上的研究 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征途,继续奉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