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亚:近水楼台 由于地理上的联接、自身文化的悠久及不间断性,华夏文明逐步以自己为中心, 形成了犹如强力磁场般的华夏文明影响范围。地处东亚的朝鲜和日本近水楼台先得 月,吸收了许多华夏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与本国传统相融合,形成了东方文明中的 一片绿洲。 朝鲜 朝鲜半岛因近邻华夏大陆,其历史之演变无不与古代华夏文明密切相关。据传, 朝鲜国大约是在公元前2333 年由檀君所立,他是上帝之子与具有人形的雌熊结合 而生。此外,流传最广的还有箕子建国说。据《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遗 事》等文献记载:箕子乃商纣王的叔父,为太师。纣王荒淫无道,箕子力谏被囚。 周武王灭掉殷商后,释放了箕子,箕子不事周朝,“走之朝鲜”,周武王于是封箕 子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教古民以礼仪,授古民以田蚕之技,还制定了成文法《乐 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箕氏家族从此成为朝鲜半岛上最早的统治者之一。 公元前195 年之后不久,燕国大将卫满率军东渡清川江,进入朝鲜。朝鲜王箕 氏将他们安置在半岛的西部地区,卫满利用准王的软弱和信任,发动政变,夺取王 位,自立为新的朝鲜王。卫氏政权一直与华夏大陆的汉王朝处于敌对状态中,后为 汉武帝翦灭,在朝设立四郡。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随之扩大。 汉唐之世,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代,也是华夏文化 影响最大的时代。据新、旧《唐书》载,高句丽人非常喜欢汉文化,子弟未婚之前, 昼夜读书,主要是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公 元372 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进行教育。7 世 纪中叶,高句丽派大批贵族子弟赴唐,直接吸收华夏文明精华,佛、道两教相继传 入,昌盛一时。 百济也以吸收华夏文明为目标,引入汉学,请汉学专家向皇太子讲授《论语》, 派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系统地学习汉文化。新罗更是吸收华夏文明的佼佼者, 不仅直接采用汉式姓名,而且以儒学为立国之本。682 年,新罗建立国学。8 世纪 中叶,国学改为太学监,定必修科目为《论语》、《孝经》,选修科目为《礼记》、 《周易》、《左传》、《毛诗》、《尚书》等。 788 年,新罗实施“读书三品科”制度,进行国家考试,优者录用为官。同时, 新罗还依唐制,将全国划分为9 省,省下设府县;以唐税制为参照,实行土地征税 的丁田制。新罗统一朝鲜,华夏文明之烙印已遍及半岛,皇宫、帝陵、书法、武器、 服饰、音乐等无不依唐式而兴。中国佛教也逐步进入了在朝鲜半岛上的延伸高潮, 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教派都在朝鲜找到了皈依者:律宗、涅巉宗、华严宗、法性宗、 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等相继风行一时。到高丽王朝时,儒学已成为国家 奉行的正宗意识形态,高丽国王一般要定期到国学举行祭孔活动,还把《孝经》、 《论语》等经典分赐闾巷儿童,以广教化。华夏大陆的文献典籍进一步传入,如《 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神医补救方》、《册府元龟》等。宋帝徽宋对此十 分欣赏,亲著诏书,使朝鲜名士权适带回。因徽宗的字画颇负名气,高丽睿宗下令 设置天章阁,以珍藏宋徽宗的诏书及书画,并向百官展示。更为重要的是,程朱理 学随后也传入高丽,对高丽的学术及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在李朝时达到 鼎盛,培养了一代朝鲜著名理学家,如徐敬德、李奓、李珥等。科举制也正式成为 选拔国家官吏的主要渠道。根据这一制度,各地均建起以学习理学为核心的学校, 每三年进行一次考试,每科录取100 名,优者经过专门培训后,参加更高一级的考 试,最后赴京进行终试,终试后可录取33 人,由朝廷直接分派官职。 中国清王朝时期,朝鲜仍不断地派使团来华。他们中不少敏学之士看到中国与 朝鲜之间的技术差别,主张“实学”,要求向中国学习生产技术,推动朝鲜工商业 的发展。但李朝统治者已现崩溃之兆,对此建议未能采纳,以致造就了一个比清王 朝还落后、还保守的东方古国。 日本 日本历史学家西岛定生先生称,中国文化圈的基本特征为:(1 )使用中国汉 字;(2 )接受中国的儒学及其思想;(3 )接受从中国传去的佛教;(4 )接受 中国的律令制度。由此观之,古代日本可称得上是吸收华夏文明之冠,是华夏文化 圈的典型成员之一。 据考古材料,华夏大陆之民可能在10 万年以前便已移居日本列岛,与岛上的 远古日本人共同创造了日本原始文化。秦汉时期,华夏文明以强劲的力道向日本列 岛辐射,促使日本列岛由蒙昧走向文明。中国的农耕技术、工具制造、文明意识就 是在这一时期改变了日本列岛的人文面貌,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开始以汉字作为其官 方语言,承认中国大陆的宗主国地位。 就吸收华夏文明而言,当时的日本人采用的是“双轨制”,一面直接向大陆学 习,一面从朝鲜半岛移植大陆文明。就在此时,自朝鲜半岛涌来一批阵容庞大的移 民队伍,首领自称是秦始皇后裔,故姓秦。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访华时称,他的祖 先本姓秦氏,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其源大致出于此。 隋唐时期是华夏文明的辉煌顶峰,是华夏文明向外延伸力度最强的时期。日本 列岛也进入了全面吸收华夏文明的新时期,这是因为自此开始中国正式开始输出其 高位文化,中国唐王朝是华夏300 年分裂后形成的最强盛帝国,其文化辐射力增强 ;而日本此刻仍然是以家族和神话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向先 进的文明学习已成必然之势。 603 年,日本圣德太子依照唐制,拟定了“冠位12 阶”,冠位的高低是以懦 家学说中的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 智、小智的顺序排列的。随后,他又颁布了宪法四条,作为全体贵族、官僚奉行的 道德规范,其中心思想是“以和为贵”,明确提出了“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 兆民、以王为主”的思想。为了更系统、更深入地掌握华夏文明之精义,日本多次 派出遣隋使、遣唐使。这些汉文化的沐浴者成为645 年日本大化改新的倡导者和实 施者。在改革中,日本人深深地吸取了唐朝文化精华。 改革后的日本官制为二官八省制,二官大体相当于唐之三省,而其中的太政官 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八省实际上是唐三省、六部、九寺中某些部门的综合、简化 形式。在地方官制方面,日本依唐朝的道、州、县三级体制,设国、郡、里三等。 在土地及赋税制度方面更是唐均田制的翻版,废止贵族的私地、私民,使之归国家 所有,把农民全部编织在土地上,实行班田制,令其负担赋税。班田制条文中有三 分之一抄自唐均田法例,主要特点是公民无地或少地,官府按掌握的公田,平均按 人口授田,人死或户绝须归官府。 学制方面,日本在中央设立大学家,内设明经、纪传、明法、算道等四道(或 四科),四道中以明经为首。地方上设国学。所学课程一如唐制。而且,天皇还以 唐玄宗为榜样,“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吏推举孝子,对 不孝者予以重罚。 此外,唐朝文化还在其它方面影响着日本文明的演化。且看日本的语言,约在 3—5 世纪时,中国汉字传入日本并成为日本官方文书及贵族的语言,但由于与原 日本语脱节甚重,于是日本有人创造了“万叶假名”,即用汉字的音“写”日本语 言,但因汉字难写,逐步发生简易化倾向,10 世纪中期后形成以汉字草体改成的 “平假名”和取汉字某一部分改写成的“片假名”。1981年10 月,日本政府公布 的常用汉字表,即日本国民一般社会生活中常用的汉字,仍有1945 个之多。而许 多日本人则以大量地使用汉字来显示其学问与教养。 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以“国教”的身分,在“镇护国家”的旗号下得以兴 盛不衰,唐代佛教各主要教派纷纷移入日本: 三论宗,552 年传入。 法相宗,653 年传入。 华严宗,740 年传入。 律宗,753 年传入。 科技、艺术各领域,日本无不受到唐风浸润。在历法上,日本从推古天皇12 年一直到清和天皇贞观三年(861 年),先后使用了刘宋元嘉历,唐仪凤历、大衍 历、宣明历等。而生产技术领域中的灌溉技术、印染技术、制瓷技术、农耕技术、 造纸技术、丝织技术的传入,大大推动了日本文明风貌的改善。以往,日本长期没 有固定的都城,在唐朝的影响下,第一个按长安的条坊制设计的都城藤原京建成, 后相继又建起平城京、平安京。日本的绘画及工艺品设计更明显地展示了唐朝的技 法与风格。 可见,盛唐文明是日本古代文明的发展之源。日本人积极主动地、全面系统地 学习华夏文明、移植唐朝文化。典章、学术文字、艺术、宗教等,一一东渐。更为 重要的是,唐王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已明显地深深扎根于日本文明之土壤中, 成为日本文明的基础。 唐王朝时期华夏文明的东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遣唐使。630 年,日本 首次派出遣唐使,目的是与新建的大唐帝国建立关系,之后又连续派来19 次,直 到894 年正式停派。正是这些遣唐使将华夏文明诸层面带回日本,在日本掀起了一 浪高过一浪的“慕唐”之风。遣唐使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汉 名晁衡)。此二人又是遣唐使中的两种类型:一个归国效力,一个终老唐土。 吉备真备22 岁时便被选派出使唐朝,留学17 年,专注于学问,不仅深研儒 家学说中的经、史、法,还涉猎算术、音乐、天文、历法、兵法、建筑等实用之道。 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大学寮助教,后升任东宫学士,为皇太子之师,最后官至右大 臣(正二位),甚受器重。 阿倍仲麻吕19 岁西渡来华,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以进士科及第,被任命 为春宫坊司经局校书,后升任左拾遗。733 年,他请求归日, 因玄宗多方挽留而 继续仕唐,先后任职秘书监、卫尉少卿,753 年归国遇险后不再打算归日,770 年 逝于长安。 唐之后,日本对华夏文明吸收的规模趋于减小,但因中日往来的持续,华夏文 明对日延伸之势并未停止,而且趋于深化。 北宋王朝时期,日本走上“锁国”之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日交往,直到 平氏政权建立后,日本才重开学习华夏之门。元灭宋后,华夏的先进文明仍源源不 断地输入日本,在日本反响最大的佛教禅宗就在此时成为日本佛教中的一员。禅宗 自南朝宋末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与儒、道、玄等思想的融合,已形成典型的中 国化佛教。日本人在唐代时虽接触过禅宗,但大规模地宣扬禅宗精义则是在镰仓时 代。倡导者主张,佛只在心中,人人都有佛性,只要通过自我修养,人人都可成佛。 禅宗东渐给当时日本社会许多层面带来了深远影响。禅宗式的庙宇、体现禅宗精神 的绘画等风行一时。 宋代理学是影响日本文明的又一精神力量。它的兴盛也得益于禅宗在日本的盛 行,因为程朱理学是在融合禅宗、道教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新儒学代表。 禅宗、理学成为日本武士阶层的基本精神支柱。到江户时代,中央幕府建立了 严格控制地方藩国的“幕藩体制”,以朱子理学为官学,利用它的大义名分、伦理 纲常等思想强化对下层人士的精神约束。日本社会等级制从此确定下来。 华夏文明在日本列岛的延伸还可归功于大批流寓日本的华人。汉、唐、宋、元 诸朝皆有为数众多的华人东渡日本,其中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除了鉴真和尚外, 还有明末的朱舜水。李自成攻陷京城后,皇族出身的朱舜水知大势已去,便离华赴 日,力图借海外之力助王室复明。几经遇挫后知大厦已倾,独立难支,便滞留日本, 传播儒学,门人众多,成为日本儒学一代宗师,深受日人尊崇。 如果说汉唐时期华夏文明在日本的延伸主要体现于对日本国家事务(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及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影响,那么,宋元以后,华夏文明已逐步渗入 到日本的边远地区及社会中下层。华夏文明的延伸展示了一条由上及下、由浅及深 的轨迹。 因天时地利之便,东亚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华夏文明延伸的一个内圈,以共同 使用汉字为鲜明特征,故许多学者称之谓“汉文化圈”。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于1991 年来华访问时对江泽民主席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 和中国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已故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也说过:他尊敬并热 爱中国,“虔诚地认为那是一个给了我们汉字的国家”。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