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顿挫一:内在机制的阻塞 古代中国尽管创造了影响全球的伟大文明,但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致命隐患。 当华夏强盛之时,它们未能构成明显的威胁;当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时,它们就将 华夏推向极度虚弱的境地。 第一种便是完备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既是曾把中国统一起来并将古代中国推向 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造成国势孱弱的根本内因之一。 大一统的绝对君主专制体制确立于秦朝。公元前221 年秦王政统一了中国,树 立了绝对皇权之威。他采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尊号,宣称自己是始皇帝,后世 子孙世代相承,称二世、三世皇帝。他废除了分封贵族制,全面推行郡主制,直接 隶属于皇帝。从此,至高无上的皇权诞生,皇帝的话便成为“金口玉言”,皇帝成 为无人敢违其意的“天子”。秦始皇以其特有的残暴向人们昭示了绝对皇权意味着 什么。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载:秦始皇采纳了谋士卢生“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 的建议,下令在咸阳郊外的宫殿内建起蜿蜒相连的270 种甬道,里面置放种种豪华 摆设,广纳天下美女,供秦皇随时“圣幸”,而且下令,无论何人都不准说出秦始 皇在什么地方,言者立斩无赦。有一次,秦始皇驾幸梁山宫,从山下看到丞相的车 马随从甚众,不禁皱眉道:“弗善也。”他身边的一名侍从听了此话立刻转告丞相, 丞相当即减少了车骑。秦皇看到这一举动后,不由大怒:“竟敢有人泄露朕之私语。” 于是令人追查是谁透露了他的话,结果无人肯招。秦皇下令将追随他身边的人全部 杀掉。 这种无以制约的皇权专制经过汉代的巩固,到宋代己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形态。 汉初的郡国并列、魏晋的门阀豪强、唐代的藩镇重吏从此成了历史的遗迹。到明代, 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其标志是丞相制度的废除,导火索是丞相胡惟庸的被杀。胡 惟庸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丞相,也是一位颇工心计的官员,他在中书省三年,培育了 众多的死党,常常独断政事,不让朱元璋知道。 朱元璋哪能容得,随便找了个借口便把胡惟庸杀了,还牵连杀了不少人。中书 省随之被撤销,中央的一切政事一下子都推到了朱元璋的案头。他平均每天要看200 份文件、处理400 多件事。这怎么能长久呢?于是他建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办事机 构——内阁,协助其审阅奏章。清代继之,后设立了军机处,使内阁更是成为徒有 荣誉的摆设。 华夏上千年的君主专制曾是令中世纪欧洲赞誉不止的“文明体制”,这一体制 却给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说过:“科学能使物尽其用,民主能使人尽其才, 一个能使物和人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必然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君主专制及于 顶峰的明清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人尽其才的制度,当然也就扼制了使物尽其用的科 学技术的发展。 高度的极权使政治成为现实生活中具有特殊功能和强力功能的职业,从而导致 了“官本位”社会的出现。世代知识分子几乎都以仕途为唯一前途,以“治国平天 下”为唯一理想。大量精英分子为求得官职,攻读八股文,潜心八股学。1915 年, 中国科学界的老前辈、科学社创办人之一的任鸿隽先生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 发表的《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指出:“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 也,取其当然而不知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 故纸,高谈理性……书本以外的知识永远不会被发现。”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 伯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的考试(指科举考试——译者)并不测试任何的 技能……也不考验是否具有个人魅力,如巫师和男子集会中所实行的典型表演…… 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沉浸在典籍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 才会得到的……思考方式。”①尽管这些论述不免过激,但也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多的优秀人才奔赴政治权力的祭坛,那么多的精英分子涌向政治舞台,国家的 潜力能不一天天枯竭下去吗? 中国古代的科学虽有长时期的发展,但科学的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尤其是在 天文学领域更是如此。在儒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天文学同政治风云变幻 有着亲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天文学是专制帝王用以祈求龙运、愚弄众生的有力工 具。所以,尽管华夏文明拥有翔实丰富的天文观测资料,却不能建立起系统的天文 理论,而且更无法成为民间人士研究的课题,以免“泄露天机”。公元978 年,宋 太宗赵光义下令“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闻者,罪论死。”第 二年各地就送了一大批天文术上进京,朝廷通过考试选中了其中不少人进司天台, 其余的人则黥配海岛。在野蛮的专制淫威下,科学家不是官僚便是罪犯,竟然没有 中间的道路可走。 到了南宋时期,司天台的官吏不会推算历法,朝廷只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 者以备选”。结果是“卒无应者”,也不知是不敢应召,还是真无人懂。 到明朝,朝廷对民间习天文者有了更为严厉的控制,明朝的沈德符在《野获编 》中曾载道:“国初,学天文有历禁,司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致使民间很少 有人学习或继承天文学。科学的政治化程度如此之深,象征近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又 怎能在这种的氛围内诞生出来!? 重农抑商的长期国策也是君主专制体制窒息文明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 历代帝王都以儒家学说的“农桑为本,工商为末”为治国基策。他们认为,工商发 达、农业荒废便造成国家供给的中断、经济繁荣的萎缩,甚至导致农民的暴动。专 制极权体制确立之初,重农抑商对保护农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效果,但到了13 世 纪以后,我国的工商业逐渐昌盛,科学技术也有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专制帝王似乎 从中看到了政权基础在震动,竟变本加厉地抑制工商业。结果在西方资本主义日趋 强盛的同时,中国却仍维持了农业大国的地位,国家的活力逐步枯竭,华夏文明到 了最危险的历史关头。 专制朝廷对于工矿企业的严格垄断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费正清教授在《美 国与中国》一文中谈到中国专制体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时说:“国家垄断了大规模 的经济组织和生产,因此每当个人企业由于应用机器和发明而可能成为大规模的企 业时,即为国家垄断所不容。”确实,古代中国盐、铁、铜、煤、贸易等企业几乎 全部是官办的,科学技术也为政府所垄断。这自然有利于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和集中 力量发展必需的生产和科学技术,但却窒息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和科学技术成果对整 个社会的促进作用。官办企业管理者多为官僚政客,腐化成风,科技管理者沽名钓 誉、中饱私囊、胸无点墨。如此体制怎能使科技适应近代文明的潮流?怎能使国家 经济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第二种便是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封闭型缺陷。 由于华夏文明曾以中心辐射的方式向九州之外输出了先进的文化,这固然是华 夏文明之强盛所致,但久而久之会形成文化心理上的自我中心意识以① 〈德〉马 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181 页,台湾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版。 及对来自其他文明的文化信息的漠然态度。还由于中华地大物博、农业与手工 业在古代相对发达、自足自给特征明显,中国人无形中养成了一种以尊临卑的优越 感。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明清以后的中国人漠视对外交往的封闭心理日益明显。 这一心态在国势强盛时因万邦来朝而显得淡化,随着国势日衰、西方文明迅速崛起, 这一心态便显得其丑无比。 这一心态在朝廷、士人、百姓三个层次上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 朝廷心态:天朝富饶,四夷俯就。 秦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常常以地大物博炫耀于四方。中国帝王总觉得在 物质上唯有人求于我,而没有我求于人。这一倾向到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已变得 无可救药,逐渐演变成顽固的封闭意识和强烈的锁国心态。在明代,倭寇频频侵扰 东南沿海地区,千百万日本沿海流民加入倭寇行列。一时倭患丛生,严重威胁了帝 国的安宁。明政府不是寻求积极的制倭方略,而是在海外交往可有可无的意识作用 下,消极地推行海禁政策,杜绝海上交通。 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倭祸的蔓延,但形成了“因噎废食”不良后果,海 外经济文化往来受到沉重打击。清顺治年间,朝廷再行海禁之策,“寸板不许下水”, 连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也只准驶向澳门一地。这一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孤立据守 台湾的郑成功军队,却贻害无穷。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曾一度开放海禁,并于广东 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等地设立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后 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肆无忌惮的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于 乾隆年间下令封闭其港口,只准在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并经由政府特许的“十三 行”商人作为中间媒介统一经营,为此而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加以严格限制。清 廷的观点是:中国输往外国之货物,“外国所不可一日无”,就连力主学习西方的 林则徐也认为,中国的丝茶是西方人的生活必需品,似乎西方人一旦离开中国的丝 与茶,其生活就不知所措。这也是朝廷动辄以断绝贸易往来的“经济制裁”之思想 源头吧!如此观念在朝廷就英商偷运鸦片进中国问题致英国的一份照会中表达得再 明白不过了。该照会说: “查该国距内地七六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以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 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中华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民未 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定固 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 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 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勒其利而不恤其害, 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勒其利, 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 曷要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好需,何难闭关绝 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恣任其贩运流通,绝不勒惜,无他,利于天下公也。该国 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 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厌之求乎?”如此观念指导下的对外贸易无 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作法,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也使我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失去 用武之地,把开辟万里海疆的优先权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西方殖民者。即便是最 有名的明初郑和下西洋也是从“我族中心”的意识出发,炫耀国威,希望海外各邦 臣服。如此不惜财力而图虚名的怀柔行为终使国库空虚,被斥责为“弊政”而停止。 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则是敌视移居海外的华夏子孙。1740 年,印尼的东印度 荷兰公司以“反叛”为由屠杀了大批中国人,致使2 —3 万人丧生。当时,荷兰人 深恐因此而得罪中国皇帝,担心中国皇帝一怒而断绝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先是否认 这次暴行,后又派使团说明事由,对这一极端措施表示歉意。 岂料,一向自大的乾隆皇帝竟毫不介意地答道:“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 国,舍弃自己的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士人心态:华夏唯大,国 粹至上。 高高在上的皇帝如此,学识渊博的士人也如此,他们表现出了与朝廷同出一辙 的文化偏见。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父可以与中国士大夫及中央和 地方官吏私下自由往来,他的居室中往往宾客满座,以致时时到了没有闲暇的地步。 这种文化交流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华夏中心意识的畸变,但自清代康熙年间 以后,闭关自守倾向渐趋强烈,中外正常文化交流几乎全部中断。例如,一名叫刘 亚匾的中国人,因教习外国商人学习汉文,竞于乾隆24 年被处以斩首极刑。政治 上的极度封锁、传统华夏中心意识的膨胀使中国士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变得越来越 幼稚荒谬,贪乏愚昧。堪称学识最渊博的乾嘉学派大师俞正燮言道:“洋人巧器, 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 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就连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在其最著名的进步 著作《海国图志》中竟以方士炼阴补阳、取人精髓的迷信传说为基础叙述天主教的 传教方式。他这样写道: “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术者, 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 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长跪)室外, 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有 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师)果持小刀进前,将取睛, 其人奋击之,乃踉跄循。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 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当时最先进的 人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竟低下到了何等地步!可见当时华夏文明的封闭心态达 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龚自珍以沉郁悲愤的心情抨击了当时华夏思想界的极度消沉 和僵化状况。他说:“这是一个人心混混,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 田野无才农、街市无才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旦有才者降生,那么将会有 千百个庸碌无才者去扼杀他。 确实,当时的华夏文明被一片愚昧、庸碌之瘟气所笼罩,对外在世界更是视而 不见,视而见者也力图使之被中华圣人之教所吸引和同化,而中国人是无须问津西 学的。一位儒士写道: “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 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 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今我方舍旧谋新,而彼乃广购经史,教其国人 诵习,我专学彼之短,彼尽得我之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 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区,此鄙人所大惧也。”其盲目虚骄之态如是耳! 不仅如此,他们还极力否定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斥其为“机巧”、 “术数”,即使是曾跨洋游历于欧美者也不乏愚昧之见。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任 驻德国柏林公使刘锡鸿虽耳濡目染西洋近代文明却视之为巨祸。他曾写道:“西洋 如豪商大贾、金宝充溢、挥霍恣肆,凡其举止应酬,役使属仆,动用器具,皆为诗 书世家所未经见,然终不如诗书遗泽之远”。 他把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视为完美无缺的伦理体系,是宇宙中的至美 至善。他就像一个书香世家的清贫子弟,来到暴发致富的巨贾家里一样,怀着那种 书香世家特有的矜特和傲岸风度,冷漠地注视着豪华客厅里的富丽摆设和涂金装饰。 器具固然精美,却始终缺乏诗书世家中的那种灵秀之气氛。 在他们看来,粗俗不堪的富豪人家是不值得诗书世家子弟去仿效的。 在伦敦,刘锡鸿遇上了一位波斯藩王,两人都来自亚洲弱国,有一番很能体现 中国士人心态的对话。 波斯王:览天下之势,俄英之强,皆未有艾,而贵国与敝国乃以弱承之,将来 必为所并…… 刘锡鸿:否,俄之贪噬无厌,安知天道不夺其魄,使之骤致丧败……大清威行 四裔,殆二百年……今扫平海内,渐靖西陲,武功既成,一意政教,不及数载,纲 维大张,国威自可复振。 波斯王:为何西洋人前进百步,而我之前进仅数步,故觉瞠乎其后,势利远不 及耳? 刘锡鸿: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 而不知无倾跌之患。水雷火炮,惨杀生灵,以此为雄,他日必反受其害,何慕为? ①悲哉,愚昧如斯! 刘之愚见是传统文化中以尊临卑心态的典型表现,是弥漫于正统士大夫心理中 的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诱导着近代士大夫按传统的思维轨道去处理来自外界文明, 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种种信息刺激,这一定势还如同一道坚固的心理屏障,强有力地 阻止士大夫摆脱原来的认识—思维习惯去另辟思维蹊径。换言之,在这种心理意识 的支使下,即便西方文明中诸异质新事物的刺激充满了活力和生气,这帮士大夫仍 会不自觉地把这种信息刺激归类到旧的范畴构架中去,并按圣人之道中投射下来的 原则来否定新事物的积极意义。 如此循环往复,久而久之,一种文明的活力就会被消耗殆尽!华夏文明在近代 的命运即为铁证。 百姓:唯我为大,唯我为先。 学识渊博的士人如此,目不识丁的百姓亦如此。天长日久积淀下来的“我族中 心”劣根性已浸润到了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就是一切,圣人就 是一切,中国什么也比外国好。应该说,这是千年愚民政策的后果,百姓们关于外 部世界的知识氏期处于休眠状态。 一位农民曾经虔诚地说:孔圣人了不起。有人问:他为什么了不起。农民说: 字是孔圣人造的。就连外国人的字也是孔圣人造的。孔圣人在中国造完字,就骑着 马到外国去了。外国人不会磕头,因为他们的膝盖是直的,看见孔圣人来了也不磕 头。孔圣人一生气,拨马朝回走。后来,外国人听说来者是圣人,赶紧追赶。没有 追上孔圣人,只见路上都是马尿和马蹄子印,从此受到启发,造出了外国文字。这 位农民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你那儿的一切,都是从我这儿学 会的,而且是我这儿最下等的东西,到你那儿成了最上等的东西。 ① 参见刘锡鸿《私记·与波斯藩王论强弱》121 —122 页。 这种与现实隔绝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培育、泛滥,导致了民众的深层愚昧。 当洋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他们的家门时,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且显得极度痛苦屈 辱,一贯性的心理定势促使他们从传统和宗教迷信中去寻求能引导他们完成“驱除 鞑虏”的使命,保护自己的子孙。因为他们一直深信: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切神灵和 历史上的英雄,从玉皇大帝、孔圣人到五台山的十万神兵,都是为了保护华夏子孙 的生存而受人崇拜的。他们认为:我们这等备受欺凌的苦命百姓,将在孔圣人、孙 悟空等先知神灵的引导下,向洋鬼子宣战,将他们赶出国门。这种心态便是义和团 运动爆发的社会心理原因。然而,它显然不能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精神支柱,却成 为华夏文明在近代逐渐趋于衰落的深层致因之一。 内在机制的阻塞导致了华夏文明的近代“软骨病”,该病症在西方文明的冲击 下显得已入膏盲。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