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不了得,先打开一个小小突破口
恰巧,这时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
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六十一人”之一王其梅的遗孀。
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才二十二岁。“九·一八”事变他十七岁,在北平读
大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 月加入共青团,同
年7 月转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他去从事兵运工作,他就毅然离开大学,去国民党
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发展军人党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
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敌人逮
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奉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
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
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
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
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又担任中共西藏
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和西藏军区副政委。
虽然王其梅功高位显,但他一直艰苦朴素,对文恬武嬉骄奢淫逸之风深恶痛绝。
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仍十分注意节俭,除买书和接济困难同志外,他从每月三百多
元工资中省下二百元。虽然他与王先梅已有五个孩子,需要抚育,而他认为让孩子
们自幼多吃苦,有好处。“三年灾害”期间,他将五年来节省下的一万多元全部献
给国家,以解国困于分毫。据认为,这是当年有此义举的惟一高干。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 月就被迫害辞世。
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十四岁(1938 年) 参加新四军、
十五岁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此刻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四处。年岁稍长的大女
儿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或云南农场都被打了回来,说是“没资格”。为了生
存,她自己扒火车去了内蒙阿荣旗插队务农。王先梅后来把分住几处的八岁到十六
岁的两儿三女都收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在干校,孩子们也服从分配,打鱼、割草、放鸭子、喂牛、种地、挑百来斤重
的大粪桶,派啥干啥,但同工而无酬。他们的父亲含冤去世后,周总理批准给每个
孩子每月十五元抚养费,西藏军区却拒不执行,他们六年未见分文。他们全家烧水
做饭,只能去附近钢厂捡煤渣,也被干校的连长说成“太丢人”! 这样,孩子们常
常清晨五点外出打鱼,直到傍晚才回家,在外挨饿十二个小时。
1973年5 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应随父母回北京,王先梅
才把孩子们带回北京。周总理再次批示,才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轻工部
仍未能对这些孩子一视同仁,而将他们的户口,转去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后来,
大男孩掌握了制作和修理大小提琴全套工艺,并会修理钢琴做道具,报考海政歌舞
团,文化素养、艺术技能、个人历史等等全部合格,只因其父在“三六”专案中一
直悬而未决,而未被录取。小女儿在外地读初中,年年都是三好生,到北京读高中,
又被评为三好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优秀团员。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召开的毛主
席追掉大会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学校其他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参加
了,惟独她这个团支部书记不能去,也因其父是“三六”案成员。
历遭如此许多不平事,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 日,她向小平同志
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
“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
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
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
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
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
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
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 她) 们说服
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翻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
“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
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
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
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
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
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一位副局长王建梅和王盛湖两位同志,找
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房,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
她的子女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
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
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十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
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科研室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
作;大儿子被批准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
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78年2 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
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摘要) 》,并发表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落实
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
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
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
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
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
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而至。熟知
“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
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们蓄意制造的“三六”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想得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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