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闯将”
1935年5 月和7 月,“先安内后攘外”的国民党政府,接连与日本强盗签订了
“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任由日本军队大举增兵关内,叫嚣“华北五省防共
自治”。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北京城东二十公里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
治政府”,使冀东二十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机制。北京城上空常有日军飞机侦察
盘旋,大街小巷更有日本浪人霸道横行。
正当这华北危亡之秋,与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的何应钦,又作为国民党政
府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住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
“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与日本人秘密商谈,决定12月9 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
会”。消息传出,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决定,由北平市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
于12月9 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
就改为示威游行,推动各界人士抗日高潮的到来。
12月9 日早晨,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前。
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学生们推出的十二
名向何应钦请愿的代表,根本进不了中南海,遂立即改为示威游行。葛佩琦与北京
大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正要向日本大使馆所
在的东交民巷进发,国民党军警用皮鞭、棍棒、大刀、枪托、高压水龙头对付赤手
空拳的男女学生。不少学生被捕,三十多名学生受了伤,其中东北大学的一位男同
学被打断了鼻梁骨,女子二中的一位女同学被砍伤了一条胳膊。马路上霎时冻成了
一片片晶莹的血花。同学们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继续与军警搏斗。
永垂青册、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由于全天参加了游行示威,本当9 日下午当众开票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选举
结果,改在10日上午宣布。葛佩琦被选为学生会执委会委员。接着,朱穆之(当时
叫朱仲龙)、韩天石等三人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也由于有了这一整天的示威游行,原定这一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泡了
汤。
冀察当局召集各大学的校长开会,要他们“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要再上街
“乱喊口号”。有些校长回校后在学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你们再去游行,学校
就难保了!你们应当爱护学校!”有的学生当场站起来反驳说:“校长,我们爱学
校,但是更爱国家!”
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改在12月16日举行成立典礼。北平
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都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紧
紧包围,住在北大西斋宿舍的葛佩琦,率领西斋的同学向门外冲击时,与身后举大
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并遭到十多个侦缉队员的拳打脚踢。然后被押到附
近银闸胡同的警察署,拴在木柱上。接着沙滩大街上响起接连不断的口号声和歌唱
声。北大同学终于全部冲了出来。
上午十点多钟,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开始“过堂”。他问葛佩琦:“你们这
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葛佩琦回答:“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
国贼的反!”
“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
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
“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
“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
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把他拉下去,给他戴上手铐,送市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葛佩琦与各校被捕的同学继续坚持不屈,齐唱救亡歌曲。数日后,
都被各个学校当局保释出狱。
1936年1 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
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但是,到达涿州
附近高碑店的第三团和到达保定的第一团与第二团,先后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河北
省政府勒令解散回北平。为了保存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第三团团长、中共地下
党员蒋南翔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获得第三团全体团员的拥护。第一
团和第二团成立的组织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推举一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韩
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他们全都返回北平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将这两
个组织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
年外围组织。葛佩琦立即参加了民先队。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