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军:我跟警察打交道(2)
老苗听说了这一切,很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后来他跟我说,没想到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记者,会这么真诚对待一个犯过
错误脱掉警服的人。第二天他进了演播室,状态就好多了。整个节目录得很顺利,
在场的观众还为老苗能有再次来北京的勇气而鼓掌。
走出演播室的时候,苗义河又跟我说,没想到观众、主持人、整个氛围对他还
是那么宽容。我说,老苗,根本不存在谁跟你过不去的事,如果说过不去的话,那
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或者说现在的你跟原来的你过不去。
节目录制完成的当晚,我们陪老苗喝了很多酒。席间,他说:“从九七年下半
年起,我已经有快两年没出过远门了,我怕到了外地,怕拿出身份证住宿,别人说
‘你就是苗义河啊?!’。不过,今天在北京,我觉得我想得太多了,其实哪有那
么严重。”他还说,第二天向去天津看看多年没见面的战友,问问我的意见。我当
然支持,只是要他跟潞城水务局,他新单位的领导请个假。
听说他后来在天津连吃三天海鲜,心满意足。
作为《焦点访谈》的记者,难免要采访各色人等。用什么样的心态跟被曝了光
的人打交道,这无疑是门学问。通过与苗义河的交往,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以诚
相待。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要用“三平”的心态来对待被采访对象。这“三
平”是指“平等”、“平视”、“平静”。作为记者,应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既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令人愤怒而产生过多的主观倾向,也不能因为面对的
是达官要人而失去自我。跟苗义河这位基层干部,这位与自己曾经在采访中发生过
冲突的普通人的交往,让我体会到职业记者更深的含义。
最近一次跟苗义河联系,听说他现正准备退休,家里的生活也都安顿下来了。
原来他的爱人下岗,两个子女没有工作,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作为当时被拒绝
的采访记者,后来跟他时有联系,成为了朋友,我觉着这是《焦点访谈》一个工作
信条的结果,那就是:对事不对人。
%%%杜培武——死里逃生的蒙冤警察
1998年4 月20日晚上八点多,昆明公安局的女民警王晓湘和昆明市石林县公安
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在同一辆车里。王俊波的手枪也被罪犯抢走。 案件发生
后, 昆明警方迅速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发现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缉毒民
警杜培武有重大嫌疑,于是将其逮捕。
1999年2 月5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
杜培武在法庭上以自己没有杀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的7 月6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杜培武无罪。
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为何又被判无罪释放?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杀
害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落网.
杜培武显然是个悲剧人物。
一个无辜的警察,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承认自己杀过人,这是一个急
需找到答案的问题。我的采访,不用多说,顺着调查一系列错误的产生而开始:为
什么公安会错抓?为什么检察院会错诉?为什么法院会错判?正是这一连串的错误,
导致杜培武错案的发生。
刑讯逼供是极易想到的答案。
问题是,情节怎样,证据在哪?
对杜培武的采访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已患小脑萎缩症的他,坐在我
面前,回忆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刑警队的办公室,我经常被用手铐铐起来,吊在防盗窗的钢梁上”,他说,
“当整个身体悬空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基本上就会失去知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
我承认是我杀了他们。”
杜培武的回忆给我提供了进一步采访的线索和思路,之后,我在昆明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办公室里拍到了令人恐怖的那些钢梁。
杜培武案的侦破经过了警犬识别、测谎仪测谎等技术手段,据说都推断他去过
现场的杀人嫌疑非常之大。还有杜培武袖口上残留有开了枪以后枪药的残迹,而他
腿脚上的一些泥巴的成分与发案现场的泥土的成分非常近似,所以依据这些“有罪
证据”锁定了他。
但是杜培武没有做过案。
取得口供是破案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一般民警办案的心态,事实证明也
是这样的。无意间,我看到了公安机关的一段录像资料,内容是杜培武在作案现场
对自己作案过程的描述。
“在车上,你先开枪杀的谁?”录像中,公安人员问他。要知道,这些民警原
来差不多都是杜培武的同事。
杜培武说“我把王俊波的手枪借过来,很长时间没拿枪了,我感觉挺新鲜,然
后把枪拿在手里玩儿,后来我想,先杀谁呢,干脆先杀王俊波吧,因为他是我的情
敌,他跟我妻子关系暧昧。我举起枪来就是两枪,把他打死在座位上。我的妻子王
晓湘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哀求我说,你不要再杀人了,她说了一些哀求的话。我一想
你既然和他好,那你们就去阴间相会吧,又给了她两枪。”
录像中,杜培武说这番话时,表情既丰富,又复杂。
看了那些录像,不由得你不相信他是凶手。我问杜培武,“既然你没做案为什
么有这么真实的描述?”
“那是一步一步诱供的结果,”他说,“我编的故事必须跟现实发生的一样。
我得按逻辑去编,我得按他们的提示去编。我编的内容,只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
越真实,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逐步靠近我原来的同事所认定的那种所谓真实的情
景。”所以可见他在这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有多大。
事过两年,在医院,我还能清楚地看到杜培武两个手腕,两个脚腕很深的用手
铐和脚镣磨过以后留下的疤痕。但谁都知道,留在他心里的伤痕,更是无法抹去的。
因为是警察,杜培武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利用所有的可能为自己讨公道。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杜培武当庭拿出一件血衣,用以证明自己
无端地被刑讯逼供。但令他失望的是,当他千方百计地保留下一个对他十分有利的
证据,又想方设法带到法庭上时,审判长的态度几乎令他绝望:“交到法庭上来吧”,
之后,便没了下文。
“我当时真是与哭无泪啊,”杜培武说,“我感到,面对不公的司法,我个人
显得多么渺小。”
既然血衣这样的证据未被法庭采信,杜陪武想到了,他在看守所时还被拍过照
片。
那是刚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由于在刑警队被反复地刑讯逼供,杜培武的身
上,特别是脚上和手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痕。他找到当时的一位驻所检察官,请求他
为自己拍下照片,以备日后提供给法庭作为证据。这位检察官也觉事关重大,于是,
他叫来看守所的另一位民警为杜培武拍照。
“一共拍了四张,”杜培武回忆说。
法庭审理时,杜陪武提到了这些照片。
“拍大概拍过,但不知道照片放在哪里了。”那位看守所民警作证说。
于是,照片,另一个能够证明杜培武被刑讯逼供的关键证据,有一次被“忽略”
了。
是否真的拍过这些照片?如果拍过,照片在哪?这些问题也立刻成为我们的调
查重点。
后来就找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相关民警说,记不太清楚,不知道在哪儿呢。那
么他也没有否认这个照片的存在。我们又找到了法院,法院说据法庭调查没有这样
的照片存在。我又找到杜培武,反复请他核实这个照片到底在哪儿照的,谁给照的,
照了些什么,可能存在什么地方。因为时间比较久,杜培武也不能够完全回忆当时
的情况,调查陷入了僵局。
后来经过大量的调查了解摸底,我觉得在公诉机关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找
到了昆明市的检察院,检察院说杜培武已经结案了,卷宗都已经上交到了云南省检
察院,不在他们那儿。
我又到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检察院说卷宗虽然在这儿,但是照片是怎么回事
不便作出回答。二次陷入僵局。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一点可能性,就要一挖到底。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当时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卷宗的一位检察官。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提出来看一看卷宗,仅仅是看一看,没有提出
来要拍摄。这个检察官对杜培武也充满了同情,他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到了办公室,
看他从别的房间里拿过来杜培武案的全部侦察卷宗。
我喜出望外,飞快地翻了起来。
找了一本,没有。又找了一本,还是没有。
等翻到十来本时,在附卷看到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杜培武!他的近
景、中景和远景的,全身和局部的照片。别看就是四张照片,但是记录得很完整!
要光是一个手腕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的手腕,这不能够被确定,显然拍照片的人是很
有经验的,既有局部的,又有中景的,还有全景的,但是我有言在先,我只能看,
不能拍,但是我又看到了,怎么办。我们不能让那位检察官担负不必要的麻烦,于
是,我说你不想去别的房间打个电话吗?那个检察官说正好我有个事情要办一下。
就在这个当口我暗示我的摄像,杜培武的四张照片后来成为节目中最出彩的证据。
在一次又一次的刑讯逼供之后,在法庭一次一次地不采信不采纳他给提供的证
据之后,他绝望了。后来我拍到了一张他写给家里的遗书,就是他在判了死刑之后
他写的遗书。遗书上面他说,难道真的把我生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落网上吗,如果
真的是这样多么可悲……没想到生机就藏在他绝望的一线希望中。后来还是他的同
事打掉了另外的一个犯罪团伙——杨天勇等人,杨天勇他们很快交代自己是杀害王
小湘、王俊波的凶手,而且很快找到了那把枪,这是关键证据。这才得以使蒙冤的
杜培武获得了自由。
杜培武的形象我仍然是比较难忘的,他虽然个头不高,但是充满了一种坚毅感,
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受了刑讯逼供,反复被折腾了两年多以后,他的性格有绝
大的改变(临床诊断说他小脑萎缩这跟那个精神刺激有一定关联)。他坐在医院接
受我采访的时候,异常冷静,也很超脱,只有在描述自己在刑讯逼供的惨状的时候,
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丝悲伤。
我对刑讯逼供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我采访过五期有关刑讯逼供的话题都没
有播出,我一直耿耿于怀。到了2003年,新开播的《声音》节目给了播出这样话题
的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以“依法严治刑讯逼供”为话题,在《声音》节目里请来全国政协委员、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和法学家对刑讯逼供所产生的原因,后果,危害进行了深
入地分析。杜培武案自然成为这个节目中间的一个案例。
百感交集的杜培武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对我说,没有想到作为一家媒体的一名
记者,这么长时间之后你还持续关注这个事件。他还说,一开始看这期节目的时候,
是在非常激动的状态下看完的,脑子里很乱,等第二天早晨重播的时候,他才算静
下心来又看了一遍。可以想见,几年前的那一幕幕对他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每一次看我所剪辑编好的《焦点访谈》《杜培武的遭遇》这期节目,我的心情
都是不一样的。最开始是对他个人的同情。到了《声音》节目便成了对中国法制的
思考。因为《声音》节目提出来的司法建议是要修改相关法律,刑讯逼供这样的类
似的案件的审理要举证倒置,就是说让公安机关拿出证据来证明没有打过原告,没
有打过反映刑讯逼供的人,而不是说依据现在的法律说,让被打的人拿出证据来,
证明自己被打过。
杜培武曾被双开,又被吸纳进公安队伍。后来他说,作为警察我知道怎样珍惜
警察的荣誉。我绝不搞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刑讯逼供从原来一般的理解到现在有切
肤之痛,我理解他的感受。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杜培武本人的伤害是巨大的,是金钱所无法挽回的,他说这
番话的时候虽不是非常激昂,但态度是异常坚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还是
对警察的这种职业有跟他最初选择警校一样神圣的感觉,这里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
是有差别的,我相信这种差别的存在。他之所以现在还回到警察队伍中间,有一点
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找回自己的尊严。有的时候人们通过一个民警
会联想到整个队伍的所谓的腐败或者是执法不公,我想杜培武本人可能想通过自己
的这种努力或者自己的存在来证明这支队伍还是好的,是有希望的让人民放心的。
郑东强——有胆有识的公安局长
除了公安题材的批评报道比较难作之外,一些与公安有关的节目往往采访难度
也不小。比如打黑、打私、缉毒、追捕,此类案件一般环节多,曲折复杂,拍摄风
险大,在采访过程中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在我多年的《焦点访谈》的经历中,
有相当多的公安民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这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厦门市公安
局副局长郑东强。
郑局长是一个老干探,刑侦出身,在警察圈里有相当的影响,口碑也很好。我
跟他的交往源于1999年3 月份去厦门的一次采访,那次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涉嫌走私
犯罪的团伙。
1999年2 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观众来信,写信人是杨浦海关的一位关长秘
书。“《焦点访谈》编辑同志,现将我关领导收到的‘内部商情’寄上。看后颇感
里边大有文章,首先,寄信人在信中既不署单位名称,也不署单位地址,从查找区
号才得知,是福建厦门、泉州一带。第二,信中自称长期与台湾进行贸易合作,采
用多种渠道进口分类商品,所提到的轿车、摩托车、彩电、音响、空调、手机、都
属于许可证管理,国家限制进口重点敏感产品等等。第三,报价上,能够看出这个
价格之低令人不可思议。其中轿车系列(翻新)是国家禁止进口的,其它各种型号
轿车从我们开关掌握的最低估价,所列价格也不足最低档案价,更不用说法定关税
了。”写信人认为这一线索可能涉及重大走私犯罪,于是把这封信就寄给了《焦点
访谈》,寄到了我的手上。
拿到这封信,我立即找到了海关总署新成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那个时候这个
局刚刚挂牌,没有精力抽出人力来陪同我们前往厦门进行采访,于是安排了厦门走
私犯罪侦查的分局的同志配合我们。
带着线索我们到了厦门。一到厦门,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在我看来,但凡比
较大的走私团伙,都是和当地海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招不慎就会打草惊蛇。
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把抓,我跟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郑东强,是厦门市公安局
的副局长,抓刑侦很有经验。以前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局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主
要抓打击走私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找到了郑东强局长。郑局长当时也很犹豫,他说
新的专门机构已经成立了,打私不归地方公安管了。我们来插手这个事情,恐怕多
有不妥。我觉得也有道理。
此时,涉嫌买卖私货的人,不断跟我联系。如果我要再耽搁下去,会失去最佳
的采访时机,公安人员也会失去打击走私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通过其
它渠道找到了当时福建省省委的一个领导,我请他帮助,这个省委领导很快回复说,
请当地缉私的地方公安协同你们,配合采访,同时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在这个
前提下,我和郑局又一次亲密接触。
对方电话打过去,我自称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准备给他做一笔生意。
我就问他这个单上的有关供货的情况,他说我们这个都是秘密的,需要面谈才行。
当时我在厦门,为麻痹对方,我自称是在南京,后来对方电话里说那好,我们知道
这个4 月1 号有一个航班,有飞机从南京到厦门,你坐这个航班来。
郑东强局长和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另外一个副局长两个人商量定了以后说,我们
给你们安排随着那个航班的旅客,一块从出港的方向出来,这样卖货人就不会怀疑
你们了。于是我就和我的搭档白河山,提前通过另一个通道,到了机场里边,等这
个飞机落到厦门机场,然后从里边出来。果然见有人举着牌子,在接我们。因为厦
门是一个岛,如果说走私团伙把我们往岛内接还好办,比较容易掌握和控制,如果
他往岛外走,情况就可能比较复杂,不好控制。一旦走到厦门控制的区域之外,那
还有一个跟别的警方联手的问题,我们的安全怎么来保障,这也是一个问题。郑东
强局长果断决定,不论岛内还是岛外,他们都负责到底。警方将我们必由之路设了
几个点,来策应和埋伏。
我们住到走私团伙的人安排的宾馆,固定房间,是312 。由于警方部署得比较
及时,我们车的后面有民警的车跟着。刚一到312 房间,没几分钟,警方就把312
房间对面和左右的房间全面控制起来。后来我知道有几十个民警就分别在这几个房
间里,一面观察对方的动向,同时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记者乔装采访,有一个尺度需要把握,你在拿到事实的同时是不是在引诱犯罪?
比如说别人卖一部手机,你说光要这部手机不行,你给我搞部奔驰。别人说没有,
你说看你报价是30万,我给你60万。可能在这个利益驱动下,他就为你搞到了奔驰,
其结果是使犯罪情节变得严重了。我是法学硕士,我当然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带着疑问请示制片人梁建增。他也认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绕过,也必须解决好,让
我马上请教中央电视台律师石村。与此同时,我跟郑东强局长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
方案,既能够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同时又最大程度保护我们安全,还能够不违法。
方案确定以后,我觉得冒点险就比较值得了。
结果按照约定,第二天上午,对方电话果然来了,说由原来的在我们房间里见
面,现在改成一个茶楼。随后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名叫圣淘沙的茶楼。茶楼的
一个房间里坐着四个人,房间是长方形的,最靠外面的这面是一个门。对方四个人
坐在两侧,把我们迎进门后,正对面的位子留给了我们两个。这个空间是非常不利
于我们的。就开始谈生意,我首先提出来要看货。对方就说咱们刚接触,我们这都
是走私来的,没有货可看,咱们先谈价格。然后这伙人一定要让我们出示身份证。
史料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样我和白河山的真实姓
名、家庭住址等等,也都被对方一一记录在案。
回到酒店之后,郑局当时认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伙,而且有台湾人,又不
肯轻易地出手,说明他们对我们还有防范心理。那么需要进一步去攻克。他迅速部
署了一些特警加强了对我们的保护。同时在会上决定,让我们继续扮演买货人,然
后警察在旁边选择恰当的机会来打掉这个团伙。这说明记者的每一步都是在警察的
许可、同意下进行的,协助警方破案的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自己 的采访。
在焦急中等到第四天,电话响了,是飞机场接我们的那个人的电话。他说下午
三点在浪淘沙茶馆再见面。接近3 点钟,我电话又响了。对方说接头地点我们临时
改变了,你们就在圣淘沙茶馆门口等吧。然后我和白河山又在那儿等,等了一会儿
出租车开过来,我说去哪儿?司机说几分钟就到,也不告诉我去哪儿。七拐八拐,
到了另外一个茶楼。下车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看,发现郑局派来的民警们,也跟着
我们一块到了那个茶楼。
这里要交代一个小插曲。在北京出发之前,我们考虑到对方会核实我们的身份,
上面写北京某某贸易公司。名片上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焦点访谈》办公室
的一个分机电话。我和白河山,还有康锐三个记者到厦门采访的时候,办公室里这
个电话旁边一张大纸写着这样的一些字:“注意,此电话危险,除了杨红之外,别
人不要乱接。”特别醒目。就是怕对方打电话过来审核我们身份。后来得知,走私
分子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果然有电话打到这个分机上了。根据原来的设定,是
我的同事杨红接的,杨红天衣无缝地把这个事情给平复了,说确实是我们公司,我
们这儿一个经理,确实在南京出差。这样我的说法和北京这边的说法一印证,对方
就进一步相信了我们。
再说茶楼里。我和白河山在屋里边与这个走私团伙谈生意,外面另一位摄像康
锐跟着民警等待时机,准备抓捕。后来我这个节目是平行剪辑的,所以剪得跟警匪
片似的非常好看。对方就提出来收定金,他说也不用多,两万五就够了。
我说两万五也可以,就把钱拿出来了。我跟郑局有个约定,我说几句话,警察
就破门而入。我说:“你看协议咱们也定了,这个定金我也交给你了,如果按我们
约定的时间货没有到,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但原来的约定是说:“你们如果不把
货运到我们那儿,我就报警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话与原来的约定有出入,外面的
民警就觉得举棋不定。过了大概几秒钟,十几秒。一点动静没有。我想可能稍有出
入也不行。赶紧按照原来约定的方案又说了一遍。话音未落,门哐的一声被撞开,
黑洞洞的枪口伸了过来,就把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控制住,很快就分开,把剩下四
个人带走。
后来,郑局拍着我的肩膀说,显然不够老练,怎么能不按照约定的来,关键性
的话不能有错。万一出击不够及时的话,可能会产生别的后果。我当然觉得没那么
严重。但是事后一想,公安工作的确不能马虎,特别是在这种比较紧急的时候。我
才亲身体会到公安工作的危险和不易。
后来经过一番侦查,这个走私团伙其实是一个诈骗团伙。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
特别是在福建的安西、泉州、厦门一带利用手机中奖之类的谎言诈骗大量定金,已
经用这种手法,诈骗了十几万元钱。
我也很感谢厦门警方对我们的积极配合,对采访的支持。后来郑局长送我们到
厦门机场,就在我准备和郑局长告别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打了一个电
话,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再,另外一个姓白。你让我的
兄弟有去无回,我也让你有来无回。”在电话里我就跟对方说,我在厦门机场,你
们来吧。我把电话就挂掉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当笑话一样跟郑局长谈了,郑局长笑
了笑说,这些人气急败坏。没曾想为了慎重起见,他马上叫民警护送我们一直到飞
机上,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又跟北京警方联手,要保护我们从机场到电视台,怕万
一中间有什么麻烦。厦门一行,不仅完成了一个节目的采访,同时也交了一批作警
察的朋友。
非常值得一说的是,1999年年底,厦门远华案被揭露出来了,郑东强作为在风
口浪尖的公安局长,在那么敏感的位置,没有被牵扯到这个大案之中,足以证明这
样一位公安局长的自身素质。前不久,在北京见面的时候,我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形。
他笑了笑说;“只要我们好好把握,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更何况我是个老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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