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彩虹
1973年的夏天如何来临,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印象中的那一年是模糊的,花香
浓烈的丁香,在很长时间盛开在每一街,每一巷,每一户人家。逐渐,它占据我的
记忆,逐渐将所有的事物都掩盖了。丁香,白色的,有着浓烈香气的丁香,成为盛
开在那一年的,惟一的花,甚至成为那一年所有记忆的底子。
关于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和我第一次接触的经由,就粘附在这样一片白色的
香花之上。我是怎样被宝丽多唱片选中的,又是怎样被默默考察,这些我都无从得
知,我只知道,在那一年,宝丽多唱片的德国董事阿尔辛格,决定把他们市场的触
角伸向亚洲,他们不断购买唱片、音带和录影带,购买杂志书刊,观看每一场音乐
会,期待能够找到为他们所喜爱的歌手。在那一年,他们也许看遍了所有的歌手的
演唱,也许听音乐听得耳朵都变得麻木,也许,他们也去观看了琼瑶的电影,总之,
有一天,宝丽多的制作部部长舟木柃先生来到台北。
舟木柃先生来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之所以说“我们”,是
因为还有我的父亲。在那天下午,父亲嚷着:“到日本去,赚日本人的钱!”就这
样走进屋子,而我却觉得,事情不会是那样简单,不会只是几场演出,不会只是在
他们的舞台上匆匆一闪,而后消失,我真的有预感。
第一次和舟木柃先生会面的,只有我一个人。他告诉我,宝丽多唱片公司是怎
样的,他们对我有着怎样的希望,而我,将借着他们的希望,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
舟木柃先生,一个瘦瘦的男子,有着日本式的洁净,穿着浅咖啡格子的西装。说话
的那时,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子照进来,没有什么变化,像是很久以来就照在那里
了,而我知道此刻外面正是丁香花事的尾声,但还是有千棵万棵丁香在此刻怒放,
它们雪白,浓香,绽放时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要开花,就开了,就这样一直延
伸,一直开放,跨越属于它们的整个季节,一直蔓延,到山与海的边缘,都是丁香,
白色,怒放。
我告诉他,告诉舟木柃先生,我从没有被人这样赞美过,以一种邀约作为赞美,
而被邀约的我不能给他们任何保证,我无法说出我是怎样心怀感激。
舟木柃先生笑了,他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我会接受他们的邀约,对此,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疑问。我告诉他,台湾
是怎样实行“军事管制戒严令”,对新闻,对写作,对唱歌,对一切艺术,实行着
怎样的“全面审查制度”,一篇小说,一首歌,一旦被认为是“反政府、反爱国、
不健全、不道德”的,就永世不得翻身。我告诉他,我的老师姚厚笙先生是怎样对
此满怀愤慨,还有那种劳军演出,那种音乐会,没有谁能够逃避。我没有告诉他,
我被政府要求做些什么,我只是说,我希望离开,希望歌唱,我天生适合歌唱。
我几乎是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是的,我没有这样渴望被了解过,除了在梦里,
我没有这样没有节制、没有思考地说过话,而一切的起因,只是有人告诉我,他们
对我的歌有兴趣。
舟木柃先生没有打断我,一直没有打断。我终于说完了,头脑感到眩晕,在突
如其来的寂静中,我感觉到夏天下午的那种强大的、浓郁的力量,在那一刻,丁香、
有着蜡质叶片的梧桐、没有人知道的山与海混杂成一片耀眼的颜色,将过去和未来
隔断。
然而在和父亲谈话时,父亲怎么也不同意我到日本的发展计划,尽管舟木柃先
生提出了宝丽多唱片的计划和方案,以及初步议定的报酬,那是非常优厚的,父亲
甚至没有给这些报酬一个面子,他只是说,我已经开始走红,如果前往日本,就将
一切重新开始。
舟木柃先生再次介绍了日本的音乐、宝丽多唱片的市场调查,还是不行,就是
不行。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我看见舟木柃先生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衬衣的边缘,
开始出现湿迹。就在那时,我觉出一种近似于自弃的情绪,我不再希望去日本,不
希望离开,甚至不想再唱歌,只是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舟木柃先生可以不用再经
受这种尴尬的考验。我异常安静,不发一言,童年时代村外山岗上的那些花朵再次
出现,杜鹃,凤凰花,野百合,夹竹桃,它们丰腴、贪欢,它们将此刻现实中的丁
香遮盖,完全遮盖,甚至看不见一朵白色的花,一片白色的印迹,甚至没有一丝香
味飘散,丁香好像从不曾存在过,那种白色的蔓延被遏止,那种蔓延的疯狂只是幻
觉。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我再次在旁边把父亲,这个只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看
得清楚透亮。但是, 舟木柃先生并没有因此失望,从此以后,他还是不断拜访父
亲,邀请父亲吃饭,并且送上各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礼物,每一次的理由都各不相同,
今天是请我们全家尝试日本菜,明天则是要父亲帮他选择一家较好的中餐馆。父亲
晕陶陶地沉浸在这种被人重视的喜悦里,尽管他对这种好意的来源心知肚明,而我
和母亲则有点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场滑稽的推拉锯游戏,希望它尽快以一种体面的方
式结束。
这场游戏终于在某一天结束了,有一天,父亲终于发现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舟
木柃先生提出的计划,何况这个计划是如此诱人,于是,他说,“你可以去日本试
一试”。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乘坐飞机到了东京,因为希望和失望的交织如此激烈,
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漫长,它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体味到的是异乎寻常的平静。
到东京的那一天,天上正下着小雨,街上充满各种颜色的雨衣和雨伞,我不断
在车窗上写字,那些颜色填满了我的字。黄昏的时候雨停了,天空中慢慢呈现出两
道彩虹,一点没有看错,是两道彩虹,我满心充溢着要把这种奇景告诉什么人的喜
悦,然而这是异国,我没有什么人可以倾诉,于是我站在窗前对街上的人喊:“看,
两道彩虹!”
我在日本推出的第一首歌是《似乎在今夜又像在明天》,这首歌在全日本的
“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排到了第75位,随即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说我的唱腔酷似Mary
Macgregor 和小柳留美。 这个名次和这种评论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得到的,但这总
算是一个还不坏的开始。与此同时,我在不断努力学习日语,学习语言的恐惧让所
有的惊奇、快悦都消失了。 还有那些繁琐的礼节,它让我知道日本人是怎样一个
刻苦坚忍的民族,对自己和别人的苛求更是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所幸的是,所有
一切都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可以在乘车的时候,没有什么心事地看着窗外的树
木一一掠过,而不用担心如果这些树木一旦开口说话,我应该使用怎样的敬语和简
语,那个过程,真是一场噩梦。
几个月之后,我推出了《空港》。这张专辑在很短时间卖出去70万张,还给我
赢来了1974年度的唱片大奖中的“最佳新人奖”,这个奖还被人们称作“可以变成
金钱的奖项”。没有什么比这更实在了。在宝丽多的引荐下,我加入“渡边娱乐公
司”,由这个公司做我的经纪公司,他们旗下的艺员,还有陈美玲和野口五郎。
在表面的风光下,有着不祥的暗涌,我在日本开始用的Telesa Teng 这个英文
名字, 被台湾的报纸指责为“叛国”,我在演出时的穿着和台风,被指责为“庸
俗、低级、下流”。而且,这种指责和谩骂旷日持久,并且兴师动众。一种被野兽
追击的莫名的恐惧将我笼罩,我似乎能够感觉到它咻咻的凉意在我的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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