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当1990 年结束的时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主席尤金·罗伯茨离开报纸行业。 他辞去《费城问讯报》主编兼总经理职务。报界传说,他的旨在得奖的办报方 针,同该报臭名远扬的一心想赚钱的发行人奈特—里德的发财欲望发生矛盾。不过, 罗伯茨多次否认他的辞职是由于同这个报系发生冲突所致。 他只是说,他想换换工作,他改行教书。 罗伯茨到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担任专职教授,这个学院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最好 的新闻学府之一。它同普利策奖金当局没有关系,罗伯茨从1991 年4 月起也同后 者不再有联系了。他在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任期已经届满,接替他担任主席的是詹 姆斯霍格。霍格的《纽约每日新闻》在新的一年里陷入恶性罢工的浪潮中,这种罢 工使这家小报的继续生存受到威胁。 五个月的罢工,使《纽约每日新闻》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它的110 万发行份 数下降了一半,广告收入也损失了大部分。英国发行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从《论 坛报》公司收购了这家报纸,在九家罢工的工会同意牺牲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后, 继续办下去。该报的前途仍然是岌岌可危的。 如果纽约失去了《纽约每日新闻》,这个都市就无可挽回地又丧失了一份普利 策式的新闻报纸。 吉姆·德怀尔没有花多少时间去考虑普利策奖的落选。他立刻就认识到塔马尔· 斯蒂贝尔关于氨基丙酸的报道的价值:这是新闻报道上很少有的惊人的闪电之一。 如果象塔马尔·斯蒂贝尔这样有才华、有干劲的记者抓到这样的报道,那就没有任 何东西能够阻止她获得普利策奖金。 “这是一项大有作为的报道,她完成得非常之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姆 说。 普利策奖金日过后不久,他就结束休假,作为一个普遍性专栏作者回到《纽约 新闻日报》。他关于地铁的专著预定在1991 年秋季出版问世。 吉姆发现,他的具有普遍兴趣的新专栏的优势之一,是有更多的机会去开拓新 领域。例如,1990 年11 月5 日纽约犹太人迈尔·卡事先生被一个阿拉伯青年刺 杀后,报社派他去以色列报道葬礼。 虽然他不再是地铁专栏作者,但在一名22 岁的犹他州旅游者被杀死以后,他 又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当时他和他的家人在曼哈顿地铁站台上遭到一帮持刀青年的 袭击。后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大苹果正在腐烂》。吉姆 针对该刊,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专栏文章,列举了9 月2 日纽约发生的许多好事, 但该刊对此视而不见。吉姆写道: “他们(《时代》周刊的头头们)坐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塔楼里或装有空调、镶 着茶色玻璃的汽车里,哪里知道纽约的地铁随着移民情绪的变化而颤抖,他们的希 望并不正直、并不总是干净、真实的,但仍然在高翔。”吉姆夫妇热切希望再生几 个子女,他们购买了较大的公寓,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 克莱尔·施皮格尔在普利策奖金方面是决赛的失败者,然而在购买帕萨迪纳的 房子方面则胜利了。她和布雷德在投标战中打赢了。他们在1990 年夏末,同艾利 森、莱斯利和女儿们的保姆艾米·卡菲一起迁入新居。 《洛杉矶时报》同意她一周工作三天,这使她大大松了一口气。1991 年初, 她回到报社,重新抓起保健报道。在她休产假期间,一位记者代替她做了这项工作, 现在,她同他共同挑起这个担子。 她怀着极大的抱负投入工作。从帕萨迪纳上班,乘车的时间减少了,比从曼哈 顿海滩上班,大大改善了。艾利森和莱斯利也很好地适应了妈妈每周上三天班的新 安排。对克莱尔来说,又能回去做报道工作,真是太棒了。 克莱尔对朋友们说,这回,任何工作她都要出色地完成。 塔马尔·斯蒂贝尔在获得普利策奖的几天之内听到一个颇有启示的故事:一位 年轻的摄影记者在70 年代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受到人们的奉承吹捧、被提拔、给 以待遇优厚的新工作;世人对他的期望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给这个只有20 来 岁的青年造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情绪方面的问题,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终于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精神垮 下来了,这是不幸的,然而却是真实的。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事实:获得普利策奖并不总是使生活向好的方面变化。 塔马尔很快就亲身感受到普利策奖带来的心理上的惩罚。在她得意洋洋的心境 过去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象那天晚上的风滚草一样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她下一步怎么办?回去继续报道污水会议和养狗许可证听证会吗? 她是否应当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换一个更好的工种? 如果今后的工作不符合她给自己确定的新标准,又怎么办? 她是否应当利用获奖的机会,去更大的报纸谋求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她继续 留在圣菲,又会怎么样?人们会认为她失败了吗? 塔马尔获奖以后有八天未能睡个安稳觉。在此以前,她已经从过去的普利策奖 金获得者口中听到所谓获得普利策奖金以后的忧郁症。据说一些得奖人情绪十分低 沉,突然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在普利策奖金日以后的许多应酬期间,塔马尔的忧郁特别加剧了。她参加了发 行人、主编以及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庆祝宴会。一位同事也宴请了她。办公室的 同仁还为她举行了晚会。有数不清的祝贺电话和全国各地报纸的采访。《阿尔伯克 基日报》让她在印刷机旁边摆好姿势,照了一些促销报纸的照片。这些活动,大部 分是无聊的,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却对塔马尔产生了难以克制的影响。 “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我晓得,除了我的其他危机外,这的确 使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塔马尔说。“我的所有朋友都对我说,‘大门为你 敞开了,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写你自己的门票了。’我有点象《毕业 生》中的主角达斯廷·霍夫曼。每个人都对我说,‘塑料,塑料,塑料。’在精神 上,我开始垮了,象一架飞机往下坠落。”不过,塔马尔毕竟比较成熟。她多年时 而工作,时而读书,做过服务员,当过没有前途的办事员,她对生活道路上的变迁 和浮沉并不陌生。她在获得普利策奖以后,听任自己过了八个没有方向的白天和睡 不着觉的夜晚,接着她便来了个“心理健康日”。她恢复了早晨跑四英里路的习惯 (这一段时间她荒疏了),然后便整天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问题,看了一 会儿电视,读了一些书,没有接任何电话。 第二天,她便作出决定:“我不能因为得了个什么普利策奖,就抛弃我的报纸。” 她是这样想的:《阿尔伯克基日报》给了她这个苦苦挣扎的、34 岁才开始当记者 的人一个机会,使她争取到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她不会去要求给她提高工资、提 升职务、换个工种或多给一个休息天。 虽然她没有要求,但报社确实给她安排了一个吸引人的新差事,即机动特派记 者,专门写新墨西哥州北部的重要的、有趣的报道。她欣然接受了。 一个月以后,5 月份,塔马尔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招待1990 年得奖人的普利 策奖金午餐会。陪同她去的有杰拉尔德·克劳福德、肯特·沃尔兹和蒂姆·科德尔 等负责人。塔马尔的双亲也去了。当塔马尔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迈克尔·索维恩手 中接过获奖证书时,她父母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 她在纽约逗留期间,她的父母在皮克斯基尔湖的俱乐部为塔马尔举行了晚会。 她的姐姐卡里已经切除了良性肿瘤,那晚也参加了。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次欢 乐的聚会,唯一的缺憾是,大家原希望她的另一个姐姐沙伦也会来,然而到最后一 分钟她来电话说不能出席了。 塔马尔有点失望,不过,她也想开了: “大约来了80 人,都是多年不见面的亲友,大多数来自纽约,太好了。 妈妈讲了一番话,接着父亲也讲了。他很有风趣。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他们赠 送我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过去你是弗雷德和弗洛伦斯·斯蒂贝尔的女儿,现 在我们是塔马尔·斯蒂贝尔的父母。’“他们还送我一个用木化石做的钢笔架,并 刻上了我的名字塔马尔·普·斯蒂贝尔。我没有中间名字,所以他们用了一个首字 母。他们知道我一向希望有一个中间名字,因此,他们请雕刻师傅刻上了‘普’, 代表‘普利策’。”在1990 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并没有许多人登门引诱塔马尔离 开圣菲。 不过,她的确收到了其他一些报纸的主编寄来的要求“见见面”的邀请,她都 拒绝了。 秋天,她接到了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的一封信,请她担 任1991 年奖金评委会成员。她回绝了。“我绝不干这种事。我觉得太可笑了。我 干新闻这一行,时间不长,没有资格去评审别人。”当塔马尔得奖一周年过去的时 候,她说,她仍然在《阿尔伯克基日报》工作,仍然住在小小的公寓房子里,仍然 负债很多,但她生活得很幸福。不过,由于获得普利策奖金,她一生中第一次有了 存款。 她仍然梦想有朝一日为美国的大报工作,当驻外记者。自从《纽约时报》发表 了她15 岁时写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她的第一件新闻作品)以来,她就有了这个 想法。她从来没有忘记当时的激动心情。然而,又过了15 年,她才当了记者。 她说,她再积累一些经验之后,也许要去试试这样的工作。她认识到,她当记 者的工龄不长,但是,她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在世界上走了许多地方。她会 讲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流利的程度各有不同。 她为雇主服务的记录不错,她认为这对她是会有帮助的。 看来,她获得普利策奖并没有坏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