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坊“贪污”案 公元1945 年2 月,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以直接税署长高秉坊与 人串通舞弊、挪用公款经商等理由,命令财政部长俞鸿钧将高撤职,送交法院查办。 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根据CC 系的旨意,判处高死刑。是为轰动全国的高秉坊贪污案。 一孔祥熙的忠实信徒高秉坊,号春如,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 早在北洋时期,高秉坊就结识了孔祥熙,并为孔所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有关和约,要求日本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 的山东青岛,归还中国。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司接收 善后事宜。孔祥熙时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就在该处任科长,二人开始共事。 后来孔任青岛电报局长,高就做总务科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实业部 长,高随孔到实业部任职,担任总务司司长。高秉坊办事干练,勇于负责,深得孔 祥熙的信任,一直在孔手下任“总务”工作。 高秉坊追随孔祥熙并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因而,喜欢在孔家子女面前以长者 自居,有时在孔家子女头上轻轻拍一下,表示亲近,但一贯骄横的孔家子女对于高 秉坊的爱抚并不领情,他们常哭着回家,向宋霭龄哭诉被高秉坊打了头,宋霭龄因 此对高秉坊渐生不满。尽管高多次向宋说明情由,赔礼道歉,但宋依然耿耿于怀。 1933 年11 月,孔祥熙改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本来高秉坊是内定的总务司 长,高秉坊本人也认为凭自己和孔祥熙的关系,总务司长一职非自己莫属。当惧内 的孔祥熙把拟定的司处级干部名单交宋霭龄过目时,宋对高任总务司长提出反对意 见,说“你既喜欢高春如,给高什么位置都不管,就是不能给高做总务司长”。凭 宋的几句话,高秉坊好梦难圆。一边是亲信,一边是夫人,孔祥熙权衡利弊,只好 临时把总务司长和赋税司长的名字用笔勾转一下。就这样高秉坊稀里糊涂地当上了 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二把冷差事办成热场面财政部赋税司按规定职责是管理全国赋税,但实际上是 有名无实,有职无权,没有赋税的实际征收权。在财政部内,盐税有盐政司和盐务 总局主管,关税有关务署负责,货物税有货物税署掌管;田赋及其他地方财政问题, 是各省各自为政,财政部无法过问,赋税司更是无可奈何,所以说,赋税司是财政 部这个热衙门里的冷差事,高秉坊坐的显然是冷板凳。 但是,高秉坊不甘寂寞。1934 年,高秉坊抓住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的机 会,由赋税司提出整理地捐税的议案,认为各省地方捐税,名目繁多,需进行整理。 议案获通过,决定在赋税司内设立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专司其事。高秉坊对于地 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设立,从内心来讲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可以堂堂正正地干预 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赋税司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泄一下心头的怨气, 但是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毕竟是一个空架子,高并不满足,更希望抓到赋税的实际 征收权,真正提高赋税司的地位。 高氏智囊团成员,号称谋士的宁承恩曾在日本学习租税制度,对所得税颇有研 究,十分理解高的心情,乘机向高提出由赋税司开征所得税。高对宁承恩的建议, 甚感兴趣,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随声附和,很快向财政部长孔样熙打报 告,要求开征所得税,高甚至称:“欲图改革我国财政,非从改革税制人手不可, 而所得税之倡办,实负有此项重大之使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聚敛之臣,有些财 源当然非常乐意;同时,高秉坊一直跟随自己,他也常为自己没有给高委以实权而 感到内疚,有此机会,也可弥补一下,所以孔祥熙对高秉坊之议非常赞成。 1936 年7 月1 日,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各处,负责筹备所得税的开征、所得 税稽征法令的草拟订立、机构的设立、人员的安排。高秉坊以赋税司司长兼任处长。 当时,征收的所得税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营利事业所得税;第二类是薪给报酬所得 税;第三类是证券存款利息之所得。同时,筹备处拟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 10 月,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随后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 四川、甘肃、陕西、青海、福建、江西、云南等省设立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 备,所得税于1937 年1 月1 日正式开征,从而迈开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的第一步。 继所得税开征之后,1940 年又开征遗产税,直接税体系的两大主干税种因而 确立。随后,由于直接税业务增加,地位日显重要,1941 年1 月,财政部将所得 税事务处扩充改组,升格为直接税署,高秉坊兼任署长。此后,直接税体系又增加 了新的税种,如过份利得税、印花税、营业税。直接税署成为财政部重要而庞大的 热衙门,高秉坊也成为财政部的大红人。 三开罪陈果夫及中统高秉坊创办直接税是在孔祥熙的支持下进行的。在直接税 开办过程中,高秉坊依靠孔祥熙的支持,大胆工作,完善直接税的征收制度,确实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也因此引起孔祥熙政敌的不满,加之高本人一贯恃才做 物,也惹恼一些人,所以高秉坊在创办直接税的一开始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开办直接税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高秉坊为打开局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新 税、新人、新精神”的办税宗旨,任人选才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否则不予录 用,为此他开办税训班,培养训练直接税干部。高秉坊此举在国民党那种腐败的社 会空气中确实给人一种新鲜感觉,但是也引起了国民党Cc系陈果夫的不满。当时, 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大学视为培养党政干部的摇篮,不但CC 系的嫡系要经过中央政 治大学这座熔280 炉炼一炼,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经过系列训练后,也必须到这 一座炉上煮一煮,受训半年,否则会视为异己分子。陈果夫把持如此严密,岂容高 秉坊另起炉灶培训干部?陈果夫多次向孔祥熙要求打消开班之议,所需干部由中央 政治大学提供,或税训班由中央政治大学代办。高秉坊认为直接税署属业务部门, 业务骨干应由自己培养,拒绝陈果夫的要求。高秉坊为断其借口,后干脆聘请黄埔 系骨干分子桂永清担任税训班训育主任。桂永清是蒋介石的大红人,得此兼差,欣 然接受。高秉坊有桂永清出面支持,心里踏实了,但再加引起陈果夫的嫉恨。 1942 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令合并于直接税,高秉坊负责接管。当时, 四川各营业税分局中,有6 个分局长是中统分子,中统局长徐恩曾为维护中统利益, 派人持亲笔信面见高秉坊,商请留用这6 位中统分局长。高秉坊坚持己见,当即表 示直接税人员应有一定资历,合格的一律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同时对直 接税人员兼任中统工作多有微词,实际就是没有答应徐恩曾的要求。正式接管营业 税后,高秉坊坚决将其中的4 个不合格的分局长予以撤换,另2 个分局长也异地调 动。高秉坊的举动令中统十分恼火。 高秉坊不仅和中统结怨,而且和国民党另一个特务机构军统也结下了怨恨。军 统特务头子戴笠当时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所辖各地缉私机构都由军统人 员把持。军统人员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以致怨声载道。 直接税署各分局时有反映,高秉坊常常在原件上批注“请雨农(戴笠的别号) 兄阅”,或“送戴署长”,但戴笠根本不买帐,依然我行我素。久而久之,高 秉坊产生了对军统的厌恶情绪,他曾在财政部部务会议上多次建议,各地部属机关 只写机关名称,不冠财政部之字,甚至称财政部的名誉就是被缉私署搞坏了,令戴 笠十分尴尬。后来财政部终于撤销缉私署,据称缉私署被撤,高秉坊主张最力,所 以令戴笠恨得咬牙切齿。 四委员长兴师问罪,高秉坊忍辱入狱1945 年初,孔祥熙失势,在内外压力下 交卸财政部长等职,高秉坊是孔祥熙的亲信,一般人猜他会联袂下台,但是实际上 高反其道而行之,依然在那里稳坐钓鱼台。孔祥熙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政 学系、CC 系倾轧、排挤,CC 系原欲取孔祥熙的财政部长之位而代之,哪知政学 系捷足先登,接近政学系的俞鸿钧夺取该职,CC 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盯住财 政部直接税暑这个肥差,而高秉坊此时仍不识时务,CC 系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他 们下定决心要拔掉高秉坊这颗眼中钉。 CC 系出于利己目的,四处罗织材料,诬称高秉坊贪污舞弊,植党跋扈,故意 激怒蒋介石,欲假蒋之手将高打入监狱。蒋介石在收到CC 系的诬控材料后,盛怒 之下,竟在1945 年2 月初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用代电形式,电告财政部长 俞鸿钧,称“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与各地分局串通舞弊,类多藉词挪垫,移以经商”, “查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竟无确实收支帐目可稽,开征已逾四年,亦从未清查, 擅自提公款,违令存放商业银行”,责令俞鸿钧将高先行撤职,交法院查办。 高秉坊接到财政部秉呈蒋介石旨意将自己撤职查办的指示后,十分震惊,于是 前往俞鸿钧寓所探问究竟,说明原因,但由于高与俞关系浅,俞不愿引火烧身,只 是面露难色,委婉推脱,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高秉坊认为自己无指控之劣迹, 所谓贪污舞弊纯属无稽之谈,所谓植党跋扈实指开办税训班,系歪曲事实,乃于2 月中旬直接前往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陈述案情。 但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司法丧失独立,司法行政部及法院均为CC 系所操纵, 法院当即按查办令质询数语,就将高扣押。重庆法院羁押高秉坊后,侦骑四出,搜 查高住宅,查阅卷宗,传讯有关人员。然而,他们是无功而返,所获材料皆证明诬 控各节与事实不符。但是,CC 系为达到预定目的,欲置高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 积极向蒋介石递交高的“罪行”材料,通过蒋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命令重庆地 方实验法院按诬控的伪证对高提起公诉。 1945 年5 月,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对高秉坊“贪污”案开庭审讯。著名民主人 士章士钊担任高秉坊的辩护律师,社会贤达沈钧儒等人参加旁听。审讯过程中,中 统审讯人员态度粗野,缺乏必要财经知识,强词夺理,多次提出中统、军统的调查 材料作证,最后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进行宣判:称高“连续意图得利,截留 公款”,“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面对无理判决,章士钊表示极为不满,并说 :“如此暗无天日,这部六法大全尚有何用?” 司法院长居正当晚召见司法行政部长CC 分子谢冠生及重庆法院院长查良鉴, 怒斥二人:“你们上下其手,对高秉坊案如此处理,司法之尊严安在?” 高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各方注意,街谈巷议均认为司法有欠公正,量刑不当。社 会贤达吴蕴初、李烛尘与山东同乡丁惟汾等代表迁川工厂等19 个团体,相继具呈 法院,要求公正处理,保障人权。奉命送高案到法院的财政部长俞鸿钧此时也因自 己过分明哲保身而使高蒙受冤屈,备受良心责备,认为诬控严重失实,特将有关事 实材料呈请蒋介石饬最高法院慎重处理。与此同时,孔祥熙意识到CC 系如此对待 高秉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情, 婉言判高死刑有欠民主。由于各方呼吁,蒋介石在1945 年8 月令最高法院撤销原 判,发还地方实验法院重新审理。 但是,cC 系对高案的压力是有增无减。高案二审开庭后,审判长李坚夫发现 指控材料不实,对高秉坊表示同情,但又不敢违抗上级旨意,处于两难境地,本欲 罗致一二伪证,判高几年徒刑交差,但最后又只得屈服CC 系的淫威,判高无期徒 刑,判决书称:“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 1946 年4 月,最高法院核准通过。 二审判决后,高秉坊仍不服。高秉坊的辩护律师中央大学法学系主任戴修瓒也 认为判决依据是凭空推断,无营私舞弊之实据,遂多次向最高法院申请,要求复判, 但没有下文。实际上也有军统人员私下认为对高秉坊的指控不符合事实。1946 年 初,军统人员王抚洲接任直接税署长,发现在该署内无法发财,“以前外面都说直 接税署是发时机关,进来以后才知道,制度订得死死的,光见数字,不见钱”。显 然,CC 系一方面知道事实,但另一方面又歪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高秉坊是难 以得到公正说法。高秉坊也在整个过程中,目睹身受所谓司法独立的戏弄,自认在 劫难逃,如继续申诉,也是与虎谋皮,所以放弃申诉,忍辱入狱。 1946 年5 月,高秉坊被押送四川省第二监狱。入狱后,高备感寂寞。当时同 监难友大多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高秉坊遂与稍有文化者商议,共同进行扫盲教育, 这样既可有益于人,又可自娱,聊解寂寞。高的建议得到监狱典狱长的支持,并改 善其居住等必要条件。高秉坊根据实际情况与人讨论施教方法,决定先开识字班, 再开读书班。后又东借西凑各种书籍,开办监狱小图书室。缺少教材,他又亲自动 手,自编成人千字课本,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监用作教材,当时国内不少单位函 索样本。由于高秉坊教学方法得当,因人施教,耐心细致,全监读完千字课本者达 百人以上,基本脱盲。与此同时,高秉坊还积极参加护理病人的工作。高秉坊的行 为感动了典狱长石济时,1948 年9 月,石将高的事迹上报司法行政部,称高: “编抄教诲教材,稗益监狱教化甚多,其服役病监看护,在传染疾病流行之时,不 顾一己之危险,日夜护视”,“此种舍己为人之行为,殊属难能可贵,足可表率, 可以劝善”,请求给予奖赏。1949 年1 月,司法行政部明令嘉奖。 1949 年11 月25 日,国民党“最高法院”根据居正等人的决定,通知高出 狱,高秉坊实际服刑时间为3 年零6 个月。 高秉坊离开重庆后,迁居湖南。1950 年6 月,中南财经委员会任命其为中南 税务专员,7 月正式到职。1954 年9 月,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兼省税局 专员,直到其晚年退休。 刘秋阳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