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不出宫 万历帝选择的办法就是消极对抗,不与文官进行合作。 他从万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他驾崩后被扛着 去定陵,前后达30余年之久。 他虽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却不大想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宁愿呆在宫 中,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喝酒作乐,醉生梦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懒得 理会宫外的文官,几乎到了天塌下来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 他几乎不见朝臣,即使像首辅之类的文官首领也很难见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 “留中”,不作任何处理。甚至连帝国最神圣庄严的庙祀,万历帝也不亲祭,而是 派员代祭。帝国的政治中枢机构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批评。万历十八年(1590) 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判,上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奏章,痛斥万历帝 “圣体违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财气: “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 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 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接着,这位大理寺评判一一列出万历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事实,毫无 遮拦,淋漓尽致,把万历帝骂得是体无完肤,也骂出了当时不少大臣的心里话。万 历帝自然十分震怒,要严办这位胆大妄为的评判。幸亏有申时行从中全力调和,这 位评判才保住了性命。 首辅申时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尽管他竭力调停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紧张关系, 竭力维护文官间的信赖和团结,但这种做法已越来越不起作用。至万历十九年(1591), 申时行最终因立储问题而不得不离开相位。 本来,在万历十八年(1590)春,申时行已与万历帝就立储问题达成了默契。 万历帝当时曾表示,假如朝臣能不再就此事继续打扰他的话,他准备在两年后册立 常洛为太子,否则,就要继续推迟。申时行认为皇帝能作这样的让步,也算是有了 交待,因此他要求朝臣不要再在这件事上刺激皇帝,以免弄巧成拙。没想到第二年 就有一位叫张有德的工部主事,又旧话重提,惹得万历帝十分生气。而大学士许国、 王家屏竟也顺势举疏,要求皇帝兑现前诺。可能是为了增加分量,他们竟然把申时 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时行本人对此并不太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态度后,申时行 给皇帝上了密疏,说明情况。不想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进的文官指责申时行表 面上佯附群臣请立之议,暗中却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极不诚实。申时行有口难辩, 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秋九月致仕。 申时行的下台,给朝廷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申时行在任之时,朝野几乎 一致认为他过于听从皇帝,而不能大有作为。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申时行的良苦 用心。申时行所起的微妙作用,直到他罢职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申时行的继任 者,已根本无法像申时行那样,左右逢源,维持朝廷的基本局面了。 申时行下台前,文官之间的矛盾已开始尖锐。申时行下台后,更是愈演愈烈。 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锡爵被重新任命为首辅。当时万历帝计划同时册 封常洛、常洵两子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还是不想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这 一做法引起大哗,许多文官纷纷反对,新任首辅的王锡爵夹在中间,备受攻击。最 后,尽管万历帝暂时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年的京察中,当时已掌握相当权力的顾宪成( 吏部员外郎) ,与吏部尚 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一起,操纵吏部,把那些与内阁成员关系密切的官员尽量 罢免。顾宪成等人的做法,实际是对阁臣不满的体现,弄得刚刚回朝的首辅王锡爵 很是下不了台。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党争,结果是王锡爵罢职,而顾宪 成之流也被撤职,朝廷从此不得安宁,再也没有申时行时代的那种局面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加速了明帝国的衰落。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 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至万历二十二年 (1594)九月,双方签定了第一次停战和议。但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 吉又重启战火,明朝则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并不顺手。幸亏丰臣秀吉于次年 七月病死,战局才开始有利于明朝。到年底,日军基本上被击退。朝鲜战争前后长 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其他如播州扬应龙之乱、宁夏哱拜之乱,也给明朝带来了不少麻烦。而当时尚 不太受朝廷重视的努尔哈赤,也已在东北迅速崛起。 边疆的安定与否,历来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乱相,由此而渐见 端倪。 财政匮乏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张居正死时,曾给朝廷留下一笔不小的国库 积累,国家财政尚能应付。但至万历亲政后,朝廷开支日增,而收入却不见增。像 宁夏用兵,耗费180 万两白银;朝鲜之役,军费开支780 余万;播州用兵,也用掉 近200 万两。这还仅仅是军费开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开支也是相当惊人的。 万历帝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笔银两。皇长子常洛及诸王子册封、冠婚 用掉了900 多万两,另加袍服之费270 余万两。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 至万历四 十年已达60余万) ,使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禄米和开支。像这样的巨额开支,朝廷 是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国家财政也必然难以为继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万历帝似乎不太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他依旧出手不凡, 照用不误。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以诸皇子婚娶为由,要求从太仓银库( 国 库) 取用白银2400万两。这对于当时的朝廷财政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户 部自然难以满足。万历帝见此,竟尽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积银,颇有点不刮尽天下财 物决不罢休的架势。此前,万历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使,搜括财物的做法,就已 经闹得沸沸扬扬。至此,他竟又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更令 人不解的是,万历帝把这些钱财敛于内廷,不肯与朝廷分享丝毫。对朝廷的财政危 机,他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似乎与他毫无关系!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自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万历后期的吏治,败坏到 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各级官员,似乎很少有不谋私利的。有些官员所积 下的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很难与他们每年几十两或至多几百两的俸禄联系起 来。像出身贫寒且在当时( 甚至在今天) 被认为是清廉之至的东林党魁顾宪成,在 其兄弟分家时,尚获得数千亩的田产。世风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见。既然皇帝、大臣 们的日子是如此好过,那么,天下百姓日子的难过,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万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拼命用钱同时拼命捞钱之外,他似乎对朝政越 来越没有兴趣,借口当然还是“圣体违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体恤,不知深 浅,竟然还喋喋不休,说些皇帝绝不想再听的事情。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 给事中赵德完就给万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说什么郑贵妃阴谋在多病的皇后驾 崩后,自立为后,并立其子常洵为太子等等。万历帝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自 然不免龙颜大怒,命下诏狱,廷杖一百,开除官职,永不录用。 大概是群臣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再加上赵德完挨的100 大棍,万历帝终于在万 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进行了正式册封。皇长子常洛最终被立为了皇太子,同 日被封的还有福王常洵( 封地洛阳) 、瑞王常浩( 封地汉中) 、慧王常润( 封地汉 中) 、桂王常瀛( 封地衡州) 。既然是册封这样的盛典,而且还要成婚,万历帝自 然不会过分精打细算,他早就提前向户部提出了2400万两白银的预算作为开支。可 惜户部拿不出这笔款项,所以最后还算节俭,只用了1000多万。为这事皇帝还对户 部有点意见,并派宦官到各地查账,看看是否真的是没钱。大概是万历帝对户部官 员的敛财能力不太满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税监、矿使分赴各地,开辟财源,弄得 十分不成体统。 或许是万历帝看透了朝廷这帮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多为子孙( 尤 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 谋点产业,免得在他死后受苦。没想到他的这种做法,恰恰 是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后祸及子孙。那位受他百般宠爱的福王常洵,后来在洛 阳成为李自成的刀下鬼时,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关系。 伤透了心的万历帝,在此以后更是心灰意懒,不理朝政。就连朝廷最重要的人 事安排,他也懒得过问。而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又非要皇帝钦命不可,否则, 也只能空缺。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学士沈鲤等就向皇帝诉苦说,吏部尚书 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 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31位,竟缺了24个。 如果去掉那些在职不谋事的,几乎就是无人理政。对此,万历帝仍是不闻不问。到 最后几年,像内阁这样最重要的机构,竟也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成了光杆司令。 这样的朝廷,怎么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 朝廷的统治能力下降,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朝廷官员之间的派性斗争至 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在张居正统治期间,后来成为东林党魁的青年 官员邹元标,就上疏攻击张居正,说他不丁父忧,名为夺情,实则贪位。张居正以 后,又有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 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 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后,朝中大权被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等掌握,人称“浙党”。但顾宪成等 人也不甘寂寞。他们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 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动天下。顾宪成之流及其后继者,后来被魏忠贤扣上了 “东林党”这一大名。 起初,东林党人大多尚能称得上正人君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权威,并通过道 德手段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危机。这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旗帜,加上东林党人本身的人 格魅力,在开始时犹如一阵新风,给人带来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并非无限,它 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与之相配套。而且,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有双重性格, 在道德和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只有实现了相对的利益,才能谈得上道德。除了极少 数圣人,绝对的道德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道德还会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党 同伐异的武器。许多人借道德之名,谋自身利益,并以道德去约束别人,放纵自己。 至于他们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开始的东林党人,就是一些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当他们的组织一旦成为 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时,其性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林党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就 是党争行为,其动机也未必像他们自己当初所标榜的那样堂皇,更多时候党派利益 要显得重要得多。他们在野时,对当权者样样看不顺眼,动辄口诛笔伐;而当他们 得势时,也同样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治国手段来。更严重的是,东林党到后来虽声势 浩大,实则鱼目混珠,不仅招忌,而且也为其对手提供了不少口实。后来的血光之 灾,其实已于此时埋下了因果。 东林的主要对手是浙党,以及依附于浙党的齐党、楚党、宣党。两派在一切问 题上似乎都要针锋相对,并互相倾轧。浙党沈一贯任首辅时,东林虽居下风,但顾 宪成等人仍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响朝廷,甚至出位论政。至万历三十九年 (1611),东林党人借京察之名,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掌握了主 动。但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浙党又进入反攻状态。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 时,方从哲已居首辅,浙党势力进一步加强,东林党人被纷纷罢免。虽然不久后东 林党人又在天启初期占了绝对优势,可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 他们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