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的挑战 崇祯帝即位之时,朝廷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后金。 后金自万历后期迅速崛起,蚕食辽东,而朝廷却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至 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已退到山海关一线,几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 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祯帝就把辽东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能否解决辽东问题,事 实上也是崇祯帝能否实现中兴梦想的关键。 为此,他于崇祯元年(1628)起用原辽东名将袁崇焕,总督辽东,全权处理辽 东事务。而袁崇焕也是意气风发,夸下5 年平辽复土的海口。但实际情形并不像崇 祯帝设想得那么顺利。崇祯帝原以为只要有了袁崇焕,辽东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 而事实上,袁崇焕也非万能,仅靠他一人并不能扭转乾坤。战场内外,原先存在的 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反而加剧。困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 更使本已形同虚设的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后金的攻击之下。 更重要的是,此时由皇太极领导下的后金,其实力和抱负,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并没有增强,甚至有所下降,而对手却变得强大了。这样一来,原 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在明朝廷毫无思想准备之际,避过重兵防守的 山海关防线,借蒙古之地突袭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撕开口子,杀入长城之内。 皇太极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后金军队攻入长城 之内后,在河北、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地,并两次围困京师,直到次年 五月份才退出长城一线。期间,朝廷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连连损兵折将,丢 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自作聪明的崇祯帝,听信谣言,中了后金 设下的反间计,竟在军情危急之时,逮捕了当时辽东的统帅,也是后金最感畏惧的 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袁崇焕被逮捕及最终遭残酷磔杀后,辽东前线由孙承宗统辖,然而这位昔日辽 东名帅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了。 当时朝中大权,已落到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手中,而原先东林内阁的成员,如 韩鑛、钱龙锡、李标等纷纷去职,或回籍,或获罪。带有东林色彩的孙承宗不可能 得到全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由于战事不断,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乱已起,朝廷疲于应付,犹如抱薪救 火,弄得焦头烂额。对辽东前线的支持,无论是兵马还是粮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孙承宗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法实施,甚至连现状也 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反击、拓展了。 至崇祯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与朝廷议和的皇太极,突然出兵围攻朝廷刚 刚收复的大凌河城堡,于长山击败了从锦州出动的朝廷援军后,攻克大凌河。 是年十一月,孙承宗辞职。 一月之后即此年的闰十一月,原毛文龙的部将、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乱,在攻陷 登州后,投降后金,并率后金兵攻取重镇旅顺。 辽东形势继续恶化,朝廷根本无法控制。 至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故伎重演,绕开山海关,借道蒙古,于六月 抵达长城脚下。然后兵分4 路,杀入长城。京师再次告急。皇太极在内地左冲右突 近两个月后,从容而退。 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后,宣布撤销女真名号,统称满 洲。 崇祯九年(1636)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 齐集盛京( 沈阳) ,举行盛大典礼。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 满、蒙、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宽温仁皇帝”之号,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清,改 元崇德,定都沈阳。努尔哈赤被追谥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至此,一个强大的大清帝国已初具规模。皇太极的抱负也不再是辽东,而是与 大明朝争夺天下,取而代之。自此以后,皇太极三次率兵攻入长城防线,在京畿、 冀鲁地区大显身手,严重消耗了明朝的实力。而且还攻下了山海关外的四座重城, 把前锋推到山海关前。此时,已离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日子不远了。 因此,在崇祯朝,明朝与后金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袁崇焕的冤狱为分 界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