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灿的抚局(1) 在叙述张献忠谷城受抚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关情况。 崇祯七年(1634)正月,因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朝廷特进延 绥总督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以重 臣开督府,统摄讨伐之事。没想到陈奇瑜这位书呆子,在汉中上了张献忠等的诈降 之当,失去了全歼农民军主力的绝好机会。崇祯帝大怒之下,查办了陈奇瑜,并重 用了洪承畴。 十二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 畴依靠镇压农民军,由一位小小的道员接连破格升迁,至此而极。崇祯帝全力支持 洪承畴,并令他于6 个月内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没想到农民军竟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袭凤阳,一举得手,令天下 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祯帝见洪承畴一人难当重任,便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 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规定 卢象升负责东南,洪承畴负责西北,联手合剿。 卢象升接手东南战事后,敢打敢拼,竭尽全力,其局面虽不能说占尽优势,却 至少尚能维持。到崇祯九年(1636)春夏,正当卢象升与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东西 夹击,形势极为有利时,朝廷却因清兵入侵,不断抽调中原战场上的边兵精锐入卫 北京。到九月份,崇祯帝竟下令当时正在郧西追杀农民军的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 对抗清军。不久,卢象升又被任命为总督,主持宣大、山西军务,正式离开了中原 前线。 卢象升的调离,是朝廷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了中原战场的恶化。这一重大人 事变动,虽说是首辅温体仁暗中操纵,但崇祯帝也难辞其咎。 接替卢象升的是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长垣人,天启年间进士,素喜谈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卢 象升调赴边关,王家桢才又被召复出,总督五省军务,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 有将才,既无才能,又无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农民军首领杨四处外, 竟然举兵不知所进,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比卢象升更难,注定难 有起色,于是从一上任开始,便以身体有病为由连上辞呈。崇祯帝先是准他辞去总 督之职,专任河南巡抚。不久,他的家兵竟发生了哗变。一方大将,竟连自己的家 兵也约束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剿匪灭贼! 崇祯帝一气之下,将他革职。 当时的西北,因有洪承畴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力战,尚可维持。而原由卢象升 主持的东南,自从卢象升调离后,则因将帅无能而显得困难重重,十分被动。除王 家桢外,其余如郧阳抚治苗胙土、继任者陈良训、总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龟缩在郧 阳、襄阳城中,不敢出战。他们当时写的报告,内容大多是匪情。不过偶尔也有妙 语,说什么“大小数十战,我既未败,贼势也未衰”云云。 在这种局势下,崇祯帝急于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观。崇祯九年(1636)十月, 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侵损失惨重,不能安于其位,便自请赴边带兵御敌。此举 正合崇祯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张凤翼之请,同时准备起用新的兵部尚书,即杨嗣 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湖广武陵人。崇祯二年(1629),其父杨鹤 曾因力主招抚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赴陕北招抚农民军,结果 大败而归,被崇祯帝逮捕严办,差点丢了性命。当时杨嗣昌为救父亲,先后3 次上 疏要求子代父罪,不仅使其父终免一死,而且还多少感动了崇祯帝,对他留下了不 错的印象。 崇祯五年(1632),杨嗣昌被任命为永平、山海关巡抚。崇祯七年(1634), 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不久,因其父杨鹤去世, 杨嗣昌卸职回家守制,又再居母丧,一直赋闲在家。 崇祯帝选中杨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杨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故事,口才很 好,酬对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树,具有强烈的责任 心。早在陈奇瑜主持剿局时,他就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颇得名誉。兵部尚书张 凤翼自请外放后( 不久即自杀) ,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 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 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 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 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 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4 个地区,此4 区被作为正面战场, 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6 地被 作为辅助战场,由该6 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 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 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 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 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 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 千,承天祖陵官兵5 千; 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 万,总理军门官兵3 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 兵各1 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1 万5 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260 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 则认为至少需要280 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 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 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 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 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 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 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 熊文灿何许人也? 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 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 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 (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 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 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 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 廷出力。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 “诸臣误国! 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 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四不可”等客 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 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 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 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 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 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 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 今湖北安陆) 、黄安( 今湖北红安 ),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 。 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 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 今陕安) 、灵宝一 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 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 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 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 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