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文洁若 明知说今不如昔犯忌,业务挂帅尤不可取。然而在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的 这三十几年中间,却时常感到像过去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而对所译作 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怀着这种遗憾,我写过周作人, 现在还想谈另一位大翻译家:钱稻孙。在日本文学翻译的成就方面,这两位是不相 上下的。他们的学问都非常渊博。钱稻孙懂得音乐、戏剧、美术、医学,还精通日、 意、德、法文。早在三十年代,他就用离骚体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并 编过一部日本语法讲义。 我之所以在写过周作人之后,又来写钱稻孙,自然是由于我同他们两位在编辑 业务上都打过七年交道,而同钱稻孙,还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 考虑到他们两位在政治上均失过足,我迟迟未敢动笔。但是,我又一直觉得, 不应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一九五○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一名校对。 次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我被调去做编辑工作,自一九五八年十一 月起,就从生了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日本文学这一摊。当时的情况是,日 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 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找 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任顾问, 不再编稿了)看了,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他过目,这回张 先生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 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泽《 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势物语》和《谣曲选》也整理出来。 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我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在隔壁的办公室对总 编室主任郑效洵说:“派文洁若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吧。”接着,楼社长就 向司机班要了一辆车,陪我到西四受壁胡同的钱家去。 一进门,楼社长就说:“钱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个女弟子。”出版社自一九五 八年起,每月原预付给钱稻孙一百元生活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已商定, 由于我去学习,占了他的时间,自即月起,调整为每月一百五十元。从此,我每周 上午去他家三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生有过不少位老师,然而没有一位可以称得 起恩师的——就是除了一般课程外,还给过我特殊指导的。现在回顾起来,钱稻孙 先生确实是我在日文及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位恩师。 钱稻孙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源氏物语》的翻译。那时,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名 著已改约丰子恺先生翻译了。于是,楼社长带我去他家那次,他就不无遗憾地提出 这个问题。楼社长回答说:“像这样一部名著,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将来您还是 可以重新翻译嘛。”钱稻孙尽管目力较差,身体却很硬朗,我原以为他能像萧伯纳 那样工作到九十多岁,然而中国的事态却注定他只能活到七十九岁。一九六六年的 红八月中,他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下呻 吟,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请钱稻孙放下《源氏物语》,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 鹤的作品,还是做对了。像和时间赛跑似的,丰子恺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总算把九十 一万字的《源氏物语》译完,该书已于八十年代初分三卷出齐。 倘若仍滞留在钱稻孙手里,以他的速度,至多能译出全书的一半。如今,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三十卷中,总算有了钱稻孙的一卷完整的译文 :《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而且这两部作品难度之大,绝不下于《源氏 物语》。钱稻孙的译文填补了我国对江户时代文学翻译介绍的空白,而且这是无人 所能代替的。 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钱稻孙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 学,他生活清苦,保姆动辄就辞工。比他大四岁的者伴儿,又患了肠癌,经常还得 由他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去服侍。为了不给他增添负担,我便决定把学习与工作 结合起来:他译什么,我学什么。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 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网岛》、《景清》、《俊宽》这四 出戏的译文,就是这样由我帮助整理出来的。 然而那些年,出版社对一个年轻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学习及业务,每年 还必须参加一两个月的体力劳动,此外,又有各种季节性劳动(如到郊区抢收麦子 等)。尽管楼社长说过:“到钱先生那里去学习,也是工作。”可我还是不得不加 班加点来补上每周三个上午离开岗位所耽搁的编辑业务。 一九六三年,我约钱稻孙译了一篇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瑠璃》。当时他正在 翻译净瑠璃,而日本这位女作家的这个中篇,是以当代木偶净瑠璃艺人生活为题材 的,除了钱稻孙,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钱稻孙只花了两个月就把全文译出来了。 我因为十二月份又要去劳动,用铅笔在原稿上做了些改动,送到他家,并说过了年 再去取。月底劳动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发现钱先生己把译稿连同我借给 他的两本杂志一道,送回来了,还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人形净瑠璃稿看过一遍,改得很好,稍微加了一点工。那译稿因为(1 ) 期限恐怕过了,没有好好检点; (2 )近来生活烦苦,精神疏忽。复看一遍, 甚多自惭之处,加工也未满己意。铅笔改处,大抵都好,没多意见。净瑠璃四篇, 总算完了。现在写着《前言》。至于注,相当繁琐,也尚须时日。其中曲调所关, 参考无书为苦。打算天暖一点,去音乐研究所查阅《音乐大事典》。这一两年,总 算学习了一番戏剧方面的古文和史事,其实还不够通的。 我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我才返回 办公室。其间,译者来信十之八九都己丢失了,惟独钱稻孙这封短信奇迹般地保存 下来。这封信一方面反映了钱稻孙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年近八旬 的他,还得挤公共汽车去查阅资料,老伴儿又生着病,以至“生活烦苦,精神疏忽”。 钱稻孙曾告诉我,他当时所住的受壁胡同九号这座房子,是他的父亲购置的, 他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全都用来买书了——绝大部分是日文书籍,堆满七 大间屋子,早年他曾计划建立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以汉好罪关入 监狱,书也全部被没收。后来因病保外就医,五十年代,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和王 府大街的科学图书馆去查找这批书,始终也没有下落。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 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他的,所以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 一九六三年,我还把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时钱稻孙 已患了白内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语》原著,再读丰子恺那段中译 文。钱稻孙完全靠听觉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样,终于整理出几十条修改意见。 我是复写的,一式二份。毕竟只是钱稻孙口述的,他并未过目,我怕没有把握,又 送去请周作人做了鉴定。在周作人一九六四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请为鉴定《源氏物语》校记,辞未获免。 二月二十七日 开始阅《源氏物语》校记。 我估计周作人是看在老友钱稻孙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一九五九年我就碰过 周的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的选题,原是他自己定的。后来我另外又选了几首 请他补译,他当面未置可否,可当天下午就写信推辞了。 周作人既然接下这项任务,还是认认真真鉴定了一遍,并发现了我们漏掉的一 些问题。可惜在文革期间,他原来的墨迹已全部丢失。幸而我已把修改意见全部誊 清在复写的另一份校记上,所以八十年代在发排阶段,还是用上了。两位老先生和 我本人,总算没有徒劳。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稻孙先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我因为即将赴河南 林县去参加四清工作,放了三天假,在家整理行装。一天,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的工作人员突然来访,要我赶译一篇关于世阿弥的《花传书》的手稿。我对日本古 典戏剧能乐一窍不通,只知道这是关于能乐的艺术论著,“花”是要求具有感动观 众的最高水平的表演技巧。用了两天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将全文译出。 但总觉得没有吃透原文的精神。第三天上午,我就跑到西城去向钱稻孙先生求救兵。 照例还是我把原文先念一遍,再念我的译文,并提出疑问。他要我从书架的第 三层抽出一部戏剧辞典,翻开某一项,念给他听,然后发表他的修改意见。就这样, 只花了两个小时,问题全迎刃而解了。我从他家赶到社会科学院去交了卷,还说明 这是经过钱稻孙先生校订的,并要求从我的稿费中扣除一部分,付给他作为校订费。 第二天,我就登上了开往河南林县的火车。我想起了钱先生告诉过我的一段往 事。他曾给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担任过口译。饭前,日本人一口气讲了两小时,钱 做着笔记。饭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译了出来,也足足用了两小时。举座皆惊。我估 计那是钱先生壮年时的事,而我去求教于他的那次,他已七十八岁了。据从中华书 局调到文学出版社来的老编审张梦麟告诉我,他参加过一次欢迎日本代表团的座谈 会,周、钱都在座。他认为钱稻孙的口语比周作人地道而纯熟。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当然远比钱稻孙重要。单就翻译成就而言, 我认为两人各有干秋。周作人译书,从来不打底稿,总是考虑成熟后,用毛笔一挥 而就。钱稻孙则是用钢笔写蝇头小楷,一遍遍地修改。他的视力之所以衰弱得厉害, 与此不无关系吧。 这里,我还想再简单地谈谈钱稻孙先生的经历和翻译风格。 钱稻孙于一八八七年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曾注释过 六朝诗人鲍照的诗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骈文。父亲钱恂著有《史目表》等书,曾任 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著名的语言文学学家钱玄同是他的叔父。钱稻 孙是长子,九岁时,随父赴日,毕业于成城学校、庆应义塾中学和高等师范。回国 后不久,又随着担任公使的父亲到意大利和比利时。 在此期间学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并自修美术。另外,还在大学里专攻医学,读 德文。民国初年任教育部视学,同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日籍教授做课堂翻译。日 籍教授回国后,即在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课。以后又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日文和 日本史。后升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 又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业余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着手翻译《万 叶集》等日本古典作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各大学纷纷南迁。钱稻孙受 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校产,未随校南下。北平沦陷后,汤尔和任伪北京大学校 长时期,钱任秘书长。汤死后,钱接任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 政治上失了节,但总算保全了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物。 抗日战争前,钱稻孙原是位备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学者、翻译家。 五十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医 学。他感慨系之地对我说:“我是自己扛着铺盖只身去赴任的。但那总比坐牢强多 了。”后来他被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一名编辑。一九五六年退休后,任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译文》杂志(《世界文学》的前身)曾发表过他译的 《万叶集》和歌和《源氏物语》第一帖,并附有译者对这两部日本名著的介绍,颇 受瞩目。他还译了木下顺二的戏剧《待月之夜》、山代巴的小说《板车之歌》(作 家出版社)以及电影剧本《罗生门》(北京电影出版社)等。 不同于周作人的是,以上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发表钱稻孙的译作时,从未要求 他改用笔名。然而一九六二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明明 是钱稻孙翻译的,书中却根本没署上译者的名字。仅由欧阳予倩在《叙言》中交代 了一句:“我就请人代为翻译”。拿到赠书后,钱稻孙托我给楼适夷社长带去一本, 他苦笑着对我说:“谁叫我犯有前科呢!”全书约三十六万字,是钱稻孙平生所经 手的最长的一部译作了。作者就东亚各国——主要是中国,以及日、印、朝、缅、 柬等国的古乐器,作了四十一篇考据论文,还有四篇附论。文中论述了“体鸣乐器”、 “皮乐器”、“弦乐器”、“气乐器”中各种乐器的起源、沿革、乐律以及乐器名 称的语源等问题。对于研究东方各民族的音乐和东方文化史的人们来说,是很有参 考价值的。 除了钱稻孙,很难设想还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么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译得如此通 俗易懂,而且文字优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跑了上百趟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 关参考书,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特别敬重。一九五九年,他译的《万叶集选》由日 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为此译本写了《汉译万叶集选 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撰写“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在“跋”中称赞译者 道:“(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 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 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万叶集》的中译本……(钱)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 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 美的。”钱稻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惨重。打砸抢后,一辈子的手稿均已荡 然无存。亏得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和万叶和歌这三部选集的译稿,由于已交给 了出版社,得以幸免于难。他花三年时间呕心沥血译成的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和井 原西鹤的小说,已于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 版了,并获得我国读书界的好评。 试看钱稻孙所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中这段文字: 露华浓,夏虫清瘦;情真处,配偶相求。 好不俊俏也风流! 粉蝶儿双飞双逗,这搭那搭,旖旎温柔;东风里,翩翩悠悠。 人家彩染的春衫袖,却当作花枝招诱;并起双翅,悄立上肩头,恰好似,仙蝶 家纹天生就。 译文韵字的安排,长短句形式的结构,以及化俗为雅、俗中有雅的风格,不禁 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 至于他译的井原西鹤作品,则具有明清小说风格。每段前的两个七字句,颇似 我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像《日本致富宝鉴》中“水间寺放利生钱,江户城添暴发户” 这样的回目,堪与《水游传》相媲美。 如今,钱稻孙先生生前所改译的《万叶集选》和他后来补译的其他万叶和歌, 计划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作为单行本出版,这也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这位卓绝的学 者、翻译家吧。 一九九○年九月九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