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面(3) 鉴于第一次瞻仰时贺子珍没有看清毛泽东的遗容,她的女儿、女婿建议让妈妈 再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但医生都不同意,没有去成。这样,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 年多,只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一次,也就是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路上,看了一眼天安 门和人民大会堂。以后,直到她重返上海,再也没有离开过301 医院的病室。 由于种种考虑和原因,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又返回了上海。这时,治 好病重新 工作的希望也越来越小,贺子珍又远离自己的亲人,在病榻上,继续度着寂寞 的暮年岁月。 在贺子珍返回上海后,李敏知道妈妈思念她心切,曾专程到上海看望过一次, 但这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因为两个孩子正在上学,需要有人照料,她不得不赶回北 京。 时间一天天过去。 到了1984年4 月15日,正在生病躺在床上的李敏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告诉她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带病勉强爬起来,同孔令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奔机场去。她在飞机 上心情沉重,本来有病的心脏现在跳得就更快了。她脸色苍白,用手捂住胸口,竭 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家里人安慰她,并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 飞机到达上海后,李敏一家坐着已经等候在机场的汽车,直奔华东医院。 听了医生对贺子珍病情的介绍,看到病重的妈妈,李敏心里很难受。她看到, 妈妈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她难过得要落泪了。 贺子珍看到女儿一家都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 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好。” 李敏俯身靠近妈妈,细声地说: “妈妈,你好吗? 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 为她看病的医生。 李敏又问: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啊? ” “我肚子痛。” 这时,贺子珍的神智一直非常清楚,只是显得十分衰弱。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贺敏学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 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他说:“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 用,这个药费由我来出。” 医生表示,只要能有利于抢救贺子珍,是不怕费钱的。于是给贺子珍马上服用 这种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果然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 以后两天,李敏和贺敏学两家人天天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更清 楚了。她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 给外孙女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 谁知这是危重病人的回光返照。4 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体 温两次升高,人处在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 候着。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她享年75岁。 亲人们拥到她的床前,流着泪同她的遗体告别。看到母亲就这样去世了,李敏 万分悲痛。 听到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特地前来向贺子珍遗 体告别,并慰问她的家属。 贺子珍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这些事都得由中央决定。当中央办公 厅请示邓小平时,邓小平说明确地表示: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的 葬礼定了规格和级别。 4 月25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里举行了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 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送了花圈。白栋材、王芳、 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琮英、刘英、彭儒、 钱希钧、孔从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 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 新县的党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厅内。 李敏一家1984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子珍骨灰安放仪式上。贺子珍的遗 体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 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 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 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 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贺子珍的遗容舒展、安详,如同静静地睡着了一般。 贺子珍的遗体在当天下午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回北 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 革命公墓。 一些没能去上海参加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的老战友、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 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 命子弟,认识贺子珍的和不认识贺子珍的都来了,他们要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最 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