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出山”(1) 听了陈毅的汇报,中央指示:恢复朱德、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 东重新“出山”,仍为前委书记。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著名的红四军九大在闽西上 杭县召开。 中共红四军七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 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 1929年8 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 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 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 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 回中央。 8 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 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 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 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 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 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几天后,陈毅也到达上海。 8 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 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 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 月21 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 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 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 的训练班。 9 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 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封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 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 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 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 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 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 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 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 的批评。 陈毅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也坦率地谈到自己 的错误。这时他刚满28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他心情沉重而十分诚恳地对毛泽东 说:“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部队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 支持你的意见。” 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 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表示他在红四军 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毛泽东的手和朱德的手也重新握在了一起。从井冈山和朱德、陈毅相识,毛泽 东还没有这样动情过。 11月28日,毛泽东写信报告中央:“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 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 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 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 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后来,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 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 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 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 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 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 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 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 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