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人院(1) 几个彪形大汉把贺子珍关进了疯人院,这给她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岁月蹉跎, 噩梦终究要过去。 1941年6 月,德苏战争爆发了。战争很快改变了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 战争初期,德军快速推进,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他们把莫斯科包围了起来。 莫斯科 人几乎断炊,每天只能得到很少一点面包,很多人饿死了,一些从中国来而没 有走的同志,也饿死了。 在德军合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的机关、市民紧急疏散。东方大学已经停办。 国际儿童院则搬到伊万诺夫市去。没有回国的贺子珍、娇娇还有她的两个哥哥岸英 和岸青,都随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市。 在儿童院撤离之前,贺子珍看到了莫斯科遭受轰炸的情形。德国的飞机像蝗虫 一样一批接一批地轮番在莫斯科市的上空掷炸弹,市内的高射炮不断地对空射击, 炸弹、高射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许多房屋的玻璃都震碎了。 伊万诺夫市离莫斯科有好几百公里远,这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严寒的世界,常年 冰雪不化,雪是下了一层又一层,一年中有大半年是在天寒地冻中度过,一般是零 下四五十度的气温,使人觉得似乎空气都冻成了冰块。 这里的人们穿着又厚又长的皮大衣,戴着深深的大皮帽,可是一出门,寒气马 上穿透皮袄,直刺筋骨,浑身透凉。 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为前线服务。这是 留在后方的苏联人民,包括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侨民的中心任务。 这样,原来每月70卢布的津贴已经停发,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已经停止。贺 子珍同其他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去买配给的口粮。 妇女一般的任务是打毛衣,定额是每个月打一件毛衣,每周打三双袜子。打毛 线的活难不住贺子珍,她在老家永新的福音学校女部学习时,手工劳作课学过打毛 线活。这里发下来打毛衣、毛袜的线比较粗,应该是好打的,但因为数量多,要按 时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很轻松的。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饥饿。在苏联,儿童历来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在食物极端匮 乏的战争环境,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娇娇和她的两个哥哥,每天可以吃到500 克白 面包,有时还有一点土豆,肉是不可能有的,这已经是优待了。 可是,贺子珍呢,一天只能得到300 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没有副食,没有油 水,这点粮食,不用说分成两顿,就是一顿,贺子珍也吃不饱。有一次,她实在饿 得太厉害,拿着一天的口粮,走出商店没有几步,就三口两口吃掉了。 此时,在中国的延安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由于大生 产运动的开展,人们吃饱肚子已是不成问题。 而在苏联的贺子珍,开始时由于在身边的女儿娇娇还小,这点定量可以装饱她 的肚子。可是她的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就不够了。两个小伙子经常带着饥饿的肚 子,来到贺妈妈的身边找吃的。贺子珍一贯慷慨大方,体贴别人。现在,她看到两 个面有饥色的孩子,于心不忍,硬是从自己可怜的定量中抠出一些来,留给他们吃。 她还打起娇娇的主意来。她把娇娇的口粮从国际儿童院领回家,让娇娇同自己 搭伙吃,为哥哥们再节余出一点口粮来。 在忧郁、疲劳的神色中,此时的贺子珍脸上,又增添了饥饿带来的青黄色。 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在打毛衣之余,又开荒种菜。在战争的年月,在后方的 苏联人民,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补充食品供应的匮乏。 贺子珍拖着羸弱的身体,用锄头一点一点地刨开那像石头一样硬的地,把它打 碎,堆成两个菜畦。两个男孩在课余和假日常来帮忙。 贺子珍由于从小不会种庄稼,只好在第一年把两个菜畦全种上胡萝卜。她不懂 得间苗,肥料又不足,因此长出来的胡萝卜,小得就像刚出生的小耗子。 然而就是这些长不大的胡萝卜,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甜蜜与欢乐。 这时的贺子珍,也无法去实现过去的革命理想,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 主妇。她不得不调动起她的全部精力,为了吃饱肚子活下去。原计划在苏联学好俄 文,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现在也全部落空了。 由于体力劳动的繁重,贺子珍的手也变了,变得异常粗糙,裂开一个个口子。 她的脚型也变了。来到苏联以后,她也跟着穿上窄小的高跟鞋。穿这种鞋,长时间 地站着蹲着干农活,她的脚趾严重变形,大脚趾骨节处磨出了一个老茧,像个大气 包那样突出出来。 穿上鞋后,脚疼得厉害。每次贺子珍下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甩掉那双高跟鞋, 抚摸疼痛的双足。 这时,贺子珍的身子瘦得像麻杆。她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那是在长征路 上负伤,失血过多造成的。如今过分的劳累和营养不足,使她的贫血症状又有所加 重。她蹲在地里干活,经常眼前发黑,金星直冒,站不起来。她每天晚上躺到床上, 全身像散了架子一样,再也爬不起来。可是第二天,她仍然撑着瘦 弱的身子,忙 前忙后,为儿女们操劳。 贺子珍与娇娇(李敏)在苏联。此后,娇娇被迫离开母亲,重新回到国际儿童 院去住宿,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漫漫长夜,孤灯独照,贺子珍感到格外的冷清。 她突然强烈地想念起女儿来,恨不得马上见到她,拥抱她,但是她克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