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人院(3)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 很多年以后,提起在精神病院两年多的生活,贺子珍仍然感到极为恐怖,眼睛 里充满愤怒,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她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抱着希望找医生,找领导,诉说自己没有病,哀求他 们让她回 去,照顾大病未愈的女儿,说女儿离不开她。 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她说的这些都没有用。不会有人相信她、理睬她。因 为人们都把她当作疯子,疯子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 于是,她只好沉默下来,不再说话了。 这家医院把她作为精神病人来治疗,每天强迫她服用各种药物。开始,贺子珍 对孩子们还牵肠挂肚地思念,情绪平静不下来。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后,她这种对儿 女的思念之情,变得淡漠了。 医生们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服用了这些药以后, 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沉,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以后,脑子仍然 是一片混沌渺茫,脑袋沉重得像压了一个大磨盘。她不想吃饭,也不想说话,人也 不想动,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她觉得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模糊,那么遥远,也懒得去想它。这家 医院里既没有书,也没有报,她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成了一架只会吃饭、 睡觉而没有思想的机器。而做到这一点,正是精神病院的治疗目的。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了,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 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不得不日夜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逐渐地,贺子珍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 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 自己昏沉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顺从听话 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贺子珍打定主意,便装出一副很配合医生治疗的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她对医 生说,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光吃药就行了,不要打针了。 医生看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便同意把针药停掉了。实际上,贺子珍并没有把 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里,病人每天几次服药都是护士送。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 药吃下去,并张开嘴检查后才能离开。贺子珍装模作样地吃下药,等护士一走,她 又把药片吐出来,等上厕所时悄悄地用水冲走。 慢慢地,医院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后,能够周密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有步骤地采取相应的 对策,这表明她的神智是清楚的。她被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是不公正的。 她在精神病院里住着,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过去和计划未来。对于自己到苏联 来,她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更加感到此行是人生的最 大的失误。 过去,她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到处都可以学马列主义,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 现在想想自己,虽然是到苏联来了,但学到了什么呢?还被关进了疯人院。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 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 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 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当时自己怎么就听不进这些 话呢? 贺子珍最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 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 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 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陈正人和彭儒在井冈山时就与贺子珍相熟,相处比 较好。毛泽东几乎是动员了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劝说贺子珍回心转意的人做她的工作。 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不知道珍惜夫妻间的感情,结果,让江青钻了 空子。 贺子珍还后悔自己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 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 很难堪。 实际上,当时解放区不断扩大,并非只有一个延安。自己回去后,完全可以到 前线去,到敌后去工作,实现自己多年所梦想的做群众工作。 应当说,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只是人生乐章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它的全部。 再说,在解放区,女同志同领导干部离婚的事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不听毛泽东 的劝告,执意到苏联去,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作为贺子珍来说,并 没有主动提出与毛泽东离婚,她是爱毛泽东的,她在感情和行为上完全没有做对不 起毛泽东的事。回国后,贺子珍如果对毛泽东还保留那份原来的真挚感情,可以独 身,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如果自己觉得生活孤独,需要 有男同志照顾,也不妨可以与他人再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