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盛世危言》(1) 13岁到15岁时,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还是努力找书读。他同斯诺 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 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 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 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 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 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 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 —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 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 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 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小学。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 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 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 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 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 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 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 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 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 “隐于商”,是作“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 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 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 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完全不同于那些洋务官 僚,有自己对国事的独到见解。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 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 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 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 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 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 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 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 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 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 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