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服曾文正”(3)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 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 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 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 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 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 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 月 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 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 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 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 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 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 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 》,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 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 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 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 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 文影响清代300 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 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 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做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 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 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 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 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 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 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 》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 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 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 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 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 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 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 少。”看来,毛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 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 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 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 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 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 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 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 国藩的在内容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 在1917年8 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 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 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 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 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闿 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 败。”说的是曾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还不如他的部将。事实也正是如此。战 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 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 员群众的,是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 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 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 里大做文章,《讨粤匪檄》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