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4) 1920年4 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 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 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 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 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 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 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 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 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 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 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 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 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1930 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 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 也能解决问题。”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 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 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历史 主义的态度。特别是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 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 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 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 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响应研究 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 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在1939年2 月 间,毛在陈伯达的一封信和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 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 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以及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毛泽东是政治家,又 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 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 长期习惯)。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 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 了”。“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 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 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 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 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 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 语·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 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则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 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 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 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关于中庸 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 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 质”。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 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 ‘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 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 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 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