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读后) 在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 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 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 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 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 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 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 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 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 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 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 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 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显然,中 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 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 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 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 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 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 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 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 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 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 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 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 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 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次到苏联外, 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 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 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大跃进”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 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全国解放后,显然对 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 四史》。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 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 手拈来,俯拾即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 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 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 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 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 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 内皆兄弟”,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等 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 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 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 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外王” 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 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 “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 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 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 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 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 “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 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 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 ’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 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 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 条“实学”发展的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 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 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 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 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 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