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或“普通人”的世纪(4) 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 量,工业化时代的中产阶级也在市政建设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希腊的经验 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但是,现 在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 其独立性受损,人们不禁担忧,美国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进入了组织体系之内,他 们如何在体系内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如何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传统? 应该看到,尽管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传统的个人主义消退, 美国中产阶级文化逐渐滑向享乐主义,但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脉络在20世纪并没 有断裂,在民主的体现形式——“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方 面他们并没有全面退隐。这又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隔绝、分散的 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教育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也造就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当然,教育本身 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意识的产生。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中产阶级直到现在也 没有能够在政府中赢得一个民主程序。受过良好教育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中 产阶级以其反民主的情绪而著称。再者,如果中产阶级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变得越来 越注重技术、管理和职业,那么大学教育本身与其说是促进民主的新形式的产生, 还不如说只是有助于把个体关入新的奴役的“铁笼”之中。按照马尔库塞、阿伦特 等当代大学教育的批判者的观点,教育课程已经朝纯粹的技术和职业训练转移,而 且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自由艺术和科学。大学教育将不再导致知识分子扩大,而是产 生狭隘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有大量拥护者,但是,近年来,以 格拉斯曼为代表的学者却在部分肯定了这些观点的前提下,指明了美国大学教育课 程设置对民主造成积极影响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方向。Ronald MGlassman,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7) 一方面是反主流文化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典学科作为非职业爱好一 直没有消失,这使民主意识得以传承。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加入课程中的科目 集中在当代社会问题上,例如环境污染、家庭和军事冲突、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伦 理(以及关于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科目)、人类的性、“个人调节”等方面。黑人反 叛、妇女运动同样对课程设置产生了冲击。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冲 击下,大学课程变得更有弹性,“反主流文化”运动其实并没有给20世纪60年代的 大学生带来稳定的职业,也没有改变它曾经反对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因为尽管它试 图推翻一种旧的价值体系,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建立统一有效的思想 内核,因此,它无法取代旧的价值体系的地位。最终,当“垮掉的一代”步入他们 的成年时期,他们已经开始回归传统。 到20世纪70年代,旨在重建经典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的运动兴起。学生选择了 大量的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作为他们的非职业教育的核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巴赫、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等古典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仍然稳稳地在大 学生的非职业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受过这样教育的学生正是作为新出现的中产阶 级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他们都或迟或早地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熟悉一些伟 大的音乐和艺术,接触到哲学家的逻辑和怀疑主义、神学家的伦理道德、科学家的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社会科学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文化意识。这种教育尽 管不会必然地导致民主的世界观,但是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主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困境所产生的影响。当代工作世界和社会领 域强大的压力迫使现代的个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在社会领域遭遇到的广泛的 个人困难迫使个人十分严肃地对待大学提供的社会科学、生活调节和哲学—神秘主 义—道德课程。个人的亲属关系、个人身份、婚姻和家庭纽带、共同体瓦解、道德 沦丧、环境毁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摆在当代学生和成年人面前,促使他们从 事一系列严肃的非技术的考察研究。不仅大学寻求开设相关的课程,而且公司、政 府也已经聘用顾问来帮助他们的雇员(选民)应付个人的亲情、权威、冲突、酗酒、 滥用毒品、离婚、中年危机、性别冲突等问题。公司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要 追求利润就必须要有具备合作精神和生产能力的雇员,公司为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不 得不被迫帮助促进个人调节、性别互动、自我意识和人道主义道德等。新中产阶级 不能在一个只有技术、管理的现代社会存在,因此,教育还必须与生态学、哲学、 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相结合,而且应该发展个人意识,这也是传统思想得以传承的原 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