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4) 在谈及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 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 ),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 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的道路,是一个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过程, 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 )。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 济改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 的条件下,外源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压力。罗荣渠:《现代化 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第123 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前者,而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者, 韩国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与社会转型早已为人们熟谙,但对于中产阶 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却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正是由于韩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社 会转型孕育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 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不同,韩国中产阶级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而其产生、发 展及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是沿着商业化—工业 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旧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 人等)出现、老中产阶级衰落、新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 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 为职业,中产阶级也发生了有产到无产、由雇佣到被雇佣、由独立到依赖相对较为 明显的变化。Mills,op cit, pp64~65而韩国中产阶级产生伊始就走的是 另一条不同的路。诸多研究表明:韩国的中产阶级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 中产阶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级壮大、旧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况, 而是呈现为新、旧中产阶级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Hsiao HsinHuang , op cit,pp24~50也就是说,韩国中产阶级的异质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强。 根据韩国社会学家洪斗承的研究,韩国中产阶级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具有渊博 的专门知识和高教育水平的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担任专门职务的人和在政府、 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的人,称为中上阶级;第二,由技 术水平略低,教育和训练时间不特别长,从事一般专门工作的被雇佣者,在政府和 民间企业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人构成新中间阶级;第三,在职业种类中,分散于各行 各业,由本人、家族成员,必要时雇佣的少数帮工,开展个人事业的专门技术、买 卖活动、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独自经营的手艺人等构成旧中产阶级。洪斗承:《 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展望》,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第62~ 64页。由于韩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因而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 变式社会变迁,因而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 的不同,也就为说它是后发展国家阶级结构变迁中中产阶级的典型,是另一种模式 的中产阶级。 这种经过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骤变模式,还使得韩国中产阶级具有了一定程度 的突生性。这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一 种尴尬位置和两难境地。转型前的韩国是典型的儒教传统下的农业社会,虽然韩国 文化在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进行了积极的应变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儒教文 化”,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东方儒教与西方基督教的结合,其本身就内含张力与矛 盾,这也使得新生的韩国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在生活方 式与地位获得上,消费选择中的一个近来不断重复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方式(东方 与西方)之间的压力,传统与现代压力下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有文化的”与“炫 耀富有的”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压力,即在那些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位置或一个人 的相关地位时遵循传统方式看重文化还是更看重经济标准。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 “炫耀式消费”就可能并不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前卫。在家庭生活中,虽然核心家 庭也在不断增多,但更多的中产阶级还是为传统的家庭及其各种复杂的关系所困扰。 甚至在婚姻选择中,虽然受自由、民主的现代观念影响,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 巩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不得不牺牲感情而求助于传统的婚恋模式(如媒人介绍、亲 友介绍等)。“在韩国合适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 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 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对许多韩国人来说爱情这一西方概念与西方没有同样的相关。 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Lett,opcit , pp 198 ~199 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如阶级联姻等机制,正如昔日的两班一样, 走到一起,这可在韩国中产阶级中看到,家庭地位得到保证。这种两面性可能是正 在形成中的第一代中产阶级必然要面对的阵痛。 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在韩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它为经济 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腾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由于政治体 制改革滞后,这种国家威权主义政治也面临着两难困境。罗峰:《韩国文化与现代 政治转型》,《韩国研究论丛》(第6 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第111 页。对这种权威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它在政治上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 政治风波叠起,民众参政意识与参政热情高涨,这样韩国新兴中产阶级政治参与也 具有了积极、激进的时代特征。虽然有研究表明,在危及社会安定的关键时刻中产 阶级会收回他们的政治热情,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热情是有限的、被动的,甚 至有可能是暂时的,因而他们的政治角色应该是机会主义的两面派,但不可否认的 是,韩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中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仅就这方面而言, 也与米尔斯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 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 Mills,op cit,p322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那些尚在怀疑中产阶级能 够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力量的人提供了一个反例。 从韩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及其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现代化道 路,不同模式的社会转型形成了两种相异的中产阶级:一种是先发、内源式现代化 下渐进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 这种类型的中产阶级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这种模式已经得 到广泛的研究并基本定型;另一种就是后发、外源式现代化下骤变式社会转型中的 中产阶级,韩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也将承继此种模式 (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由于其突生性、复杂性加之尚未明朗化,因而 会成为未来中产阶级研究关注的中心。